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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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是国家战略，也需要地方政府和出版行业的积极推动。2021年凤凰传媒迈出了江苏文学外译第一步，但翻译策略仍停留在语言转换的单一模态翻译上。为了应对受众信息化、数字化的阅读习惯，译介路径有待拓宽，策略有待丰富。多模态译介策略能够建构包含语言和非语言的多种符号的意义整体，是改善文学外译效果的有效策略。
江苏当代文学出海的现状
当今中国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部署了一系列重要决策。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文学要顺势而为，积极承载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审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文化意蕴，丰富世界文明体系。文学的译介主体有政府与作家协会、国内外出版社、国内外译者、出版代理人等。国家翻译是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先后推出“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八大工程，旨在传播中国文学及文化的价值。总体而言，国家翻译采用了一些有力措施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其译介的策略、传播的手段仍有待丰富。进入新世纪后，地方政府及出版社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如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推出“文化从中国”丛书，其中包括“当代上海作家小说选”，以“上海文化”品牌为导向，目的在于打造一批具有鲜明海派特色、强大时代魅力的文化品牌，突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陕西省政府与省市翻译协会、作协推出“陕西文学海外翻译计划”，将陕西20位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借以宣传陕西文化大省的形象。2019年9月由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提出编纂大型《江苏新文学史》的构想正式启动。2021年底，江苏省与凤凰传媒完成“江苏文学名家名作”外译项目第一期，翻译出版了江苏著名作家叶兆言《南京传》、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黄蓓佳《我要做个好孩子》，在英语、俄语、泰语和越南语四种语言区域市场出版发行六种外文版。前两部小说是首次作为单行本翻译，《我要做个好孩子》早已有法、德等译本，且在欧洲畅销多年。该项目后期计划每年集中推出一批代表中国气候、江苏风格的江苏作家和优秀文学作品，面向欧美主流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出版推广。此前，江苏文学的出海主要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完成，江苏名家作品均有涉及，但较为分散。汪曾祺、高晓生、陆文夫、赵本夫、范小青、叶兆言、苏童、毕飞宇、黄蓓佳、叶弥等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得到较为零散的译介。此次“江苏文学名家名作”无疑为世界了解江苏的文化底蕴、风格特色提供了一个较为连贯、专注的视角。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主导的文学译介仍以文字模态为主，忽视了现代技术带来的多模态阅读模式，难以保证译介的效果。本文试图从多模态翻译理论视角，拓宽译介的路径，丰富译介的策略。
多模态翻译概述
多模态即在交际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所有渠道和媒介，除了常见的基本语言符号组成的文本外，还包括图像、视频、音频等资源符号系统。因此，多模态文本中每种符号模态不仅具有特定意义，同时也与其他符号模态交互生成文本以构建整体意义。近年来，多模态理论不断被运用到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进入21世纪以来，多模态文本融合了影视、漫画、广告、网站、视频等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被普遍使用。多模态翻译的核心任务是超出语言层面将源文本与译本进行转换，即在模态层面转换源文本与译本。多模态翻译分为模态内和模态间翻译。模态内翻译是指源文本与译本的模态相同，如把中文小说翻译成外文小说，体裁不变，或把法语旅游手册译成中文。模态内翻译主要运用增删、注释、转换等翻译技巧对绘本、漫画、广告、电影等多模态文本进行翻译，传递源文本的多模态符号意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如移动阅读终端、智能手机、有声书等也激发了受众的新需求。多模态文本比传统的纸质文本更加灵活、便于调取信息，而且还可以提供画面、声音、空间等多方面的服务，更加具有竞争力，也为翻译工作带来一定技术难度。值得肯定的是，多模态翻译，即构建语言与其他模态的新的意义载体，是改善文学译介效果的必要策略。因此，江苏当代文学的译介可以采用模态间翻译范式，摒弃只关注语言符号的单一模态翻译，通过加入图像、声音、画面等叙事元素，使江苏文学以更丰富的形式走进外国受众，拓宽传播渠道，改善译介效果。江苏当代文学经多模态翻译后，可以“模变”为超文本、电影、歌剧、绘本等文化产品，使国外受众以更直观的方式接受文学作品，引发情感共鸣，进一步提高传播效能。
多模态译介策略探讨
图像符号的使用从认知角度而言，图像是最直观的非语言符号，能够刺激受众的视觉感官。作为信息媒介，图像拥有较强的叙事功能，能够有效地向受众传递信息。绘本、漫画、插画都是典型的图像叙事文本。江苏当代文学译介的目标受众是外国读者，其与本国受众在社会环境、教育背景、国情认知、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他们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兴趣也非常浓厚。仅凭文字翻译进行叙述，可能会造成一些核心信息丢失或者被误解。译者需要具备使用非语言符号进行翻译的自觉和能力。在译本中合理植入插画、照片、地图等图像，使文学作品内容更加形象生动，同时也能使作品的隐喻等内容得到更好呈现。不论是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还是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等城市传记，其封面都是精心设计的，而书中的城市老地图、黑白或彩色的老照片，更能使读者建立起与城市的直观联系，使他们身临其境，仿佛亲眼见过城中人的生活，看过他们的故事。反观《南京传》，虽然封皮设计成了可以触摸的城墙，尽显南京城的古朴雄伟，但书中只有单一的文字模态叙述。该书是非虚构文学，厚达510页，从公元221年写到1949年，横跨1728年，全书并未配有任何注释、插图、照片等图像信息，给目标读者带来了一定阅读困难。在新书发布会上，英文版译者费尔南多·阿列塔表示，他曾游览过南京诸多古迹，在翻译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具体可感的、触手可及的南京城市形象。但对于从未听过或者只是对南京城有粗浅了解的读者而言，只是在读“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一些有趣故事和经典故事”，很难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也无法深刻感受南京城的坚韧和不凡。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在欧洲如法、德等国家多次再版，其不仅是畅销书也是难得的长销书。很多读者对书中描写的美食和苏州风物兴趣浓厚，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不少欧洲读者来苏州旅游时把这本书当作美食指南，按图索骥，到朱鸿兴、新聚丰、义昌福、松鹤楼等知名老店一探究竟，去阊门、观前街、木渎古镇游览。显然，对于文学或汉学研究者而言，该书探讨的是社会变迁之于人欲望的影响，但在普通读者眼中，《美食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书中描写的精致的江南美食之外，也得益于高立希译本文字的质量，几乎完美地再现了原作精妙的语言。此外，该译本篇幅适中，只有172页，开本较小，便于携带阅读。德译本封面配图为红底照片，一碗描金青瓷碗里盛着白米饭，热气氤氲。虽然米饭及其配色基本符合中国审美，但却忽视了该小说中对米饭基本毫无着墨，其更适合用一碗苏式汤面作为封面。此外，遗憾的是，译本里没有一张插图、照片或者一处注释。德国汉学家高立希的经典德译本出版于1992年，彼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刚刚起步，译者和出版社还不具备多模态翻译的条件。但在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原版的基础上推出修订版，配上插图、照片、指南等，延伸阅读的感官体验，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苏州，并借用该作品已有的国外受众基础为苏州进行全面的宣传。汪曾祺虽然是京派作家代表之一，但他晚年的中短篇、散文多与家乡高邮相关，因为作品在国外读者颇多，他笔下的高邮也被称作“世界的高邮”。《大淖记事》早在1981年就被《中国文学》译成英文，《受戒》《岁寒三友》《鸡鸭名家》等十篇以高邮老城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被译成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等。这些故事中蕴含的乡土人情、“送小温”的人间情怀，引发了国际文坛的关注。因此，国内出版社可以与海外出版社合作，在经典老译本的基础上适当添加图像符号进行新叙。熊猫丛书、法译本等汪曾祺作品的译本封面均为水墨画，或是勾勒出河渠纵横大片水泽，或是勾勒出江南的粉墙黛瓦，或是撑伞踽踽而行的老者，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在对经典文本再翻译时，若能添加高邮老城的街景、人物照片，利用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的交互构成多模态文本，可以使文本更具艺术感染力，刺激受众的想象力，帮助读者走进美丽高邮。
听觉符号的使用
北京大学邵燕君认为，声音是一种触觉，能够帮读者打开更感性的文学维度。包含声音、图像的多模态组合文本，能够刺激受众的多重感觉，将扁平的文本立体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博客、实时音频发展迅速。第十七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但纸质图书和电子书的阅读量有所下降，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超三成的国民有听书的习惯。在欧美等国家，播客的发展早于国内，有更广泛的受众基础。因此，把江苏当代文学作品翻译、转化为有声书、影视作品等，融合了语言和非语言模态的立体文本，是视听时代传播文学的有力手段之一。与传统的文字翻译相比，多模态翻译需要在转换过程中融入异质媒介的叙事特征。翻译过程不再是单一的文字文本转换，而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多个行业的艺术工作者共同参与，在影视作品中可以用多种符号模态完成意义共建。以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红色与灰黑的深宅大院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尽管一些细节与原著《妻妾成群》不同，但是仍然等反映出苏童细腻的文笔和对人性的深入刻画，促进了苏童作品在国际文坛的传播。
电子书及超文本的使用
数字媒介推动了电子移动阅读，主要形式是电子书和超文本。电子书是指把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信息内容数字化的出版物和植入或下载数字化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信息内容的集存储和显示终端于一体的手持阅读器，其容量大、便于携带。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式把分散在不同空间的文字、图像、声音等信息组织而成的网状文本。在阅读时，通过点击超链接，可以快速获取与文本关联的各种信息。这种多模态翻译特别适用于汪曾祺、陆文夫等作家创作的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中短篇小说。超文本的优点在于可以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模态符号进行阐释，建构较为全面的信息体系。读者在阅读时，通过观看、听取与文字关联的图片、视频、音频等多模态信息，可以快速了解文本背景与内涵，改善阅读体验。但目前江苏文学在电子书和超文本媒介方面的多模态译介路径仍有待拓宽。江苏当代文学“出海”必须采取合适的译介策略，才能推进江苏文学在全球的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新挑战，必须拓宽传统翻译路径，积极使用多模态译介策略，合理运用图像、视听影音、超文本等多种非语言符号，保证译介的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再现文学作品的精髓。多模态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不仅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能力，也需要具备构建包含多种符号的多模态文本的能力。文学的译介也需要深化与其他艺术工作者的合作，推动江苏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把江苏立体、多彩的形象展现给全世界。
作者:吴涛 苑克娟 单位:常熟理工学院
当代文学研究2
文学为国之文化重器，记录文化、传达文化、升华文化等为其功能与内涵所在，文学教学正是以沿承其功能、弘扬其内涵为目标，让当今之国民通过文学睹视历史与当代、体会文学艺术魅力以及鞭笞思想，为传承民族文化与夯实民族根基做出贡献。从育人角度分析，文学教学要以“立德树人”为指导思想，使文学教学内容、文学教学方式等与“德”建立密切联系，依托“德”之培养驱动育人与文学传承的有机结合。由李春雨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资料》一书通过四编内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运动思潮、社团流派、文体研究、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等进行了系统归纳与梳理，并辅以资料索引多视角剖析与解读，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提供多层面支持，使其在立德树人视域下得到更好发展。
理顺文学思潮发展轨迹，夯实“立德”基础。文学发展逐步而行，任何一种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形成都有着前因后果，而这也是理解文学作品内涵所要了解的重要内容。本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从晚清文学运动开始，经过五四文学革命、“学衡”“甲寅”派的论争、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直到解放区文艺运动收尾，其中引入了名人学者的作品，如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鲁迅《革命文学》等。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也会有不同的“德”，如果在不了解文化演变前提下以今之“德”去衡量古之“德”，势必会陷入逻辑推理误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中，理顺文学思潮发展轨迹可以让学生以客观视角去审视与鉴赏文学作品，进而正确对待其中的“德”。这样能够夯实“立德”基础，形成“有选择性吸收”和“公正讨论”氛围，有利于更多现当代文学作品得到引入，既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也能提供更多“德”资源，为“立德”做出贡献。提供更多挖掘载体，丰富“德”资源。一般看来，文学教学主要以文学作品为载体进行开展，但入选教材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较强指向性，造成“德”资源不够丰富，使得学生品德修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得不到良好培养。本书引入了大量文学研究作品，既能作为文学教学内容也能用于引导学生从更多角度理解文学作品，比如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一篇评判鲁迅作品功与过的文章，能够引导学生形成辩证思维，不去盲从也不一味批判，同时在阅读鲁迅作品时可以正确理解，避免过分夸大或贬低。从德育培养视角分析，本书中的诸多作品可以成为挖掘载体，但并不局限于表层叙述性与描述性内容，其中具有逻辑性、思维性等深层次内容更应该得到重视。“立德树人”理念不只是要求培养出的人才德行高尚，还要具备多种能力，成为有德又有才的高层次人才。这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做好挖掘工作，使“德”资源在数量与类型上更为丰富应成为重要任务之一。革新文学教学方式，重塑德育模式。德育过程中应充满互动，不能单向灌输或“居高临下”指导，那样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难以获得良好德育效果。本书第一编内容中采用了“史料与导读”“思考与练习”“资料与索引”三模块并行而立模式，既能让读者基于更多资料了解文学思潮特征与内涵，还能通过思考过程做出进一步剖析。这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式革新提供借鉴，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现象，比如教师在讲解文学作品时，可以给予学生充分的讨论时间，并提出问题引导讨论方向，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借助相关手段查阅资料。教师点评时要客观公正、有理有据，既留给学生良好印象，也能激发学生讨论热情，为德育获得更好开展效果打下基础。另外，教师还应在文学教学中将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目的是从实际出发更生动、更深入地进行解读，使德育获得土壤滋养，除了让学生代入其中领会思想内涵之外，还能为更好实践贯彻德育功能创造条件。
作者:刘璐 单位: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当代文学研究3
作为文学传播的工具和手段，传媒变迁无疑会对文学发展造成影响。尤其在步入21世纪后，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愈加促使中国当代文学顺应传媒时代浪潮，革新创作机制、改造文本内容、转变审美追求，从而继续保持文学传播的有效性，在日益复杂多元的当代文化格局中得以长存。由杨早所著的《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一书，探究新媒体与当代文学互动所产生的文化样式，对比20世纪末期的文学特征，评析21世纪传媒时代文学在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方面涌现出的新常态。本书通过对新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力求建构新媒体文学的理论话语体系，以改善学界对文学、新媒体互动研究存在的失语状态。
新媒体运作下的当代文学格局。宏观而言，人们可以用一“缩”一“胀”来形容21世纪之后当代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变：即凝聚教育功能、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于一体，运用精英话语践行“责任”与“使命”的传统作家在社会中的位置日趋边缘化，文学作品单纯依靠自身话语力量或业内人士运作吸引社会关注的效能不断萎缩。然而各类文学因素，却又凭借大众传媒、数字出版、影视、广告等媒介运营，外扩至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由于新媒体促成精神产品在生产、传播、消费环节上的进入门槛骤然降低，造成受众面广、阅读分层、关注焦点分散等现象，使得人们精神世界当中的文学因素面临着膨胀化与碎片化的境遇。媒体的使命发生了变异。既往以宣传为主要运作目标，转变成宣传和资本市场相并行的运营模式，导致市场化媒体位居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而在文学群体分化上，各类亚文化群体兴盛并于各自内部形成“作者—出版者—读者—批评者”的稳定内循环，使得由作家协会及权威文学刊物、文学批评界所构成的文学群体不再具有唯一性。在一个群体内共同遵守的生产、传播、接受法则往往会被另一个亚文化群体拒斥而形成“规则壁垒”。
传媒时代文学变迁面临的困境。现阶段，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尚未促成当代文学实现理想的转型模式。相反，无论在创作流程、营销推广，还是在文本内容、读者互动上，均面临着一定困境。首先，大众话语抗拒精英话语的统领地位，其成功抓住文学成为市场商品的契机，时常将“文本”所富含的“精英话语”抽离至公众视野之外。原本满怀“拯救”与“启蒙”意识的作家逐渐因失去受众的青睐而跌下“精神布道者”的神坛。其次，出版商营销及公众关注度已然成为文学产品是否流行的关键。由于各类亚文化群体的阅读需求良莠不齐，出版商只会从公众阅读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出发，优先遴选能够带来经济实效的产品进行炒作包装。至于文本内容却不构成理性且全面的公众认知。
受“眼球经济”的制约，作家们理应具有的理想追求与美学信仰淹没于世俗化浪潮对文学的“祛魅”，致使文本不可避免地陷入庸俗化、模式化、平面化的问题。再次，各大网络文学网站推出的VIP订阅制度令网络写作环境愈发严酷。在网络文学平台中，读者因享有正版订阅、打赏、催更、月票等商业化设定获得空前巨大的权力。相比之下，作者却必须直接面对读者们的各种苛责和索求，在发文速度、数量与内容上处处受制于读者，其后果是作者写作压力骤然增加，不仅使作者写作压力增大，而且由于过分追求读者点击率，作品为吸引眼球而作，失去了思想深度。文学研究对策与新媒体文学发展前景。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上述问题的应对之策在于重新厘清当代文学生产、传播和影响力的相互关系，对阅读人群进行分类和整理，善于记录并分析传媒时代文学变迁的思潮，敏锐捕捉持续出现的出版风潮和媒体热点，认清当代文学“生产—消费”所反映出的深层文化心态，从而趋利避害，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媒体文学，确立既适合于文学本体积极发展又能保证创作传播科技便捷的均衡之道。而当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审美信念、道德精神彻底回归之时，很难说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不会在历经种种困顿后，收获自我更新、自我整合的推动力。作者相信，只要价值观引导得当、遵循文学与传媒互动发展的客观规律，21世纪的新媒体文学必然能够承接传统文学之精髓，紧系当代人文思潮话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造出一批属于传媒时代的经典杰作，成功完成新一轮文学体系的重建。
作者:杨一男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