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关键词研究与古代文论研究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文论关键词研究与古代文论研究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关键词批评”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从国外引入以来，便逐渐在国内的文化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领域流行并且被援用，形成了中国学界“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类型与方法，“关键词批评”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出现了“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之新的学术研究向度。“文论关键词”研究，对于解决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融通”路径、探析传统文论之“语素”与元范畴生成问题、文论观念史与思想史和文化史关系，以及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华文脉、中华文化和美学精魂的内在生成聚合与标识性展现，通过“文论关键词”研究在融通的学术视域和语境拓展中对传统文论进行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转化，分别就传统文论元范畴之语素与关键词质性、如何通过关键词确认来寻绎和展示传统文学观念的端绪脉络与思想史轨迹、关键词研究与实现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观念史与思想史融通和结合途径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析，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向性和文化“时义”。
关键词:中国文论；关键词批评；关键词研究；文论关键词；融通路径
关键词批评与关键词研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从国外引入并逐渐开始在文化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领域援用、流行的一种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类型与方法，尤其是到２１世纪伊始，一度成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关键词批评与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类型与方法，经过２０多年来在中国的旅行、消化吸收，虽然热点已过，但其在文学理论批评、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与书写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借鉴与援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关键词研究与关键词批评在晚近１０来年期间，还被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有所选择地吸收借鉴和具体应用，这同时也无不意味着其作为一种研究类型与方法，自引入后便踏上了本土化的历程，并且取得了值得深入思考总结的互鉴经验和案例分析之理论学术价值。正是基于此，文章主要围绕自关键词批评与关键词研究传入中国以来，在２１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被接受和援用的基础之上，逐渐引起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关注和吸收借鉴，启发和带动了传统文论和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研究热点这一现象。针对这方面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评价，文中分别就传统文论元范畴之语素与关键词质性，如何通过关键词确认来寻绎和展示传统文学观念的端绪脉络与思想史轨迹，关键词研究与实现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观念史与思想史融通和结合途径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析，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关键词研究方法与传统文论研究之融通路径
“关键词”作为一种类型与方法，于２０世纪中叶进入西方人文研究学界，更具体地说是进入当时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人们现在常说的关键词批评、关键词研究的研究类型与方法。“关键词批评”是由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ｉｌｉａｍｓ）提出来的，他在《文化与社会：１７８０－１９５０》《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这两本书中提出和创立了“关键词批评”这个具有特定的类型示范和方法论设计的概念，其实质则是主张在研究中以核心术语为考察和阐释的重心所在，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梳理，以达到揭示出作为研究对象的关键性词语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义涵、历史语义和人文意义的发展演进轨迹之目的。基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论之生成发展情状与思想文化个性，文史哲或曰经史子集四部打通进行“融通”性考察梳理和分析阐释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成为古代文论研究学界的一个共识，而“关键词研究”正好为触发“融通”研究路径提供了一个契机。然而，在分科治学日趋深入的今天，捍卫各自学科的独立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则往往成为众多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于此形势下，能够洞察并坦陈中国思想传统中“文学的问题并非本源性的问题而只是衍生性的问题”[１]，尤其是在先秦两汉时期，“古人关于文学的种种见解，不管相同或互异，几乎都是围绕思想文化在当时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发的，往往并非针对文学本身问题而提出的解答，因而常常具有丰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辨以外的目的”[２]，这实际上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尤其是早期文论研究中需要以“融通”眼光和方法为问题提出充足理由。这里讲的“融通”，系指以关键词为纽带的文论与社会历史形态、文论与整体性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内部各门类之间的充分的视界融合，也就是说需要回到它们的同生共长的“原生态”历史场景和语境，来揭示和阐释文论关键词与整个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整体性、统一性、有机性关系，以进一步推动传统文论研究的学术深化和路径创新。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和理由，以下我们便以夏静所著《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一书为例，对其进行个案式分析讨论，以阐发我们为何强调“关键词研究”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融通”路径之内在关联性与主要意义。我们认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一书所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从学术理念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具体实践了“关键词研究”这一研究理念与路径。该著作不囿于既有范式，通过九个关键词的个案研究以小见大，力求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与原初的历史语境之中更加充分地彰显出中国文论的意义世界与生命活力。该书在研究理念与方法上的双重创新追求，为拓展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研究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二、作为“语素”的元范畴
古代汉字本身的语素特点及其在衍生性构词和意义生成方面的强大功能，使得“关键词研究”成为在融通考察和分析中探索古代文论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生成和演变轨迹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按照书名所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乃偏正短语，它表明该书所聚焦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独立与纯化后的文学观念，而是扎根于思想传统中的文论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及其生成与衍变。用著者自己的话讲便是“将其从业已不断被阐释而形成的传统回复到其原生的批评意识中，发现其承流会变之轨迹，梳理其由本及末之源流，寻求以最微观单位诠释思想文化本源之可能性”[２]。如果说更加充分地呈现“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是该书立论的主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有效地解诠“文学观念”？答案或许有很多，我们不妨从该书目录看起。与一般注重立体式展开的篇章模式有别，《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的一级目录（亦即通常所说的“章”）由“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等九个关键词并列构成。这部淡化了从第一章到第Ｎ章逻辑顺序的著作，将所述内容以近似于“星丛”（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的形式分布，一面标记着关键词彼此间的关联互动，一面又摹状出早期中国文学观念的知识状况与精神风貌。据此而言，该书体例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形神皆似。无论是逐次分析１３１个词条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还是重点研究９个“语素”的《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均采用了辞典体，此为“形似”。至于“神似”，指的是后者吸纳了发轫于前者的关键词研究法之精髓，注重对常见语词的“陌生化”探询，并由此以小见大，解锁关键词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在借鉴文化关键词研究法的基础上，《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一书还结合汉字、汉语典籍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身特质，提出“语素”的新概念。通观全书，我们有理由认为著者在自序中特意拈出的“语素”一词，与通常名之曰“范畴”或“关键词”的文论概念有所不同：“本书研究的‘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九个语素，既有实体性语素，也有功能性、关联性语素，在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上述每一个语素都具有复杂多面的意义关联与价值指向。”[２]所谓“语素”，系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依据语言学标准划分，“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皆属于由一个字构成的“单音节语素”、具有词汇意义的“实语素”和构词时位置灵活的“自由语素”。它们不仅能够独立成词，还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考虑到著者选取的“语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便不可将它们视作一般意义上的范畴或关键词，而应是具有“本源”与“本原”双重意义的“元范畴”或曰“元关键词”。以“本源”验之，著者所论的九个“语素”至迟在“轴心期”[３]譹訛便已奠定形音义的基本形态，并深植于先秦以五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元典之中。在此基础上，其语义根柢和原始出处还可继续向前追溯至礼乐传统、巫卜文化、原始信仰，以及金文、甲骨文乃至符号和初文之中。举例以明之，正如著者所揭示的那样，作为语素的“象”及其背后的“尚象”意识，就“源自远古思想文化观念的凝结与积淀，这不仅可以从出土的原始器具、饰物以及甲骨文、青铜器中窥得，也可以从早期宗教艺术如占卜、诗、乐、舞中体悟，还可以从许慎‘依类象形’‘文者物象之本’的象形文字理论中考见，更可以从易学之‘观象制器’、天文历法之‘观象授时’及‘四象’说、中医之‘藏象’‘脉象’‘气象’、孙子兵法之‘兵形象水’、文学艺术‘意象具足’之审美追求等观念形态的表述中领悟一二”[２]。抓住了“象”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八个语素，便意味着能够正本清源，回溯到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与文论意义生成的原初语境，为文学问题寻得本应具有的文化视野与思想坐标。以“本原”论之，上述九个“语素”还内化作思维、外显为构词，成为后人不断复述与阐发的高频词汇，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语境中发挥本质化、根本性的作用。诸如“文”就衍生出“文德、文武”“礼文”“文教”“文学”“文章”“文道”等一系列核心范畴[２]；“气”涉及“具象之气”（如“云气”“暮气”）、“本体之气”（如“冲气”“理气”）、“精神之气”（如“神气”“才气”）之“一体三相”[２]；至于“和”，不仅孕育出“中”“雅”“味”等范畴，还作为一种在对待立义中求得圆融的思维模式，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文与质、言与意、意与象、情与理、情与采、形与神、动与静、虚与实、奇与正、雅与俗、巧与拙、清与浊、浓与淡、隐与显、繁与简、方与圆、疏与密、因与革”等文论范畴的美学追求[２]。就体量而言，国内常见的文论关键词著作有一词一书式，如近年出版的李建中《体：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也有收录数十个乃至上百个词语的类词典模式，如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９９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廖炳惠编著《关键词２００：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集中论述九个基本语素，既无叠床架屋之虞，亦无走马观花之憾，而是以适中的篇幅，保证了每个关键词的理论视野都能够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著者选取的这九个基本语素还作为元范畴或曰元关键词，在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论体系中发挥着交通枢纽与重要的门户作用，以此为入口，可“发其关键，直睹堂奥”。
三、寻绎文学观念的端绪、脉络与语境
通过文论关键词确认和对其进行历史语义学分析，寻绎古代文学观念的端绪、脉络与语境，是古代文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作为方法的关键词研究反对下定义，主张跨学科通观和立足历史语境并面向现代价值的意义诠释。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不是词典发展史的一串注脚，也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而“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５]。为了实现该诉求，关键词研究在“文化与社会”的整体视野下，尤其重视发掘词根义、梳理坐标意义和分析近代转义。因时间和论域集中在中国文论的早期形态，《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在考释文论基本语素与批评意识之源流、寻绎衍生范畴与命题承流会变之轨迹两方面，用力甚多且颇见成效。大致说来，《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既“溯洄从之”，将礼乐传统以及此前的巫卜文化、原始信仰作为先在的知识资源，在自然与社会、宗教与政治、思想与信仰等主流问题的探讨中，抽绎出有关审美与艺术的文学观念之端绪；又“溯游从之”，于内厘清“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等语素在文论话语体系中的构词脉络，向外归纳“尚文传统”“象喻思维”“气学谱系”“乐教源流”“礼教影响”“中和维度”“参之意义”“诚之美学”“养气功夫”等文学观念、批评意识在文化与社会语境中的全方位辐射。而所谓的端绪、脉络、语境还借助基本语素的串联与互动，共同构建起中国古代文论的主体框架。这种对中国思想传统中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首先从文学观念的端绪出发，梳理批评史的内在脉络。以“文学”之“文”为例，该字在《汉语大字典》中有“刺画花纹”“纹理，花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礼乐仪制”“法令条文”“字，文字”“言辞，文辞”“文章”“书籍”“美德”等２３个义项[５]。那么，如何在“综合体”中寻绎“文”的源生与衍生脉络呢？著者在《释“文”》和《“文”义衍生》两节为我们提供了示范。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文”字形体的考察，著者将“文”的本源意义归纳成外之“错画”与内之“文德”两个维度：“由外在‘错画’文饰含义，引申为藻饰、章采、仪式、声容以及《礼》《乐》《诗》《书》等古代文献乃至文化传统中各种具体可感形式；由内在‘文德’含义，演绎出德行、礼文、人文、文教、文章、文学、文物、文质等抽象范畴乃至文化传统内在精神品格。”[６]在思想文化传统中，由语素“文”衍生出的“文德、文武”“礼文”“文教”“文学”“文章”“文道”成为核心范畴。至于此后文学批评史反复言说的“文质”“文笔”“文采”等范畴则孕育于“文德、文武”“文学”“文章”之中。由此，从基本语素经思想文化的核心范畴再到文论范畴的“文———文德、文武，文学，文章———文质、文笔、文采”之脉络清晰可辨。为了实现该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著者没有纵横捭阖，也没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反而是将视线收回到最微观、最基础的“语素”，“以最微观单位诠释思想文化本源”，由此而颇具老庄哲学“反者道之动”的意味。不唯如此，这种对中国思想传统中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还从文论话语的体系出发，返回文化史的整体语境。我们知道，语素是构词的单位，而词语又是思想观念的载体。因之，在一个个具体可识的语素与浩渺深邃的思想之间也就存在着双向沟通的可能。以著者对“象”的阐发为例。源自先民“尚象”意识的“象”语素，经先秦思想家的阐发而演变为“象喻”思维。在文论史脉络中，作为一种阐释方法的“象喻”，“衍生出或关联到‘以象比德’‘取象比类’‘感物言志’‘比兴’‘得意忘象’‘缘情托物’‘借景言情’‘托物起兴’等艺术传统”[６]。而在更广阔的文化史视野下，作为一种致思方式的“象喻”，还“衍生出‘观象制器’‘象其物宜’‘以象比德’‘名实之辩’等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６]。“象”及其背后的“象喻”思维之所以能不囿于文论史，全面辐射到思想史、哲学史、美学史之中，就在于它“预设了人们思维的全过程，即由具体物象到观念之象乃‘观物取象’，由观念之象到万物具象乃‘观象制器’，由已知之象推未知之象乃‘取象比类’，由固有之象到应然之象乃‘立象尽意’”[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在文化中把握思维的共性，给文学观念以文化史的坐标，如此一来，便可既凸显作为文论范畴的“象”以及“文”“气”“乐”“礼”“和”“参”“诚”“养”等语素的独特性，又不忘它们在思想传统中作为“公共话语”的普遍性。
四、观念史与思想史的结合
文学观念史研究与文学思想史研究各有侧重，但是相互结合取长补短，则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种理想方法，而文论关键词研究正好使两者很好地融汇到一起。按照雷蒙•威廉斯的理解，关键词研究对语义的注解与评述属于历史语义学范畴，同时还与文化历史、思想史、社会批评、文学历史以及社会学等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也正是严格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与一般观念史、范畴研究的区别之所在。以此观之，《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虽然聚焦的是“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以及“尚文传统”“象喻思维”“气学谱系”“乐教源流”“礼教影响”“中和维度”“参之意义”“诚之美学”“养气功夫”等文学观念的历史嬗变，却并未局限在文学与文论内在的、单一的、自足的体系内，而是将其放在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宏观视野下，形成了内在文学观念史与外在文学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聚焦内在结构的观念史研究与着眼外在关联的思想史研究，因各有侧重而兼具“洞见”与“不见”。单纯的文学观念史研究将观念视为不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影响的“常数”，尽管长于追踪观念范畴自身的演进线索与自足的逻辑关联，但也有走向“深刻的片面”之风险。在洛夫乔伊等观念史家看来，“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但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这就难怪思想史家斯金纳批评观念史研究中没有“真正的历史”（Ｇｅｎｕｉｎ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７]但是，文学观念与文论范畴毕竟是关于文学本质论、价值论、通变论、作家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批评论等特定问题的思考与表述，在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与宗教、信仰、风尚、舆论等思想氛围影响的同时，还会保留传统的惯性与个人的经验。因此，唯有内外结合，取长补短，方可谓为全面。著者以书名的形式提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之学术命题，就内含了“观念史＋思想史”的用意。沿着观念史与思想史相结合这一“融通”路径，我们将会发现，礼乐传统下文论意义的获取不单是一种文学知识的独立、审美价值的印证和文论体系的建构，还与承载该文论意义之语素如何具备政治、道德、哲学、美学意义的“前史”密切相关。且看著者对先秦两汉“礼”与“乐”互动三个阶段的梳理：第一阶段，时维周公“制礼作乐”，思想史上的“礼乐”由宗教巫卜文化演变为政教伦理文化，表现为观念史上的“乐主礼辅”；第二阶段，时维春秋“礼坏乐崩”，思想史上的“礼乐”开始更多关涉人的本质及现实存在的问题，表现为观念史上的“礼乐蜕变”；第三阶段，时维汉代“礼乐复兴”，思想史上的“礼乐”演变为学术与政治结合的帝国意识形态，表现为观念史上的“礼主乐辅”。[２]以“乐”之一维观之，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还属于“以乐崇礼”，那么随着春秋“礼坏乐崩”和汉代“礼乐复兴”，“乐”的地位便开始逐渐下移，并最终成为“以乐为乐（ｌè）”。“与此相伴，其本身所蕴含的审美品格得以显现，音乐的世俗化和享乐性使其不断摆脱等级制度的束缚而彻底人间化了。”[２]明乎此，方可在历史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在“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历史的结构”（雷蒙•威廉斯语）中，理解由“乐”语素衍生出的“雅正”“雅俗之辩”“尽善尽美”“大音希声”“与民同乐”“非乐”等文论范畴或命题之来龙去脉与前世今生。也正是得益于“观念史＋思想史”的综合融通研究，我们才能通过阅读本书更好地触摸历史，感受“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等观念所折射出的中华文化的思想魅力与言说智慧。诸如“参”之“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态度，既是指天地人的存在状态与相互关系，也表达了人对天地的敬畏之情”[２]；“诚”之“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与伦理规范等经验层面联系在一起，也是一种存在方式，与天地人的整体意义世界和人之存在本体相联系，还是一种审美需要”[２]；“养”之“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艺术，也是一种身心修炼与欲望治疗，还是一种精神寄托与价值信仰”[２]———它们所指涉的不只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亦是人类历史文化长廊里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总之，通过以上四个层面的陈说和个案分析，我们认为，“文论关键词”研究，对于解决传统文论研究中的“融通”路径、探析传统文论之“语素”与元范畴生成问题、文论观念史与思想史和文化史关系，以及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华文脉、中华文化和美学精魂的内在生成聚合与标识性展现，通过“文论关键词”研究在融通的学术视域和语境拓展中对传统文论进行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转化，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前沿性和文化“时义”。
作者:康倩 单位: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