古典美学复仇三重意境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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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中的一朵“奇葩”，其古典知识储备深厚，小说充满别致的古典韵味，极具传统意境之美。本文将从意境的发生脉络写起，简单介绍意境的来源和历史发展，以及发生诗歌和绘画中的意境如何与小说结合起来的历史知识性的解释。意境的来源不仅仅在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它更多的来源应当在于文化的融合发展的河流当中，由此而来的中国古典意境包含了先人们的智慧，所以在此要写出儒释道三家文化合流而孕育的意境文化，以及它们对汪曾祺及其小说的影响。意境的发生是意与境的结合，是感情流露和承受载体的有机结合，是由意象载体所表达的更广阔的意境世界。汪曾祺主张“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分析其小说要从语言角度来解说语言如何让意境更加丰满。

【关键词】汪曾祺；意境；意象

一、中国古代意境的发展

意境最初是广泛运用于诗歌和绘画艺术中的传统艺术理论，直到在现代才进入小说中。小说在起始阶段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市民文学，清末发掘出其使用价值与教化价值，加之白话文和平民文学的推广，使得小说有一套意境理论的支撑。京派作家的诗化小说更是使小说的意境迸发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

（一）意境发源概说：从诗歌到小说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独创。意境这个概念，最早是用在诗歌之上的，在唐代之前没有出现。但早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有相关概念，并为之后的诗境提供一种启迪作用。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文学创作论发展了庄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唐朝以前，这两位大家对意境发生的贡献最大，其余文论家在他们基础上的发展，为意境概念真正的显现做出贡献。意境的概念在唐朝被真正提出，是由于印度佛教文化在古代中国被大量传播，佛经典籍翻译成熟，五境、境界和幻灭境等字词的使用频率增加，为王昌龄的意境发生论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唐宋两朝对意境的拓展，意境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意境在诗歌领域站稳了脚跟。元明清有关意境的描述也颇丰，王夫之的“情景融合”，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对意境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王国维认为，只有美好的作品里才会出现意境。他对意境的要求分为以下三种：一是要有“言外之意”“玄外之响”；二是艺术创作必须具有真善美的观念，非真情不可寄托，非真景不可描述；三是重神似，不重形式。从庄子到王国维，意境的概念主要还是运用在诗歌。意境从诗歌到小说，最早是由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提出来的，但是小说意境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由叶圣陶先生提出来的，他说：“构成意境和塑造人物,可以说是小说的必要手段。”[1]小说意境的形成不仅在于梁启超和叶圣陶的正名，还在京派作家对小说意境的重视。周作人和废名提倡的诗化小说的本质追求就是小说的意境，而诗化小说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讲求小说的画面感，即绘画感，这就为小说的意境注入了诗歌与绘画的双重性格。

二、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孕育的意境世界

传统文化河流源头并不单一，就传统中国来讲，儒释道三家共同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国古典意境理论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儒家的伦理姿态、释家的平心见性和道家的自然无为都为汪曾祺小说的意境注入了传统的魅力，同时汪曾祺对三家文化合流之下的意境文化形成了个性化的解读。

（一）儒家：庄严正宗的意境世界

汪曾祺说他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有传统的抒情人道主义者的风范，用伦理道德践行他的儒家文化观念。他小说里构建起来的意境世界可用庄严正宗来概括。在其眼里，孔子并非是整天宣扬仁义道德的人，而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间至圣。其创作完美的、继承了儒家伦理中的通情，其作品人情盈然，可谓是庄严正宗的意境世界。儒家文化并非直指一个方面，在不同角度看到的儒家文化是不同的，但是这不代表儒家文化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恰巧儒家文化明确的定位在于人情。儒家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的出世和处世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这里明确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复仇》中，旅人受母亲的教导，接受了在儒家传统观念里面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固有的伦理姿态：复仇。就传统道德来讲，这是遗腹子生来的责任与义务，也叫作孝道。《复仇》里旅人怀着对亡故父亲的怀念和对母亲的爱，用尽半生来追踪仇人，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的孝道。但是旅人在遇见仇人那一瞬间选择了放弃，不是对孝道的批判，也不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而是体现了儒家至臻的人生美学：人情。人与自我的关系在此体现，旅人在遇见仇人前，都是为了复仇，这种愿望承载着传统伦理观念，承载着几千年来的孝道，但是没有对自身有任何的说明，没有体现自我态度和价值。旅人前半生的喜怒哀乐之未发，直至放弃的瞬间，皆中节。儒家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观念中仇人应当被杀，这不仅是道德的束缚，更像是一把挣脱不开的枷锁。而人生则告诉他，人活着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便是儒家追求的人生境界。这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就在于旅人剑上的锈花，在庙外的石头上开出涓涓的花。当旅人看见和尚手臂上的刺字，回忆起自己为不记得模样的父亲和头发花白的母亲耗费了自己半生。并不是说，为了双亲不值得，而是想强调自己应该出复仇的世，像儒家倡导的那样，心怀万众。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兼济天下的志向来源于儒家，儒家思想在他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深刻。儒家文化所追求的境界，就是汪曾祺小说体现的庄严正宗的意境世界。

（二）释家：冲淡平和的意境世界

源于高邮的传统文化，汪曾祺的作品离不开佛，即使在今天，高邮的佛教文化依然兴盛。佛家的文化在于一个忘字，入佛而忘了前世的冤孽罪恶，即使和尚手臂的刺蓝依然在，但是佛性使他全然忘却这场旧世冤仇。和尚和旅人不同就体现在，和尚的豁达从容，洞晓世事，对旅人的来临毫不惊讶。汪曾祺描写的佛字的背后，是一种空灵的境界的，纯净无瑕的意境。平常心即是佛家的“见性”，其小说中肆意汪洋的冲淡平和便是禅的本质精神艺术化的语言形态。这种合乎自然诗意的，不加装饰的平淡便是一种协调。其小说不刻意去营造结构，看似了无章法，但这种随意的背后隐藏着小说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教导下，汪深知小说的一切都是为人物服务的，小说是围绕人来写的，而人物是怎么样的，人物的命运又将如何是体现在他所处的环境中的，在《复仇》中就体现为小说对寺庙的描写当中。小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佛门清净图，从山中景致到寺庙装饰，从红花绿叶到青灯素烛，都展现出了佛家的清净圆融。正是佛家文化的平淡圆融才使得汪小说中始终带有佛家的冲淡平和的意境。

（三）道家：自然和谐的意境世界

道家要求一种自然无为，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的“虚静”“物化”“得意忘言”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道家的思想境界在于要求人要认识自己，从心来看待自己，不要为莫须有的世事劳累自己。旅人不知道仇具体在哪里，要怎么报，只知道这是血海深仇。在和尚那里，这仇化为錾子在石壁上的丁丁声。和尚和素烛是化为一体的，在这丁丁声中随风而去。旅人来到和尚身边，也化为了这深山里空灵的丁丁声，正是庄子所谓的“得意忘言”的意境。当人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往往选择道家的方式来抚慰自己。俗语有言，青年时从儒家，中年从道家。当人生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压过了对作为独立人的生命价值的时候，就需要思考自己的价值何在。道家提出来清静无为的生活态度背后的旷达超脱，也是汪小说中倡导的和谐。《复仇》开篇写道：“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不怨外界带给我们伤害，并与之取得共生，把仇恨化解到虚无的境界。放下剑的一瞬间，也是旅人触碰到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一瞬间，在此之前他不是没有疑问，而是把世界给他的束缚放到了自身生命之上，是把遗腹子的身份放在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之上。人的生命应当自己把控，顺应天命，遵循自然的法则，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大自然，才能充分体现出温暖的人性，而这种人性恰恰是大自然的杰作。

三、典型形象与意境

意境的产生需要物质载体，对于物质载体和宏大意境的形成需要情感升华，通常大家选择一个意象是需要体现小说的本质，必须让此意象承担起小说整体情感。汪曾祺小说选择的意象不仅仅是在此关系上形成，也作家个人的气质与生长的环境契合。

（一）意象与意境的关系

庄子的学说里就有“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的说法。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提出“境生于象外”，说明意象与意境的关系，即意境是在意象载体的形式中出现的，比意象内涵更加深刻的宇宙生命图景。意象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形象思维生发的虚实结合、情景融合的艺术形象；其二是情景交融升华而成的艺术表象。《易传·系辞》中说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也提到“意”只有依靠“象”与“言”才能充分表达出来。由此可见，“象”是达意的主要形式。古人认为“言”与“象”是达“意”的手段，而当“意”已经表达出来的同时就可以去掉“象”这个物体本身，更多地去理解“象”背后文化所赋予它的深层含义。意境与意象的概念是有重叠的，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向外延伸的范围大于意境，而意境的内涵远远超过意象。我们通常对意境概念的概述是意境是由多个意象排列组合形成的具有更深层次的意境世界，意境的内在含义是远远大过意境的，它创造出了丰富的宇宙生命图景，给人以“味外之味”的美学审美体验。汪曾祺小说以诗化、散文化为重点，其作品中有许多鲜明生动的意象，营造了意蕴非凡的意境世界，研究其小说意境需要分析这些具体的意象，才有助于整体把握其小说构建的宏大的意境世界。

（二）典型意象载体的具体分析

典型意象载体的标准有四，一是要汪曾祺熟悉的东西，二是要具有美感，三是要符合小说整体立意，四是要有文化所赋予的深意。汪曾祺作品中寺庙可见一斑，其小说中的寺庙基本都有原版，善因寺、承天寺、镇国寺等八大名寺，给了高邮人独特的文化体验。佛家文化中清净、不争的精神深刻融入了汪曾祺的性格当中。寺庙是一个整体概念，它不仅指寺庙建筑，也泛指一切能与之相融的意象群体。例如，烛在我国古典意境中代表光明，牺牲和奉献，而素烛则有佛家亲切感。素烛映射出来的是一种所求非求，所得非得的境界。《复仇》里多处写到烛火跳，这种跳掩映着旅人的心态，烛火引起他对母亲的怀念，对复仇的怀疑。在复仇的道路上，旅人和素烛的形象有十分的关联，烛在照亮自身也照亮周围的一切，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前提。旅人复仇的道路与烛牺牲有着密切关联，为了背负母亲的期望，他不惜牺牲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以此为人生使命。和尚在这里作为规劝旅人放弃复仇隐藏意象，其代表的境界是一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意境。劝旅人放弃仇恨，不要执着于妄想。而小说开头描写到素烛，蜂蜜，和尚就隐藏着一生，暗示旅人最终放弃复仇。剑是复仇的象征，磬是和谐的比喻。旅人的与生俱来的是母亲给的剑和手臂上融入他生命里的刺蓝。剑在中国传统意境里就有行走江湖，浪迹天涯的美感。旅人在人间追逐仇人，只为剑能刺穿仇人的胸膛。磬敲打着旅人躁动不安的心，有空灵，静寂的意境。剑代表复仇，磬代表自我。磬本身是和谐的象征，在《复仇》当中磬作为旅人最后的选择，代表旅人不再背负父母给予的人生，是汪曾祺小说《复仇》的中心含义，也是道家强调地面对自我，面对本心。自屈原起，香草美人在中国古典意象里的代表高洁。汪曾祺在江南长大，父亲是画家，花也自然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是灵魂的写照。花，代表女性的高洁，生命的轮回。《复仇》中有不知名的山花，有象征佛性的莲花。山花，是大自然恩惠的象征，是自然的境界。汪曾祺生母患病，依旧执着，坚韧，恰似山间野花生命强大，其小说旅人生母形象大概来源于此。莲花给予的不仅仅是高洁，更是解脱的愉悦。旅人陷在了莲花意象中，大声吼出来他不想在这里出家，明示其放弃复仇。《复仇》中花的意象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意境，花象征着年轻，也象征着衰老，山花是复仇之路上旅人的迷茫，莲花是旅人放弃复仇的坚定。

四、意境构成的主要形式

意境发源于诗歌，诗化语言在小说的运用显得意境自然迸发，赋予汪曾祺小说古典、宏大的意境世界。汪曾祺十分注重语言的形式，在语言排列中，显示出精心打造的随意，特殊的语言符号组合就是意境的重要组成形式。汪曾祺古典文化知识储备丰富，内蕴深厚，其特点是诗化语言，而诗化语言的内蕴是意境。《复仇》里有一段意境迸发的新诗：人看远处如烟，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3]诗词的意境来源于作者对外物形象在脑中的反映，汪曾祺小说中深刻地反映着江南水乡的烟雨意境，水墨式的烟雨朦胧中出现的颜色便是人的欲望。人总是不满于自己的现状，想用各种方式寻找自己的意义所在，旅人复仇之路寻找自身的意义。有时候他迷茫到以为自己属于剑，此时颜色和欲望便合为一体，宝剑和仇人合为一体，旅人和和尚合为一体。汪曾祺的诗化语言的小说就在古典美之中展开，自然和谐。他曾经说过，他要写的就是美，就是和谐。作者能将他头脑中的意境反映在文字上，使意境能为诗化、散文化的语言润色。作者头脑中的意境在语言上得以实现是不容易的，也是非常能考验语言功底的，把头脑中的意境附着到语言上也需要语言的形式可以与之搭配，形成共鸣。诗化、散文化的语言最能与意境相融合。《复仇》的意境与语言形式的完美搭配，使得意境的发生与语言表现形式得以充分运用。由于意境先于语言形式的承载，它本就存在于形式之上，可以利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语言当中，于是诗化、散文化的语言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语言的形式之上，并且意境把这两者推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使之在整个小说的结构当中占据主体地位。

五、结论

汪曾祺受三种古典文化影响，其小说古典文学韵味深厚，其作品以儒家思想，抒情主义为主，强调人的价值，呈现出人间温暖的状态。其小说极富中国传统意境，本文从意象切入分析其意境，利用小说中几个典型形象来分析意境给小说带来的特殊韵味。此外，汪曾祺强调诗话短句的使用，诗化的语言与意境之间的关系密切，本文联系其语言的特殊性与意境的相互影响关系也做了一点分析。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郑玄.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作者:唐思 单位:西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