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辩证性认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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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表象的而非实质的角度观察金融资本，过度夸大金融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通货理论中的货币供给失衡。马克思辩证地、历史地、本质地对金融资本、金融危机以及金融资本的时代命运做了深刻解读，认为金融资本是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寄生机制。货币和商品的价格、价值失衡是经济危机的现实表现，而非根源所在，金融危机最终仍旧表现为产品的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必然结果，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过程。马克思高度赞扬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指出信用制度和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必要的条件具备时才会完成自我扬弃，向更高的生产阶段过渡。

关键词：信用制度；金融资本；金融危机；寄生性；过渡性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金融资本的理解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金融资本的研究主要是关注金融界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每一次的危机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修正的契机，每一次大的危机后政府也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减轻危机的程度，恢复金融市场活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只是叙述现象而非解释现象，难以解释金融危机还在周期性、全球性发生的原因，还会出现经济危机前后对金融资本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危机前夜，资本主义市场在金融家们的包装下还是一片繁荣景象，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家称颂金融资本对产业部门的企业融资、风险分担、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政府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金融部门充足的自由市场空间，股民金融投资情绪高涨，银行家和证券公司积极创新各种金融衍生品投入市场，货币的神秘性进一步增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描述道：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1]。这也是庸俗的经济学家乐于见到的，利润的源泉再一次得到掩盖，利用货币在流通中的支付职能，资本运作脱离生产过程本身获得独立性，银行家、政府、货币经营者利用数字和权力进行货币游戏。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对我们正确理解金融资本在市场中的作用和金融危机深层原因具有方法论价值，在第三十四章中针对建立在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上的通货原理及由此衍生出的银行立法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指出货币价值的变动是现象而非根源，揭开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运用货币原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面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认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是推动经济发展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通货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取决于流通领域内的货币数量。他们忽视了货币本身是不带有任何价值的一种等价物，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同时又是商品交换的一种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混淆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状况决定的[2]。而通货学派则否认这一原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金融扩张，对内进行立法干涉，增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利用银行和财政部合谋发行银行券，调节利息率，在此基础上，金融市场衍生出各种虚拟资本。马克思指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他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3]。希法庭也在《金融资本》中指出，国家纸币并不是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把它称之为国债或信用货币是完全错误的，国家纸币和票据具有不同的发展的可能性[4]。在市场需求量大而资本供给不足时，不可否认，金融资本会快速解决资本难题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经济，但金融市场无限度的欺诈最终会导致市场商品的极度过剩，即严重的经济危机。泡沫的破灭在顷刻之间，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的普遍跌落，与之相对应的是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失衡。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最初的郁金香狂热，到后来的互联网泡沫、次贷危机等，金融危机总会找到一个载体。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把原因归结于金融市场监管不力、政府的货币政策不到位、自由市场、金融衍生品过多等因素，或有批判性较强的经济学家会直接指出金融资本是一场骗局，但其中不乏带有试图通过炒作黄金白银从中获利之人。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获利必有一方或多方受损，危机揭露了整个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欺诈行为，金融资本失去了社会和政府的信任，接下来就是持续的经济低迷和生产过剩。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影响下，例如凯恩斯、罗斯福、撒切尔夫人等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对证券、银行、上市企业等出台一系列新的监管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强市场监管、开辟海外市场、调节利息率、保护关税、银行立法等一系列措施，就当下的危机而言是切中时弊的，但从整个金融史来讲只是一次又一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较量。一方面政府依赖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垄断、公民权益等问题政府又必须予以监管，用以混淆视听树立金融自信，政府与金融合谋欺骗中产阶级，新的危机还会发生，新的金融浪潮也还会持续上演。

二、《资本论》中金融资本的实质

马克思对金融资本的理解是抽象的、本质的和唯物史观的，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规律探讨金融资本的利润源泉、金融危机的实质以及未来金融资本的存亡问题。信用制度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打破了奴隶经济中的高利贷形式，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提供了便利，使得国家、地主、小农摆脱了高利贷的束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扬弃的结果，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金融资本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信用使得资本家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在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降低市价，损害别人利益同时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所以资本信用即是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优势，因而对银行的信用需求也越来越多。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指出在现象上，它在一定部门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干涉，再生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5]。在价值形式上，金融资本家们营造着一种假象，也是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惯用的伎俩。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外表化，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6]。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价值的源泉再一次被掩盖，而货币所谓的价值增值实际是对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的剥夺。而且产业资本家本身也受到货币资本家的剥削，因为用来推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占有他人劳动的资本并不属于产业资本家自身，而是货币资本家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职能资本的集中、垄断和融合，产生了货币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7]。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8]。资本剥夺的对象也由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在金融化的时代只有垄断才能保住性命。马克思称这帮金融家们为匪帮，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生产，他们的运作过程也与生产并无干系，只是一个贪婪的寄生者阶级，牺牲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以及所有工人阶级的利益。金融资本又通过垄断利润、金融投机、寻租等途径而建立起一套寄生性积累机制[9]。虚拟资本相对独立于现实资本，与产业部门生产资料的积累形式不同，虚拟资本充分利用货币、证券、期货、股票、银行券和贷款等金融产品在流通领域内独立运作，然而这种金钱与数字的交易只是表象。交易所中所谓金钱不过是一张张所有权凭证或利润凭证，只是一种价值符号，而这些符号却利用货币的支付职能控制着整个资本市场的运作。在这场交易所的赌博中，虚拟资本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通常控制着产业链高端环节并从中获取超额利润，在证券价格的跌落中影响着中小资本的命运，同时进行资本集中和垄断。在这里银行家从中介变成了对掌握资本分配权的主人，将社会的剩余货币集中起来，从而控制整个生产过程获得利润，但却根本不懂生产，只是单纯进行货币积累。因而吸引资金最多的领域或许是资金最饱和的领域，整个资本市场都在遭受超时间、超空间和超界限的三重剥削却养活了这些寄生者阶级。

三、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特征

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存在一定的限度，取决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财富的回流。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10]。货币资本积累的增加一部分是随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扩大而增加的，一部分也会由于货币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独立性而独自积累。这种积累方式的特征会让经济在一段时间和一定领域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飞速向前，有利于企业融资和分担风险，从而导致人们以金融市场作为价值增值的中心，如今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正在经历一个镀金时代。而在另一时间和另一领域呈现出与现实资本积累相反的趋势。由于这种积累的相对独立性，货币资本在一段时间出现过剩的现象成为必然，并且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过剩问题日益尖锐，从而缩短信用制度、金融资本同资本主义界限的距离，直至突破界限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在社会金融系统中爆发的危机，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金融指标短期内急剧变化，表现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金融机构破产等[11]。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信用的突然中断导致整个资金链条的断裂，从而表现为全球性的货币危机和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十分重视外部条件的有序性从而保证他们所创造的货币循环体系的运转，与政府合谋，一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另一方面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各种手段的同时给予金融资本自由。历史上金融资本的成长面临过很多困境，欧洲的过剩资本，为寻找广阔的投资领域对全世界国家进行金融扩展，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使资本投入分散化以减缓危机的发生，同时形成托拉斯等垄断机构干预市场，加强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危机的爆发。但恩格斯认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12]。一切看似挽救金融危机于水火的举措都将为一场全面的、最终的、争夺世界霸权的工业战争做准备。而危机是由金融资本自身对实体经济的寄生性所带来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信用货币的相对独立性，并不能改变汇票贴现需要依托实体经济的现实买卖交易的完成这一现实，而这种现实的买卖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因此金融危机所表现的货币危机又一定是信用过剩和生产贸易过剩，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必然会出现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正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过剩又是相对过剩，缺少投资领域也是相对缺少。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的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巩固自身的一种方式，垄断集团利用自身优势和权力内部操作，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场零和博弈，在这场骗局中，中小资本家、工人阶级、零售商、债券行业中的弱者都是每一次开盘所牺牲掉的，资本越来越多集中到少数寄生者阶级手中形成垄断，而在危机中资本再一次得到集中。运用这种方式资本市场充分发挥了市场的本性，一方面淘汰弱者，另一方面从下层中筛选出精英加入资本主义市场的队伍，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再一次被巩固了。

四、金融资本的时代命运

金融资本在一系列包装之下，呈现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之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金融扩张巩固自身权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渗透和尖端技术限制，将金融视为一国之本，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金融资本的命运已然注定，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金融资本的相对性，提醒人们在激发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敲响了一记警钟。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的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势的单纯过渡点[14]。信用制度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也使得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金融资本也在历史的发展中辩证地存在着。早期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为摆脱旧时高利贷的控制，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抢占剩余价值是信用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服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信用制度的产生使得虚拟资本与生俱来就有寄生性的特征，生息资本的利息是占有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剩余价值，其本身只是充当了通货而非资本，因此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价值，在本质上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此外，信用制度凭借货币的支付职能使得金融资本市场充满赌博欺诈，中小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把一部分用于企业运作的资金拿出用以金融投机，却陷入资本集中，被托拉斯垄断巨头、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部门内部设计的陷阱之中。正如高利贷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信用制度使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破坏而非创造生产力。从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现代信用制度、银行制度以及建立之上的金融体系又将发现其存在，正如高利贷资本与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一般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下的必然产物，与同时代下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适应。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产物，没有信用制度，没有金融资本也不可能过渡到联合起来的劳动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才称那些宣扬信用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资本被集中起来，使得资本具有了社会的形式，从而进行全社会的分配，实现了资本利用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尽可能寻找获利最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有利的产业部门，无论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工人阶级都不是资本的所有者。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被马克思认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之一，联合的生产方式是其积极扬弃的结果。信用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使得所谓要求的实行公里当铺和无息信贷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金融资本作为过渡点，对于其时代命运，马克思曾在《资本论》描述过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一概念，并高度赞扬，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物质生产力与相适应的物质生产形式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对旧形式的扬弃。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被改变，工人作为联合体是自己的资本家，从而金融资本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经济危机的影响便可以避免。尽管如此，合作工厂也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缺陷，因为它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完善的工厂制度、现代的信用制度都是合作共产产生的必然条件。但合作工厂的产生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要遵循“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何时，在什么地方都要取决于孕育其出现的各种物质条件是否成熟。

五、小结

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以控制全部生产关系的寄生机制，虚拟经济对生产关系的支配性使得人们被货币增值的表象所蒙蔽，陷身金融投机，直至市场萎缩、经济衰退、生产力下降、债务膨胀等经济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停留在商品和货币供需变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的表象，新自由主义强调让金融市场保持活力，认为资本虚拟化程度过高，市场过度投机等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修修补补。自金融资本产生以来就饱受争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实质。金融资本与信用制度荣辱与共，通过信用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寄生机制，其本身并不产生价值，但信用制度作为与同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向先进生产方式过渡的必然阶段，每一次金融危机也是资产阶级扬弃自身的形式。我们并不能时时诉诸公有制对这种寄生机制的消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出现之前，信用制度、金融资本也将一直生存下去。同时代下，亟需学习并运用经济规律，对金融资本形成辩证性的认识，理解其寄生性的内在机理，坚决以现实的生产关系为根本，以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资本的无序扩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4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7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32．

[4]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1．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97．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40．

作者:房明明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