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现代性浅析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文学中的现代性浅析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作为清代学术思想的核心人物———戴震及其哲学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长期耕耘于明清哲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继《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2004）、《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2008）、《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2015）、《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2020）等书之后，近期他又推出《戴震哲学思想新探：戴震与乾嘉学术的现代性研究》（2022），系统总结三十余年来研究戴震哲学的心得体会，可谓是戴学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著作。该书由三部分组成：首章为第一部分，细致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戴震哲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尤其对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和胡适的“近世哲学”说颇为瞩目。第二章至第四章为第二部分，从道论、“分理”说、语言哲学、认识论、经学解释学及其当代转化等方面揭示出戴震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价值。第五章和第六章为第三部分，通过对惠栋、章学诚以及段玉裁、焦循、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戴震同代学人或其后学之学术思想的考辨和分析，以标举戴震哲学的独特性内涵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全书结构精巧，观点鲜明，论述严谨，启人深思。今笔者不揣浅陋，从三个方面略述阅读感想。

一、乾嘉道论的深度诠释

在《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等论著中，吴教授明确指出，不同于宋明理学以理、气、心、性作为核心哲学范畴，乾嘉时期的哲学家回归先秦儒学传统，以道论作为其形上学之根本关切。这在思想史上具有承先启后之重要意义，即乾嘉道论不仅继承并深化了后理学时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反理学的思想传统，而且还引导并启发了晚清以降龚自珍、魏源、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现代性的变革主张。乾嘉道论的典型体现无疑是戴震哲学。吴教授在书中通过对《法象论》、《中庸补注》、《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文献的考索，揭示出戴震在思想上有一个从服膺程朱到超越宋学的变化过程。简言之，戴震的道论并非先验虚构的思维实体，而是具有感性内容的“实体实事”。它既是天道“气化流行”之内在法则，也是人道“血气心知”之价值规范。经由“必然”来实现“自然”，基于“求真”来达成“求善”，乃是戴震哲学的应有之义。难能可贵的是，吴教授并没有止步于对戴震形上学的发掘与彰扬上，更是进而探求戴震伦理学的现代意义。与以往研究者多从功利主义或情感主义的立场研究戴震伦理学不同，吴教授认为戴震“分理”说蕴含着自由的精神，扭转了宋儒“天理”观之伦理异化倾向。他掷地有声地指出：“戴震与宋明理学伦理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要不要人欲的问题，而在于要不要自由的问题。‘理欲之辨’，在伦理学领域实质上是限制与自由之辨。在文化学领域则是野蛮与文明之辨，在历史学领域则是保守与进步之辨。这也是明清启蒙思想家的伦理学与宋明理学伦理学的根本区别之处。”①此外，吴教授还对戴震追求“十分之见”的认知理想予以了高度赞扬。他认为，戴震的“光照论”是从认识的角度讲人之道德修养问题，将“尊德性”的目标转化成以“道问学”的方式来实现，具有思想转向的重大意义。而戴震的“大其心”则偏重于扩充认知主体的心量，由此理解古圣先贤协于天地之心的精神，这与今天的西方解释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相较于宋儒“任意见而祸斯民”的为学流弊，戴震“明其区分”、“精其裁断”的认识论，无疑更能正确地理解古代经文，进而实现儒家思想之现代转化。要而言之，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吴著从形上学、伦理学、认识论等方面系统重构了戴震哲学的思想体系，不仅揭示出戴震哲学相较于宋明理学的合理之处，更是积极阐明戴震哲学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吴教授以沟通古今中西之“视域融合”的博大心胸，做到了陈寅恪所谓“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之境界”②的同情理解，可谓是戴震哲学的异代知音。

二、人文实证主义的自觉运用

如所周知，乾嘉时期的学者普遍采纳“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考据学方法。相较于梁启超、胡适等人简单与西方科学主义相比附，吴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文实证主义”的概念。所谓“人文实证主义”是指“通过文字、训诂、制度、名物的考订的广义语言学方法追求经典解释过程中的客观性”③。这一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借鉴了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的基本内涵，但又避免了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上学的问题。二是有助于将乾嘉学者的考据学方法论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激发中国古典学术的生命活力。“人文实证主义”的提出，无疑体现出吴教授勇于造道、精研覃思的治学精神。不宁唯是，吴教授在书中更试图将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进一步提升为经典解释学的方法。在研究戴震的语言哲学时，吴教授认为戴震力图通过语言、文字的工具，使得对古代经典的解释具有人文学之客观实证性的特征，以防止陷入高度主观化的臆想之中，并强调这种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不仅“迥然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思辨哲学，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潮亦有不同之处”④，可以看作清代哲学的典型风貌。吴教授从人文实证主义的角度解释戴震的语言哲学，揭示出其所具有的客观性、开放性、明晰性的特征，深化了我们对乾嘉哲学思考方式的理论认知。而当讨论戴震的经学解释学时，吴教授则将借鉴现代哲学解释学理论，致力于将戴震的经学解释学转化为经典解释学。具体而言，包含四个方面：其一，将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经学解释学原则，泛化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义”。其二，将戴震的“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经学解释学的循环，转换成“一字一句之义，当贯经典文本的整体”。其三，将戴震的“大其心以体古圣贤与天地之心相协”的经学解释学中相对封闭的“视界”，转化为“以体认人类的根本价值基点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一包含着思想境界与认知水平两方面提升的开放式的“视界”。其四，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扩充。吴教授借助解释学循环的理念，将戴震的经学解释学转化为经典解释学，使得其更具有普遍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凸显。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吴教授将人文实证主义提升至经典解释学，体现了“即哲学史讲哲学”的重要意义。正如他所强调的，经典解释学的意义在于“向经典与生活的二重世界开放，并在经典、世界、与解释主体的三维互动、循环的过程中，让经典活化，让世界丰富化，让解释者自身的精神内涵丰富化，进而变成更有精神厚度的主体”⑤。由此，不仅可以避免用外来时髦理论剪裁传统史料的流弊，而且也提高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准入门槛，有助于中国人文学的长远良性发展。

三、戴震哲学的时代反响

除了对乾嘉道论的经典诠释和人文实证主义的自觉运用外，该书的另一显著特色是细致勾勒了戴震哲学的时代反响。与一般学术著作仅限于梳理和研究戴震生平经历及其学术思想不同，吴著还从戴震哲学的同代争论以及后世影响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戴震学术思想的价值意义。正是通过对惠栋、章学诚、段玉裁、焦循等人戴学因缘的细腻剖析，我们看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乾嘉学术思想生态图景，这也使得乾嘉道论形上学及其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之普遍性进一步彰显。戴震思想的形成渊源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焦点。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戴震35岁时与惠栋的扬州之晤，使其从尊宋述朱转向反宋复古的道路。吴教授通过对《与是仲明论学书》、《与姚孝廉姬传书》等文本的考察分析，指出戴震在见惠栋之前，便已确立求道、闻道的终极目标以及于经中求道的方法论体系。惠栋与戴震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种学术同盟军的关系，并不存在戴震师从惠栋这样的先后关系”⑥。吴教授的这一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吴、皖两派的内在学术关联。章学诚与戴震之间的论学分歧也是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话题。相较于前人“尊章抑戴”或者“是戴非章”的态度，吴教授对于章、戴二人予以充分的理解，并对他们的学术分歧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他看来，章学诚在伦理观上较为保守，并不能理解戴震批评程朱理学的实际意图。不过，章学诚在历史观上持开放性的观点，他对戴震“道在六经”的批评有合理之处。而章、戴在方志实践上的分歧则反映了二人不同的治学理念，“我们不能说孰是孰非，而只能说二者各有擅长”⑦。要之，对于章学诚与戴震学术因缘之间的是非曲直，吴教授站在乾嘉学术的整体视角进行合理解读，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清学的本质特征。“后戴震时代”是吴教授对乾嘉后期学术思想特色的一个深刻总结。学术界普遍认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继承和发扬的是戴震考据学的成就，焦循、阮元等人则接续并深化了戴震反理学的思想。吴教授基于“乾嘉时代的哲学是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⑧的判断认识，在对段玉裁语言哲学的分析中发现了其隐匿的伦理政治思想，大力褒奖段玉裁通过“求是”的活动以“求真”的学术理想。此外，对于焦循“性灵说”中所蕴含的个体主体性的新倾向、高邮王氏父子语言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古典人文知识的追求、阮元以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证其新仁学的努力，吴教授都能探赜钩玄，剖析入微，改变了我们以往对戴震后学“气魄较小，眼光较狭”⑨的刻板印象。简而言之，通过对乾嘉其他儒者与戴震学术渊源的辨析，吴教授总结到清代哲学的理论贡献有二：一是将中国传统哲学以求善为目标的思维方法转化为以求真为目标的思维方法；二是在这一精神努力方向的指引下，传统语言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当然，吴教授也反思了18世纪中国哲学实证化倾向中存在的弊病，对琐碎考证掩盖思想光芒的现象予以了批评。但是，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哲学所蕴含的现代性价值，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四、总结

总体说来，与以往戴学研究著作不同，吴著的价值正如该书副标题所言“戴震与乾嘉学术的现代性研究”，即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哲学发展的经验事实，探求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道论形上学和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该书希冀达成的基本目标。虽然作者在研究上有不少突破前人之处，但仍谦虚地认为自己对语言学、诠释学等理论并不熟悉。在笔者看来，该书的结语部分更是授人以渔，指明了未来戴学研究的增长点，如将戴震与同时期欧洲思想家进行系统比较、从中国哲学范畴史的角度研究《孟子字义疏证》，这些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重要议题。诚如吴教授所言，“晚明以降的中国人文学研究，特别是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与现代性的关系的研究，是中国人文学很难绕过去的一个话题。”⑩突破“冲击—反应”的外生型现代性的叙述话语，寻求“传统—现代”的内生型现代性的哲学精神，是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特色。吴教授对戴震哲学的现代性诠释，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萧萐父一系的“早期启蒙学说”，拓宽并深化了明清哲学研究的理论内涵，有助于我们在古今中西之变的宏大历史视野下思考中国哲学的未来出路。

作者:韩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