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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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碳中和碳达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我国居民消费的高质量发展，赋能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质量五个维度27个细分指标构建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通过测算我国2013-2020年30个省域绿色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就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在短期内会产生不利影响，抑制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但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却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同时，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绿色发展对高收入地区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都具有正向赋能作用，而对低收入地区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在短期内仍然会产生不利影响，但对消费升级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最后本文提出，政策部门对绿色发展考核不应“一刀切”，而是应该循序渐进，通过优先考核高收入地区，再稳步推进低收入地区考核，最终稳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

关键词：碳中和；碳达峰；绿色发展；居民消费

引言

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会议上再次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使得“碳达峰碳中和，实现我国低碳发展”成为我国政府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绿色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要任务，必然会对我国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消费本身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同样会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影响。从本质上看，绿色发展就是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必然会要求厘清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质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探明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其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并客观地制定我国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政府绿色发展政策，推动我国绿色发展与居民消费协同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相关文献综述

绿色发展和绿色消费是人类发展共同的目标，如何实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也成为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文启湘、文晖（2017）从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减少，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视角，提出了绿色消费是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路径，分析了我国绿色消费和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并提出了亟需全社会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形成新型消费模式，让绿色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和策略的相关建议。张志勇（2018）在借鉴国外低碳消费发展经验，在基于我国低碳消费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可行性举措和建议。湛泳、汪莹（2018）客观分析了我国绿色消费对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及意义。该研究认为，绿色消费是增强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手段，是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展的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必然选择，最后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协调发力视角提出了推动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李岩、赖玥、马改芝（2020）认为绿色发展是我国整个经济系统发展模式转换的重要手段，其内容涵盖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流通等各环节，政府需要打通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流通各个环节，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真正能够实现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带来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生产消费行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付伟、杨丽、罗明灿（2020）研究认为，推进绿色发展、绿色消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使命，并以绿色消费内涵、特征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绿色发展和绿色消费现状，提出了如何解决绿色消费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实现绿色消费发展的路径机制。陈奕奕（2021）利用2018年我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环境敏感度对家庭绿色消费的影响。该研究认为，居民环境敏感度的提升能够有效扩大家庭绿色消费总量和绿色消费相关服务支出，但居民环境敏感度对不同类型家庭绿色消费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相对而言，高收入家庭、低年龄家庭和城镇家庭对绿色消费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最后指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生态信息建设和培育家庭绿色发展理念。郑婧伶、徐炳全（2021）研究则指出，绿色发展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一种发展模式，是将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并提出了推进我国绿色消费发展，培植居民绿色发展理念的绿色消费路径。上述研究从我国绿色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发展与绿色消费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较好基础。但深入分析上述研究，发现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绝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基于我国绿色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发展与绿色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且大多是基于理论或描述性分析，鲜有研究从实证角度进行探讨。仅有的研究，如陈奕奕（2021）利用2018年我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考察，但该研究的不足也较为明显，主要是基于家庭对环境敏感度进行考察，而没有从绿色发展层面展开，同时也没有针对我国宏观层面上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探讨。进一步地，现有研究针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较为粗糙，一些研究仅仅从碳排放角度进行考察。因此，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期望从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也就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是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质量五个维度构建我国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进行客观测度；二是基于我国绿色发展指数客观测度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实证研究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规模和消费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丰富我国绿色发展与消费之间的研究，为政策当局制定科学合理政策提供必要的经验支撑。

2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说明

关于绿色发展的界定，目前文献中也存在较多争议，但共性是减少对资源的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加注重环境质量与生态保护。参照现有文献，本文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质量五个维度（一级指标），27个细分指标（二级指标）测度我国省域绿色发展指数，具体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在表1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设置基础上，本文借鉴马勇和黄智洵（2017）的做法，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鉴于熵权法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权重计算方法，本文不再详细介绍该方法。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关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度量单位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具体指标权重测度前，对所有指标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以减少指标单位差异带来的误差。
3实证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数据来源说明

（一）实证计量模型设定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建立绿色发展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实证计量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   （1）  （2）公式（1）（2）中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居民消费规模（Consume-scaleit）和居民消费质量（Consume-gradeit），解释变量Greenit表示各省域绿色发展指数，Controlit表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相关控制变量，uit表示误差修正项。

（二）变量及数据来源说明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规模和居民消费质量参照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衡量居民消费规模，采用统计局对不同类别商品的划分方法，将八大类消费品中文体、旅游、交通通信等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支出之和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衡量居民消费质量，反映居民消费升级情况。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指数根据表1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确定权重测算得到。影响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采用一般文献常用的做法，主要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信息化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衡量，居民收入水平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受教育水平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衡量，互联网信息化水平采用人均拥有移动通讯数量衡量，社会保障情况采用社会保险参保率衡量。上述数据除绿色发展指数根据表1测算得到以外，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的地方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中国教育年鉴》和wind数据库。针对规模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4实证估计及结果分析

本文关于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样本期选取2013-2020年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数据存在缺失或统计测度差异，未纳入样本中），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规模的影响效应为负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在短期内会产生不利影响，抑制居民消费规模扩大，而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显著，且存在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随着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视，在短期内会牺牲企业的利润，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导致企业会将这些由于环境保护和治理以及生态保护所产生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中，从而传递到消费者，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导致消费者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购买力水平下降，从而减少了当期消费，对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反而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点也可以从现实中得到佐证，近年来，政府对环境治理和低碳发展的重视，使得一些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发展的企业面临生存困境，而幸存下来的企业，一方面通过产业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由于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增加的成本转嫁到产品中，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维持企业发展。在此背景下，居民的普遍感受是物价出现了大幅度上涨。一些研究还指出，居民对榨菜和方便面消费的增长，预示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绿色发展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导致一些企业将污染治理和低碳发展的成本进行“转嫁”。但绿色发展却给居民消费升级带来了积极作用，因为绿色发展本身聚焦高质量发展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使得绿色、健康与安全的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如智能家居产品利用科技与时尚相结合，正从单纯提供功能性产品到场景服务转变，具备取暖、升降、学习等功能的智能茶几、一键控制窗帘开合比例的智能窗帘、可旋转移动的智能电视柜等，给消费者带来立体化、个性化、年轻化的产品和更便捷、更舒适的生活体验。因此，绿色发展对企业生产产生了倒逼作用，为居民消费者提供更具个性化、体验化的产品，推动了居民消费升级。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信息化水平和社会保障变量均会对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相比较而言，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情况对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的正向赋能作用最强，与收入决定消费理论相符合，而社会保障参保率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为居民消费提供了一定保障，随着我国养老保险的不断普及和商业保险日益引起居民重视，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为进一步探索绿色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以居民收入水平作为划分标准，将30个省域划分为高收入水平组和低收入水平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归为高收入水平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归为低收入水平组，再次就绿色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结果显示，绿色发展对高收入组样本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低收入组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却带来了不利影响，但对于低收入组居民消费升级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对于高收入组而言，其相对较为超前的消费追求和绿色消费理念，对于传统低质量、高耗能产品需求减少的同时，对于更高品质、更高质量商品的追求更多，产生了明显的替代作用，最终表现为综合消费规模扩大效应，这也可以从绿色发展对高收入组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得到印证。而低收入样本中，由于居民绿色发展带来了传统商品价格上涨，反而减少了居民消费，绿色发展带来了高质量商品的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低收入地区居民的消费，但这种消费仍然无法对传统商品消费减少产生完全替代和覆盖，导致绿色发展最终对低收入地区居民消费规模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与全样本估计得到的结果一致。但绿色发展对于低收入地区居民消费升级一样带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样与前文估计得到的结论一致，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与前文全样本估计得到的结果相似，无论是高收入样本组，还是低收入样本组，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仍然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关键因素，但相对而言，控制变量中除社会保障情况之外，其他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强度在高收入样本中表现的更强，而社会保障参保率却对低收入样本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更强，这也预示着低收入地区居民的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急需提高低收入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更需要提升低收入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以更好地激发低收入地区居民消费潜力。

5结论及启示

研究得到结论如下：第一，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在短期内会产生不利影响，抑制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其原因在于，绿色发展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消费者对消费品消费规模减少；第二，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绿色发展倒逼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以适应居民消费需求进行生产，推动了居民消费升级；第三，绿色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绿色发展对高收入地区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低收入地区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却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对于低收入地区居民消费升级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第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信息化水平和社会保障变量均会对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相比较而言，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情况对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的正向赋能作用最强，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变量。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得到相关启示如下：第一，绿色发展在短期内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规模扩大，需要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帮助我国企业快速渡过绿色转型升级的阶段性阵痛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同时不要对碳排放和资源利用效率考核操之过急，需要根据我国碳中和碳达峰进度，合理推进绿色发展步伐，以免给我国当前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阵痛期内外循环畅通带来剧烈冲击；第二，绿色发展对居民消费存在的区域差异性预示着政策当局制定和考核碳排放和环境保护的力度应该分步推进，首先应该对高收入区域加大考核力度，对于低收入区域的考核力度需要稳步推进，当低收入区域跨越绿色发展对居民消费规模的负向影响阶段之后，再加大推进力度；第三，绿色发展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当局应该积极主动拥抱绿色消费，尤其是在高收入区域，更应该通过加快绿色发展，来推动居民消费规模和消费升级双轮驱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宁杨 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