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效应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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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06—2017年我国沿海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SFA－Malmquist方法测度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TFPC及其分解指数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TFPC与技术进步指数(TPCH)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影响因素对TF-PC、TPCH的空间效应几乎一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主要由技术进步导致;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海洋产业结构水平、科研投入强度的空间效应显著为负，对外开放程度显著为正，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但具有正向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可为沿海省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SFA－Malmquist;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溢出效应

随着陆地资源日趋紧缺，人类急需拓宽生存发展空间，海洋顺势成为各国竞争重点领域。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生产总值在2007—2019年以平均10．98%的速度增长，海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比重为9．28%，海洋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十四五”规划和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同时，沿海地区也掀起“海洋强省”的建设高潮，明确了我国海洋经济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然而，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海洋资源约束趋紧的现实背景下，为进一步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加快推动海洋经济由要素投入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着重提高经济效率。因此，研究我国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学术界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广泛应用于海洋经济研究，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渔业、科技等单个海洋部门。如:Pipitone等［1］研究意大利拖网渔业TFP的影响因素;Da－Ｒocha等［2］借助小型欧盟船队的渔业TFP，把握技术发展现状同时评估保护政策;Wang等［3］计算经生物量调整的美国东北地区渔业TFP，证实区分生物量增长与产出增长的重要性。至于国内，从内在机制角度，诸多学者如韩增林等［4］、关洪军等［5］、丁黎黎等［6］均强调技术进步是提升TFP的主要动力。从影响因素角度，研究方法各有差异但结论类似，显著因素基本包含了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海洋产业结构水平、海洋科研人力资本水平、海洋政策力度等［7－9］。以上研究成果虽然得出可供参考的重要结论，但都忽略了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近来，国内外学者纷纷采用空间计量分析TFP［10－12］。但在海洋经济领域，考虑空间效应的文献较少。赵昕等［13－14］分别采用SBM－DEA模型与SFA模型测算海洋经济效率，并用空间计量方法深入探析影响因素。但以上两项研究都仅从空间滞后模型(SAＲ)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中进行选择，且未测度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Lesage［15］主张的实际研究应考虑空间杜宾模型(SDM)或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的观点不符。此外，从测度方法上看，以上文献较多采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参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法(SFA)相对较少使用。SFA随机确定前沿面，不仅有更可靠的经济理论支撑，也考虑到随机误差与可能的干扰项［16］，由于沿海省区面临经济转型与国际冲击的复杂内外环境，不可观测的因素干扰更为突出，因此SFA在测度海洋经济整体效率方面更具优势。综上，笔者采用较少使用但更适用的SFA－Malmquist方法测度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并利用SDM探究影响因素对TFPC及其分解指数的空间效应，以期为我国沿海省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

1．1研究方法

随机前沿分析(SFA)由Battese等［17］提出，是一种参数分析方法，结合生产函数可以计算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该研究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lnGOPit=β0+β1lnLit+12β3lnKit+12β4ln2Lit+12β5ln2Kit+β6tlnLit+β7tlnKit+β8t+12β9t2+vit－uit(1)式中，GOP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海洋生产总值;Lit和Kit分别表示劳动力投入及资本投入;β为待估系数;t表示时间趋势;随机误差vit、非负随机变量uit分别服从正态分布与半正态分布。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得到式(1)的估计系数与技术效率值TE，进而测算出技术效率指数TECH与技术进步指数TPCH，再利用SFA－Malmquist指数测度TFPC，如下式所示:TECH=TEitTEit－1TPCH=exp{12［∂lnGOPit∂t+∂lnGOPi，t－1∂(t－1)］}TEPC=TECH×TPCH(2)该研究拒绝省际同属性经济变量相互独立的假设，将空间地理权重矩阵引入面板模型，选取的SDM如下式所示:Yit=ρΣNj=1WijYit+βX'it+ΣNj=1WijθX'it+αi+νt+εit(3)式中，Yit分别为TFPC、TECH、TPCH;X'it是k×1维解释变量，即TFPC的影响因素;β是1×k维系数向量;ρ是空间滞后系数;θ是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1×k维系数;α、ν、ε分别表示空间效应、时间效应及随机扰动项;Wij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

1．2数据说明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代表性与可获得性，劳动力投入方面，借鉴徐生霞等［18］以涉海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作为衡量指标;资本投入方面，结合永续盘存法与何广顺等［19］关于海洋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估计得到。至于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尚未形成统一分析框架，综合参照相关文献与数据可获得性，该研究选取影响因素指标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Pgop)、海洋产业结构水平(Ins)、对外开放程度(Open)、金融发展水平(Fin)、科研投入强度(Tec)［7，20－22］。分别用人均实际海洋生产总值、海洋产业高级化指数、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海洋科技活动经费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为消除指标间因属性不同而带来的影响以及便于比较，对解释变量进行归一化处理。此外，为剔除价格波动影响，该研究利用GDP平减指数进行消胀处理。以上投入产出及影响因素指标所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7—201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2018年)。按照统计年鉴口径，研究区域为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与海南。另外，固定资产投资额、GDP指数从《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8年)获得，年平均工资从各省区的统计年鉴中收集。各省区经纬度坐标取中值，坐标值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地形数据库。

2空间效应分析

在分析空间效应之前，需要进行4项检验以选取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①空间相关性检验。Moran’I检验结果表明TFPC与TPCH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TFPC的空间相关性强于TPCH，而TECH的Moran’I检验结果不显著。②空间、时间、空间与时间效应检验。在无空间交互作用下的LＲ检验结果表明TFPC、TECH、TPCH空间固定效应显著性而时间固定效应不显著，说明模型仅存在显著的空间固定效应。③SDM适用性检验。基于空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LM检验与Wald检验，得出该研究运用SDM而非SAＲ或SEM的结论。④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检验。结合Hausman检验结果，最终确定TFPC、TPCH选取空间固定效应SDM模型，TECH选用空间随机效应SDM进行分析。表1是通过上述模型得到的部分估计结果。由表1可知，除TECH外，TFPC、TPCH的空间滞后项系数ρ显著为正，即TFPC与TPCH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会拉动邻近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因素对TFPC与TPCH的效应方向一致、效应值相近，而对TECH的效应微弱，表明TFPC变化的主要由技术进步导致;此外，TFPC的系数ρ大于TPCH，可得TFPC的空间效应更大，该结果与Moran’I检验结果相符合。而由于系数ρ≠0，因此解释变量对TFPC及其分解指数的空间效应不能直接以回归系数测度，应借助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进一步分析［23］。海洋经济发展水平(Pgop)对TFPC、TPCH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为负，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对TECH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这与赵林等［24］研究结论类似。分析该结果可知:①Pgop对TFPC的负效应证明存在海洋经济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较高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挤压了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空间。目前的海洋经济并没有以效率提升作为主要攻坚方向，而很可能以海洋产值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需致力于实现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目标。②Pgop对TECH的正向直接效应说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显著提升了本地区对于海洋经济的管理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但Pgop对TPCH的负向直接效应说明海洋经济与海洋技术创新双向共生的发展机制尚未形成［21］，且Pgop对TPCH的负效应强于对TECH的正效应，导致海洋经济发展对TFPC的显著抑制作用。③Pgop对TFPC、TPCH的直接效应弱于间接效应，可见海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间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周边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产生强有力的虹吸效应，使邻近省区先进生产要素流失，从而影响其TFPC与TPCH。海洋产业结构水平(Ins)对TFPC、TPCH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均显著为负，对TECH则不显著，这与狄乾斌等［25］基于交通距离矩阵估计海洋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结论类似。该结果表明:①Ins对TFPC、TPCH的负效应说明海洋产业结构仍存在优化空间，对于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海洋产业结构缺乏良好支撑作用，而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技术进步的进一步提高［6］。②产生负向直接效应的原因可能是产业结构向“三二一”调整过程中伴随的副作用，比如，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伴随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海洋劳动力要素对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③显著的虹吸效应可能由拥挤效应导致，如要素价格过高、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等外部不经济使海洋产业向区域多极化演进，尽管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但产业集聚水平的降低不利于完善相邻沿海省区间的产业分工体系，各省区产业合作互补性减弱，甚至导致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等缺陷，进而不利于邻近省区TFPC、TPCH的提升。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TFPC、TPCH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均为正，而对TECH的效应为负，且皆通过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与王泽宇等［26］研究海洋产业经济效率所得结论类似。由该结果可知:①Open对TFPC的正效应说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沿海省区能加快当地与相邻省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沿海省区与外部环境进行人才、技术、资源等交换中，从外部提升海洋经济实力。②Open对TPCH的正向直接效应说明对外开放显著促进当地海洋技术研发与创新。究其原因，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意味着经济外向联系性更高，跨国企业活动促使主动的学习与无意识的知识外溢，从而为本地区引进国际先进的前沿技术与经验;而Open对TECH存在显著负向直接效应，说明沿海省区受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贸易背景冲击，造成要素配置与管理成本上升，但对外开放对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弱于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以致Open对TFPC仍表现为正效应。③相对于直接效应，Open对TFPC、TPCH存在更强的涓滴效应，并且在各影响因素中其间接效应最强，说明开放程度高的沿海省区通过引进海洋技术相关要素，极为有效地促进邻近省区海洋经济的TFPC及TPCH提升。金融发展水平(Fin)对TFPC、TPCH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为正，至少通过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负向总效应很小且不显著，Fin对TECH的效应较小且不显著。由此可知:①Fin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效应结果说明目前金融发展对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有潜在不利影响，但影响较为微弱，这与赵昕等［14］研究海洋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时所得结论类似，这说明金融对海洋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与资金配置效率仍有待加强。②Fin的直接效应结果说明，金融难以有效服务于当地海洋生产技术创新，导致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效应。问题可能在于面向海洋产业的专业化金融机构较少，金融产品多样性与创新性不足，导致金融资源对海洋产业，尤其是科技型涉海企业的有效支持较弱。③Fin的间接效应结果说明金融发展存在较强的涓滴效应，但略弱于直接效应，以致Fin总效应在各影响因素中最弱。涓滴效应说明金融发展较强的省区对周边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沿海省区可能受周边金融水平高的省区带动，借鉴学习其完善海洋金融体系的经验，在海洋金融融资渠道、海洋金融产品等方面多措并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本地区金融对当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科研投入强度(Tec)对TFPC、TPCH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都为负，至少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科研投入对TECH效应不显著，这与李博等［27］研究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所得结论类似。由该结果可得:①Tec对TFPC的负效应表明海洋科研投入对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存在抑制作用，意味着海洋科技发展未能满足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需求。正如孙才志等［28］所言，海洋科技发展能力不足，科技成果应用率低。究其原因，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识别成本高［29］，同时科研成果的实现具有时间滞后性，需要长期积累得以转化［4］，另外涉海企业的创新主体意识、自主研发能力也制约了创新成果的供给质量和效率。②Tec对TPCH的负效应说明科研投入是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可能与海洋科研相关体制机制不适应海洋科技创新的内在要求有关，分配科研经费的考核与激励制度有待优化，潜在的海洋科技体制痼疾易导致科研经费使用陷入低效的弊端。③Tec对TFPC、TPCH的虹吸效应强于直接效应，说明科研投入充足的省区抑制了邻近省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研投入营造出更适宜的科技创新环境，提供更高的收入水平、丰富的就业岗位以及宝贵的投资机会，导致邻近省区的科研人才、技能、信息等海洋科技要素向本地区倾斜，使邻近省区拉动TFPC上升的科研支持力减弱。

3结论与政策含义

该研究以我国11个沿海省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SFA－Malmquist模型测度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进而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别对TFPC、TECH、TPCH的空间相关性与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TFPC、TPCH及其影响因素都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并且TFPC、TPCH的空间效应估计结果相似;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海洋产业结构水平、科研投入强度呈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呈显著正向效应，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显著为正，总效应不显著。结论的政策含义如下:①沿海省区应有大局观与整体联动性，充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优化空间布局，弱化要素流通约束，减轻沿海省区海洋经济发展的信息不对称性，促进资源互补以构建高效有序的地区间海洋经济分工体系，走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②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挖掘各地海洋特色产业同时推动海洋新兴产业集群式发展，使海洋经济呈现错位发展与智能化的特征，脱离长期固化锁定的中低端环节，实现价值链攀升，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产业结构体系。③开放合作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为对接国际大循环，沿海省区应全面提升开放水平，把握“一带一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重大机遇，鼓励海洋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海洋市场竞争与合作，吸收世界先进海洋生产要素。④增强金融服务海洋实体经济的能力。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数字化技术，深刻变革涉海金融服务模式，提供地方特色海洋产业金融服务产品，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投融资服务体系，强化海洋金融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⑤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科研投入的管理水平与协调能力，充分调动海洋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引领专业技术团队的学科交叉及协同攻关，自主研发关键技术，强化自主创新源头供给;此外，搭建海洋科技创新共享平台、科研结果转化平台，有效融合海洋科技创新链与涉海企业产业链，形成高效畅通的产学研用体系，发挥研发成果的实际经济效益。

作者:曾妮 单位: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