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性别教育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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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教育资源，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性别教育结合起来，是实现大学生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教育理念上，社会性别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加强对男生的性别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应该秉持整体的性别视角，重视经典男性文本的性别意义阐释，将前沿性别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同时，注意创新教学形式，引导学生感受文学作品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性别观念。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社会性别；课程思政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两性价值观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大学生进行社会性别教育，推动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性别观念，不仅有利于个体和家庭的稳定发展，也对社会思想文化氛围有着积极的建构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性别教育取得了长足的重视与发展。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其中“妇女与教育主要目标”部分提出“教育工作全面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大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全面推进，教师和学生的男女平等意识明显增强。”[1]。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承担着育人的责任和义务，蕴含了丰富的性别教育内容。作为距离当下时代最近的文学，当代文学还处在进行、发展中，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思想情感、审美心理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教师如何将现代性别意识春风化雨地渗透在课程教育中，应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方向之一。

一.树立面向全体学生的社会性别教育理念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社会性别教育，是指在文学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以课程为传播中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消除性别歧视、性别刻板印象，增强学生自觉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评价社会问题的能力，促进主体意识的形成，达到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首先需要树立在教学中融入性别教育的意识，与此同时，需要明确性别教育的对象———全体学生。上世纪60年代教育与性别的关系研究在西方起步，研究主体是女性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是女性教育不公的问题，男性问题基本不在考察之内。上世纪70年代，在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开始反思父权文化对男性的框定，男性研究、男性运动登上学术舞台。随着男性研究引起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性别教育研究开始将男生问题容纳进来，我国的学界将这一趋势称为“男生转向”。如今，兼顾两性的性别教育理念在学术领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但是在教育实践中，性别教育的对象往往依然局限于女生群体。女生作为“特殊群体”在教育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女大学生的恋爱观、审美观、心理健康、就业状况等问题的论文层出不穷，不少高校特设针对女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讲座。可以说，我国的女性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当前对男性的性别教育非常匮乏，男性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性别难题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性别困惑不是女生的专属，男生也会遭遇性别问题。以往提到“性别”单指女性的性别，实则男性也有独特的生理、心理，同女性一样，既有天赋的自然性别，也有文化建构而成的社会性别。长期以来，遭到封建父权文化压抑的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在父权文化的束缚下经受着无自我主体的悲哀。“由于压迫女性，男性也丧失了在男女平等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2]，父权文化每提出一条针对女性气质的规约，都会对男性气质提出相对的制约。在当下，人们发现男生在学业、体质、心理健康等方面正面临着种种困境，“男孩危机”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问题，针对男生的性别教育势在必行。此外，男性参与对实现性别平等起着重要作用。以往我们在性别教育中总是区别对待，认为女性作为社会的弱者需要特殊教育，而无需对男性进行教育。实际上，缺少了男性素养的提升，女生性别教育的成果便难以为继。例如，对于频频发生的性侵、家暴、情杀等惨剧，若一味强调女性被动的自我保护，而不对扮演加害者角色的男性进行教育，便无法在根源上杜绝其发生。可以说，只对女性进行性别教育，看似是对女性的启蒙和保护，实则是对剥离男性责任的默认，将性别不平等问题归结于女性的个人问题，忽视了社会结构在构建不平等性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暗藏着性别歧视的思维陈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性别，从种种谬误、封建、狭隘的性别误区中解放出来，平等地参与到反性别歧视的努力中。总之，女性关怀与男性关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性别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摆脱性别教育与男生无关的成见。高校文学教学应当秉持双性视角，不忘关怀男生在成长中关于性别气质、主体建构等种种困惑，进而引导全体学生的自审意识，培养以尊重异性为核心的性道德，以期培养当代青年健全的现代人格，建立两性平等和谐的社会。

二.深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别教育资源

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折射着中国性别平等之路的曲折艰辛。晚清时期，中国的性别问题作为救亡图存之民族国家话语的一部分被提出，中国的妇女由此迈出解放的第一步。“五四”启蒙主义首次发现男性与女性同样的个人主体意义，启蒙知识分子以文学作为打破封建旧伦理，倡导个性解放的利器。与此同时，一批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作家登上文坛，开启了现代女性文学的空间。此后，中国的性别书写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曲折历程持续发生共振。上世纪80年代，呼应着人道主义的主旋律，文学领域再次发出了男女平等、建构人的主体意识的诉求。90年代以来，专注于展现女性意识及其个体经验的女性文学迅速繁荣。进入新世纪，女性文学出现较明显的转向，呈现出从狭窄的女性意识走向开阔多元的性别文化空间的态势。如今，以社会性别理论对现当代文学进行解读，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师要深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性别教育元素，把性别研究的相关成果熔铸到教学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秉持整体的性别视角，重视男性文本中的性别意义。中国的性别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文学研究，专注于阐释女作家独特的性别体验、性别叙事特点。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从“女性主义批评”到“性别诗学”的转向，研究视角和范围扩大，批评话语的核心能指由“女性意识”拓展为“性别意识”。一方面，性别诗学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把男性文本和男性主体纳入了批评视野，性别开始趋向中立化，亦强调对男性的关注、关怀。另一方面，性别诗学“研究作者、作品及接受者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性别、种族、阶级、时代、经济、科技及教育等因素所铸成的性别角色与身份之间的交叉与矛盾”[3]，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边缘走向中心，使其更具广泛的现实应对能力。不过，性别研究与性别教育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延迟。当前，女性文学的性别教育价值在教学中得到了呈现，“女性文学研究”“女作家专题研究”等课程早已进入高等教育体制，而对男性文本的性别教育意义运用不足。倘若只将女性文学作为性别教育的范本，容易造成以下两个方面的缺失：第一，不利于全面、客观地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性别意义。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并非只有女性文本才蕴含性别意识，男性文本也具有丰富的性别体验和性别关怀。中国的性别对立本身不像西方那样激烈，中国的“妇女解放”这一命题，最初是由男性知识精英在探索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少男作家真诚地“代妇人言”，探索女性处境的历史文化生成，反思男权意识，创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也许他们笔下或多或少渗透着无意识男权意识，这也正为关照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性别意识的差异打开了入口。第二，不利于正视性别问题中的“两性共同责任”。正如琼·斯科特所说的，“孤立地研究女性，会强化这样的信念，男性的历史与女性的历史毫不相干”[4]。完全撇开男性文本，就女性文本论性别教育，容易对学生产生一种错误的暗示，即只有女性才关注性别问题，进而抑制了男生关注性别批评，检视和反思自身性别观的积极性。因此，在现代文学教学中渗透性别教育，需要在整体上引入社会性别视角，重视男性文本中的性别教育资源。具体要做到：第一，重视挖掘现当代经典男作家文本中性别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第二，针对男女两性在创作上呈现出的性别立场、性别心理、叙事方式差异，应该在互文性视野中予以考察，整合女性文本与男性文本中的性别经验，突出性别批评的两性平等价值。第三，从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将性别意识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建构、分析，将性别视角恰到好处地与其他批评视角（民族、国家、阶级、人性视角等）融合，推动性别批评的本土化实践。如此，可以为学生展现更加丰富、立体的性别文学景观，引导学生对自己和异性的性别进行理性认识，增强自我意识和两性和谐意识。

2.引入性别研究前沿成果。将学科前沿成果融入教学内容，这是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性质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批评理论在学界兴起，激活了对现当代文学的多元解读，尤其是打开了经典作品的性别意义空间。在教学中讲授经典文本的性别研究动态，不仅能够给学生带来最新的性别理念，还能培养学生的学术敏感，敦促他们以更敏锐的目光解析性别文本、性别现象，从而提升性别教育的学术水平。例如，学界对鲁迅《伤逝》性别内涵的研究呈现不断深化的态势。上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领域开始了“去政治化”，超越了政治革命的视野，将《伤逝》纳入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着重从子君的思想弱点探析女性悲剧，强调思想启蒙的重要性。90年代以后，研究者自觉地借助性别视角研究《伤逝》，使其性别文化意蕴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李怡《〈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名作欣赏》1988年2期）较早从性别权力的角度分析《伤逝》，论及两个重要命题：男性中心主义和女性自身的依附性。随后，不少研究者将作为性别文本的《伤逝》与作为启蒙文本的《伤逝》结合起来考察，透视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的启蒙话语的共生、分裂关系，将《伤逝》的性别研究推向深处。正如陈平原指出的：“作为教材的文学史，说到底是个人趣味屈服于集体意志。这里所说的‘集体意志’，包括学界共识、听众需求以及商业利益。”[5]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与学术前沿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且大多时候遵循一定统一的“标准”，很难及时体现个性化或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弥合学术前沿与教学实践之间的距离，成为教师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教师要摆脱对教材的依赖，对文本进行深入阅读，调动自己个性化的感受、理解；另一方面，教师要持续追踪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学术研究与教学进行对接，实现教研良性互促。

三.探索课堂性别教育的方法手段

文学是审美的艺术，在所有的人类精神活动中，文学是人类思想情感最生动、最形象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中的抽象概念，作家的性别思想诉诸于非理性的文学符号，结晶在动人的形象与意味无穷的情感氛围中。因此，在文学课堂中进行性别教育，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感受文学作品的深层肌理，与作家产生心灵的共鸣。当然，传统的“讲授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讲授法”并不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应该注重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导向，鼓励学生提出个性化的见解。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教学内容的性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下为笔者的教学方法建议，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体验式教学法。性别教育是一种生命教育，它以完善人的人格为旨归，无法通过知识点的梳理、讲解简单地传授，而是包含情感、态度、伦理、价值观等在内的教育。因此，在文学课堂中进行性别教育，应该贯穿体验教学理念。文学体验教学是指以学生为中心，帮助学生透过文学解读，切身体验作者的经历、心理、情感，获得美学熏陶和生命感悟，实现精神成长。为此，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可以增加实践环节，通过戏剧表演、诗歌朗诵会、文学创作等艺术鉴赏活动，达到潜移默化的性别教育效果。诗歌比其他文体更重想象和感受，更多的表现出人生体验、生命感悟，这一特性决定了其与体验式教学的契合。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郑敏《金黄的稻束》，舒婷《致橡树》《神女峰》等诗作，都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教育因素。为了发挥诗歌的性别教育意义，教师要破除理解字词、归纳主旨的机械学习，引领学生透过诗歌表层进入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在此过程中，重视发挥朗诵的作用，通过朗诵，文字中蕴含的情感力量被释放，学生与诗人产生一种心灵的契合和共鸣。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乏涉及性别伦理主题的经典戏剧，诸如田汉《获虎之夜》，袁昌英《孔雀东南飞》，曹禺《雷雨》《日出》等。教师组织学生研读剧本的过程中，要有的放矢地进行点播，并保留学生个性化理解的空间，允许进行适度改编。学生通过对戏剧文本的品读、思考、表演，沉入情境和角色体会，在获取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身入其境地触摸人物角色的情感脉搏。如此，学生能够辨别糟粕的性别观念，也开始重新审视并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爱情观。要求学生对经典的性别文本进行重写、续写，从而不断与原文作家进行对话，实现对文本性别意蕴的深层思考。例如，以子君的视角重写《伤逝》，通过视角的转换让学生关注原作中“被遮蔽”的子君的处境，进而体会鲁迅以反讽的笔法与精神对涓生的批判。又如，对巴金《寒夜》的结局进行续写，由此审视曾树生这一复杂“新女性”的人生选择。还可以让学生尝试文体改编，如将《祝福》《金锁记》等小说改编为话剧，将《雷雨》《日出》等话剧改编为散文，在改编过程中反复琢磨原作中的人物性格和多元意义。教师对学生的创作及时进行点评、反馈，引导学生对自己的思考结果进行再思考，实现观点的启迪与升华。

2.讨论教学法、辩论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可以将抽象的理论性知识提炼成凝练可感的问题，开展小组讨论或者辩论活动，促进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教师收集学生在阅读中的困惑，提炼出一个个具有吸引力、可辩性的选题，例如“杀死祥林嫂的凶手是谁”，“周朴园是否真爱鲁侍萍”等等。通过角色平等、广泛参与的思维激荡，可以将学生潜意识中的性别观念激发出来，有机会实现性别观的自我展示和自我审视，同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视野，激发创造性思维，从而提升性别教育的实效性。讨论、辩论不是虚假的活跃，而在于将学生的思维引向高阶，这就需要教师以问题解决为核心适时把控节奏。建议从四个方面考虑：第一，明确问题，引导学生始终围绕核心问题展开交流。第二，为了保证讨论的参与度和效率，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如在线直播、讨论留言等）突破传统讨论教学法的时空限制。第三，利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措施激发动力，可采取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手段。第四，重视讨论结束后的总结与反思，实现讨论效果的升华。关注学生解决问题的推导和逻辑过程，引导学生对自身思维过程进行反思，避免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正误判断。

3.影视教学法。以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代替阅读原著是不可取的，但文学课堂可以秉持为我所用的原则，精选影视资源，鼓励学生通过两种艺术形式的比较，实现性别批评能力的深化。利用影视教学法需要明确“问题意识”，提前布置影视素材和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观看、去思考。随后，通过课堂讨论、网络学习群讨论、感悟撰写等方式，引导学生超越直观的视觉体悟，达到对文本的理性阐发和深度解读。例如，电影《李双双》对小说《李双双小传》进行了成功的改编，将原来只是一部应时的歌颂农村“大跃进”中妇女办公共食堂的故事，变为反映时代变化的夫妻关系故事，成为透视建国后农村妇女解放进程的重要资料。又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对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进行了改编，电影舍弃了小说中的女性视角，采用父系秩序下男性眼光的凝视，剔除了颂莲作为知识女性的自审意识，增强了她加入争宠战争的主动性。这使影片更加触目惊心地呈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却也丧失了苏童笔下独特的女性人性反思的意义。再如，根据陈忠实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鹿原》以田小娥为主要人物，但原著中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及田小娥对封建家庭的反叛与认同的矛盾心理，都被简单化为对性的渴求，反映了女性作为性的身体在消费文化中被窥视、被利用的处境。在当下商品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影视的繁荣对于性别文化的发展是双刃剑，其中既有起到正向模范作用的影视作品，也暗藏将女性身体商品化等糟粕元素。因此，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阅读效果，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积极、正向的引导。通过文本与影视比较分析，学生既能够激发探究原著的兴趣，达到对作家的性别观念更深层次的理解，又能够锻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分析、评价、批判的高阶思维，获得抵御大众文化中落后性别观念侵蚀的能力。综上所述，通过现当代文学课程加强社会性别教育，成为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领域已经形成了相当先进的性别文化，但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领域，妨碍两性平等的落后性别文化仍然作用明显，培育健全主体人格的社会文化环境亟待优化。文学课堂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思维、情感交流的过程，亦是一个价值观念形塑的过程。教师要树立在课程中融入性别教育的意识，深挖课程的性别教育资源，利用恰如其分的教学手段，在师生良性互动中提升知识传递质量，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注意自身示范对学生的影响，端正与规范自己的言行、情感、意志，切实地创造两性平等的教育环境，在言传身教中渗透积极的社会性别教育。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政府网，2021年9月27日，

[2]李银河.女性主义[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286.

[3]林树明.女性文学研究、性别诗学与社会学理论[J]，贵州社会科学,2007(12).

[4]<美>琼·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的范畴[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156.

[5]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J]，读书，2009（01）.

作者:房存 单位: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