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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近几年来会计领域“从微观到宏观”研究的兴起,国内外学者们检验了不同的会计信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作用,本文试图从研究的发展历程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从最初用全部会计盈余信息进行预测发展到使用剔除了“非经常性损益”的盈余信息,再发展到使用资产减值信息,以及不同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减值信息,到近两年来的学者使用的固定资产原价增量信息和银行存贷款信息等。笔者试图挖掘每一类会计信息选择的内在理由和实现预测的方式和路径。
一、引言
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一直是会计学界的经典研究题目,自Ball和Brown(1968)开创性地将实证范式引入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以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大都是会计信息在微观企业和资本市场中的运用。而近年来,会计信息在宏观经济中的预测价值也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认为在之前的研究中,通常经济学界的学者关注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社会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会计学领域的学者关注的又是微观企业的决策和微观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割裂的,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从全社会经济运行的循环传导机制来说,宏观的经济政策会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微观的企业决策结果会体现到企业产出中去,汇总的产出变化又会让政府评价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这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实现了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间的联系和纽带。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宏观经济指标是政府制定宏观政策以及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指标,学者们和经济分析师们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能更准确的提前多期预测宏观经济的趋势。本文详细阐述了目前学者们利用了哪些企业会计信息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并详细分析了预测的实现方式和实现路径,希望能通过本文的分析,丰富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二、会计信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及实现方式
1.基于全部盈余信息的实现方式。Konchitchki和Patatoukas(2014)首次研究了会计盈余和GDP之间的关系,他们验证了上市公司季度汇总的净利润增长速度和未来四个季度的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接着又验证了会计盈余对GDP实际名义增速和预计增速差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在这两名学者随后的的研究中又运用杜邦分析体系测试了会计信息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作用,认为销售净利率相比总资产增长率来说能更好的预测未来GDP的增长率,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盈余信息对GDP增长的预测作用。国内的学者随后利用这一思路对中国市场进行了研究,方军雄等(2015)通过汇总2003年-2014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盈余信息来预测未来的季度GDP增速,验证了汇总盈余信息对未来宏观经济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宏观经济分析师在进行预测时是否很好利用了盈余信息,结果表明,越是经验丰富的分析师越能够很好地利用盈余信息进行宏观经济预测分析。罗宏等(2016)验证了同样的结果,并认为政府干预越强,预测能力越弱。
2.基于盈余信息持续性的实现方式。以上两组学者的研究方法较为相似,都是研究上市企业全部的盈余汇总信息和未来的GDP名义增速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没有对盈余内部结构进行拆分。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说,GDP核算的收入法角度是从微观企业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个方面汇总的信息来核算的,这里的营业盈余为了能体现当期的生产成果,扣除了企业会计盈余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卿小权等(2017)以此为基础从盈余的持续性角度出发,他们认为非经常性损益带有偶发性,不具有良好的持续性,并且许多企业在“带帽”(ST)与“摘牌”(PT)的压力下,主营业务能力又无法有效支持,常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保壳,很难用当期的数据对未来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所以,他们将盈余分解为非经常性损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实证结果表明非经常性损益大部分时候和未来GDP名义增速不显著相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和未来GDP名义增速显著正相关,并且比总会计盈余更显著。
3.基于资产减值信息的实现方式。至此,会计盈余信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作用已被国内外学者证实,但是仅机械的证明了相关性,没有对传导路径进行分析,肖志超和胡国强(2018)验证了两条不同的传导路径都可以实现宏观经济的预测:一是将“当期调整会计盈余——未来营业盈余——未来GDP增长”这一路径概括为“盈余传导”。二是开创性的从会计盈余的稳健性角度出发,他们反驳了之前的学者剔除了“资产减值损失”这一非经常性损益对未来盈余的影响,认为虽然企业会通过资产减值项目操控盈余,但是汇总层面的减值项目可以体现经营者对未来风险的预判,即不管是存货还是坏账亦或是固定资产的减值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和经营层面的信心不足,是对未来损失的提前确认,最终将这条路径归纳为从“当期资产减值-未来宏观经济风险-未来GDP增长”这一“风险感知”路径。
4.基于盈余管理的实现方式。由于短期资产减值可以转回,长期资产减值不能转回,叶康涛和庄汶资(2020)在上文资产减值信息对宏观经济预测研究的基础上,把资产减值分解成“短期资产减值”和“长期资产减值”两类,笔者通过对2008年-2014年的上市企业资产减值信息研究表明:在经济下行时长期和短期资产减值都可以预测未来宏观经济走势,但是在经济复苏时期,不可转回的长期资产减值就失去了宏观经济预测的能力。进一步,笔者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常常通过资产减值信息来进行盈余管理,为了扭亏为盈或是保持去年的盈利水平,以及新上任CEO等情形下都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实证结果表明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汇资产减值信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能力较弱。
5.基于盈余不确定性的实现方式。上述学者研究的途径都是从国民经济核算中“收入法”的角度研究传导路径,罗宏、陈坤等(2020)从“支出法”角度——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这一传导路径开展了研究。他们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当前企业间的盈余差异越大,那么未来企业盈余不确定性越大。这种盈余不确定一方面阻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减少了固定资本形成最终对宏观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盈余不确定性会使企业减少自身消费,同时减少股利支付、劳动支付,从而通过减少最终消费最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盈余差异越大,未来三季度GDP增长率越低,这表明了盈余差异在宏观经济中的预测价值。同时,检验结果还表明了,在经济下行时盈余差异对经济的预测功能越强,而且相较于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来说,企业消费和企业投资占比越高的地区,预测能力越强。
6.基于固定资产信息的实现方式。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最为明显,是最快速最直接的方式(DeLong和Summers,1991),固定资产投资对宏观经济的解释能力最强。马永强(2020)基于固定资产投资这一传导路径,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和2003年-2018年国家层面半年度数据进行检验,验证了企业当期新增的固定资产原值能反映当期的投资情况,从而通过影响固定资本形成最终影响宏观经济。之前学者的研究不管是资产减值还是盈余差异对宏观经济的预测都是预判风险的途径来预测宏观经济,上文也提到了风险感知途径通常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预测效果好于经济上升时期,企业管理者不但会在预判到风险时缩减当期固定资产投资,也会在预判未来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所以,汇总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信息可以在经济繁荣或是萧条时都具备良好的预测价值。进一步,笔者认为国有企业除了正常生产之外还要履行社会职能,在经济下行时往往受到政府干预需要逆势投资来给社会经济带来刺激作用,所以检验了较强政府干预下的国企和政府干预较弱的国企。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和政府干预较弱的国企固定资产原值增量信息都具有宏观预测功能,但受到较强政府干预的国企固定资产原值增量信息则不具有宏观预测功能。
7.基于银行贷款余额信息的实现方式。考虑到上述研究的样本都是上市企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会定期披露易于获取,且经过审计可信度较高。但由于上市公司在企业中比例较少,有国外学者将视野从微观企业的盈余信息拓展到了宏观层面银行的贷款信息,研究发现美国银行汇总的贷款损失准备和不良贷款信息可以对州层面的经济衰退有预测作用。马永强、吴年年等(2021)通过这一研究路径考察了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银行汇总贷款信息的宏观预测价值。他们认为贷款业务作为银行的核心业务,赋予了银行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多获取企业内部经营信息的权利,银行通过广泛收集债务人的信息从而做出贷款业务决策,这里便含有银行通过汇总企业信息从而对未来经济形势进行了预判。但是,由于监管政策、过度性竞争、以及政府干预等因素影响下,中国银行业风险应对机制与美国明显不同。美国的银行更多的是通过提高贷款审核门槛等事前措施来进行贷款风险管理,所以贷款风险溢价与未来经济风险并不显著相关。而中国的银行财务与审计由于存在过度竞争,盲目抢占市场份额等原因,导致中国的银行相较于贷前审核,更倾向于后期通过调整风险溢价来应对未来的经济风险,通过对2007年-2018年16家A股上市银行和157家非上市地方商业银行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汇总的贷款风险溢价和未来1-4个季度的经济风险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的确和美国市场的实证结果并不相同。美国学者研究结果一致的是,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信息和贷款损失准备也同样具备宏观经济预测能力。最后,作者认为,由于银行贷款包含的企业数量信息多于上市公司企业信息、基于债务契约银行可以对企业进行更客观谨慎的分析预判,所以相比于以前学者所使用的上市企业盈余信息,银行贷款信息可以更好地预测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三、文献评述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会计信息对宏观经济预测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目前企业盈余信息的预测作用已被学者们通过不同角度予以验证。近两年来,学者也检验了资产减值、固定资产原值、银行贷款信息在宏观经济中的预测作用。每一类会计信息都不同的路径实现了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但也都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例如盈余信息在预测时间上比较短,仅在未来3个季度显著相关,对于季度营业收入差异较大的季节性行业是否还有预测作用?学者们都没有对此进行检验;资产减值信息在经济上行的时候预测作用并不明显;银行的贷款信息是否会受到央行调息等其他宏观调控的干扰而降低预测效果?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深入讨论。同时,对于其他会计信息的预测作用还有待发掘,例如员工工资总额,企业缴纳的税费、资本结构、融资方式等方面尚没有学者涉及,今后仍有很大的空间等待学者们的探讨和研究。
作者:高灵子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