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思想对中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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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道、佛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三大主干思想体系，相辅相成地从不同角度为中医学输注养分。文章以儒、道、佛三家思想为切入点，揭示中医疾病预防调护、诊治、医德修养等内容的丰富文化内涵，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医道联系的认识。

关键词儒道佛；中医；养生；医德；中医药文化

纵观世界科学文化，中医药学历经风霜雨雪却仍保持其特有的生命力，究其原因，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其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从中汲取养分，这是其相较于其他国家民族昙花一现的传统医学，可以保持常青不老的秘诀。而儒、道、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主干理论体系，其对中医药学的影响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思考。本文将具体从儒、道、佛三家思想对中医在疾病的预防调护、诊治以及医德培养三方面加以阐述，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医道联系的认识。

１疾病预防与调护

１．１儒家经典中的预防、养生十三经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其中有很多关于预防、养生的论述。首先是要顺应自然。《周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强调人应与自然相和谐。启示我们要想增强身体素质，养生防病，必须顺应自然与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其次是要调畅情志。《礼记·大学》载“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心广体胖意为人的心胸宽广，体貌则舒然安详。圣人孔子就是一个遇事长乐，达观之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故孔子虽一生历经坎坷，但仍享高寿。再者是要生活有节。孔子曾提出君子之“三戒”的要求，“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外，据《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当时专设“食医”，掌管宫廷饮食滋味温凉、分量调配和卫生保健。说明当时已开始注重健康的制度保障［１］。

１．２道家身心同调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这一至理名言，指出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哲理。启示人们必须谋事于细微，防患于未然，这与《内经》中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极为契合。道家基于其形神相合的观点，注重形神兼养。关于养心神，《道德经》第十六章：“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在道家思想中，要想全面认识道，认识宇宙万物运动的总规律，需要使自己进入一种虚静状态，这一状态强调要避免外物的干扰诱惑，避免产生过多欲望。《清静经》曰：“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能遣之者，自然三毒消灭。”强调只有“遣欲澄心”才能减少因欲望过度导致的疾病发生的几率。因而，“虚静”是维护人身心健康的先决条件［２⁃３］。关于养身，道家特有行气导引之术。“导引”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刻意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如熊攀树，类鸟飞空。导引之术模仿鸟兽活动的形态，编制出一套套导引程式。在治未病领域，导引治疗疲劳综合征中由于劳累引起的人体肌腱韧带等筋类疾病尤为有效。人们通过导引之术可放松形体，自觉控制机体的姿势和动作，刚柔并济，松弛有度，使气血运行通畅。并且导引常与行气并称。行气是吐纳、服气、调息等的总称，以锻炼呼吸为主。导引行气是以道家气一元论的生命本原理论为基础的，在导引的过程中伴随呼吸频率的调整，将行气与肢体运动结合，从而能够更好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４］。

１．３佛家禅修戒、定、慧构成释家理论的整体。其中定的核心为摒除一切欲望和烦恼，摒弃一切杂念，以达专心致志，观照明静的状态。《摩诃观止》中介绍的修习止观的方法，其一是具五缘，即首先要重视佛法，有充足的衣食，择清静处而栖，停下外在的一切事务，并找一个有经验的指引者；其二诃五欲，意指认清色、声、香、味、触五欲对修道的障碍，克制欲望以增加定力。其三弃五盖，即抛下心念中的贪、嗔、疑、悔、睡这五种遮弊智慧的障碍。由此外无扰，内无碍。内外诸障既去，最后调和饮食、睡眠、身体、呼吸以及心境五事，这与中医养生中“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的养生基本原则交相呼应［５］。佛家修习养性，调节心绪的手段是禅修，可用作精神心理治疗。明代袁了凡《静坐要诀》认为“修禅之法，行住坐卧，总当调心”，并提出调心三法：一为系缘收心，二为借事炼心，三为随处养心。禅修最常见的方法是静坐，特征为“静心”，这与中医学对情志的调养相同，认为静坐敛心，调身内观，可明心见性，久之可身心轻松。参考心身医学的观点，禅定可稳定心理状态，使身体机能也趋于稳定，改善不良心理状态，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类比禅修状态的“沉思”受试者，在沉思期间，氧气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呼吸频率等一些生理指标均有显著下降，这与交感神经系统活动水平的下降有关［６］。

２疾病诊治

２．１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而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有中和，用中，执中之意。矛盾的两端同等重要，事物在对立与统一的相互作用、动态平衡中得以发展。中庸既体现了万物并存而能互根互用，互生互制，达到动态平衡的一般规律；又可作为对立双方矛盾平衡协调的标准尺度，指导取舍［７］。儒家常以“中庸”作为指导人们社会交往的行为准则。“礼之用，和为贵”意为为人处世应当以和为贵，“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都主张人们的言行应以“中”为标准，反对“太过”和“不及”，这种哲学思想广泛体现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中医阴阳学说最基本的规律是对立制约和互根互用，基本形式是消长和转化。阴阳之间既对立消长，又依存转化，再加上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这一复杂的生理过程，体现了机体的动态平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健康状态。而一旦失去平衡，则为“阴阳失调”，这是对机体病理状态的精炼概括，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为疾”。而治疗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和状态，《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治疗的过程就是“调整阴阳”的过程。具体而言，有“补其不足，泄其有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痼者解之，积者散之”等治法［７］。在遣方用药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中药本身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的特性。清代吕震明在《伤寒导源·脉分阴阳死生论》言：“其有阴阳气虽偏胜，而尚未至于偏极者，阳药方中必少加阴药以存津，阴药方中必少加阳药以化气，虽有时寒热互投、补泻兼进，似乎处方之甚杂，其实原乎阴阳互根之理，剂其偏胜以协于中。”其次在药物的配伍实践中，最普遍的原则就是君臣佐使，其中也充分体现着儒家的中庸思想。如何瑭在《医学管见》中说：“然或热药之过甚而有害也，须少用寒凉药以监制，使热不至为害，此则所谓佐也。”即佐制药用以防止君太过，使助君药之力。如《伤寒论》中麻黄汤佐以杏仁利肺平喘，与麻黄相伍一宣一降。“宣”与“降”这对矛盾在此方的配伍中达到了动态平衡，体现了“执两用中”［８］。由此可见，儒家的“中庸”思想贯穿渗透于中医体系构建、人体生理病理以及治则治法和组方用药的方方面面。

２．２道家的形神一体观广义的形指一切物质实体，神指一切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狭义的形指人的形体，神指人的意识精神活动。老子“载营魄而抱一”的观点充分体现了精神与身体合一的思想。《庄子·知北游篇》曰：“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有形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万物以各种形态相生。庄子眼中，形神相合是人体结构和生命本质合一的最好状态。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有，因无而生焉；形，需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道家的形神一体观在《内经》中被表述为“形与神俱”。基于形神一体的思想，道家主张“安心以养身”以达“形神相守”的目标。养形与养神相互兼顾的同时，又以养神为先，所谓“失神者死，得神者生”。望神是中医望诊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得神、失神、少神、假神等状态亦可判断疾病的预后。从病机来看，情志失常可影响到气机、脏腑和精血。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悲伤肺”“恐伤肾”，就精炼概括了情志对五脏的影响。同时，由于人的身体状态也决定着人的精神状态，“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暝，老者之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暝”，故脏腑病也可影响情志，如心胆虚怯可致惊惕不安，心脾两虚可致悲伤欲哭。因而临床在对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形神是一体的［９］。

２．３佛家的“四大学说”《佛说五王经》说：“人由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谓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四大即地、水、火、风。四大又称“四界”“四大种”，释家认为这四种物质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一切物质都由四大所生。《佛医经》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四病，起四百四病。这也说明“四大”不仅是四种构成人体的基本要素，也是四种致病因素。随着佛教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中医思想或多或少也受其影响，最早援佛入医的医家陶弘景，其在增补《肘后方》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说：“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泪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俯仰，喘息视瞑，是风大也。”由此可见，四大学说确实对中医理论有过影响。两种学说都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包含有哲学概念。它们都是将几种具体物质看做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四大所指的是地（土）水火风，五行说所指的是金木水火土。并且都被运用到了医学领域，贯穿于疾病诊治的全过程。但是四大学说与中医五行相比有着巨大的局限性，比如四大只看到了四种属性自身的特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复杂的联系，缺乏系统性等，纵然如此，也不能忽视佛家四大思想在中医理论发展过程中留下过的痕迹［１０］。

３中医医德

３．１医乃仁术“仁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梁惠王上》篇，一头牛被作为祭祀品即将被杀掉，梁惠王因不忍心看到牛害怕得发抖的样子而代以一只羊。孟子评价其见牛未见羊而以羊代牛的行为“是乃仁术也”。“岐黄以外无仁术”，医学因其治病救人的功用常被称为仁术。杨泉在《物理论》中有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乃仁术”首先体现在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仁体现于德，指与人友善，怜悯关怀。历代名医都以“仁”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清代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说：“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则以败，断无以成。”此外，仁者爱人，不仅包括爱自己的亲人，也包括爱社会上的人。因而从医不仅仅是治病救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使其还兼有济世功能，历代儒医往往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有名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曰：“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灵枢·师传》中写到，医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医病医人医国，治民治身传世，三位一体，环环相扣，密不可分。著名医家张仲景、李时珍都有在治病之余著书立说，福泽后人，通过治病救人将仁爱之心广播众人，使得人伦有序，社会和谐［１１］。综上，儒家思想对中医从业者的影响既要求医者怀有仁爱之心，也赋予了儒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３．２道家贵身《道德经》第四十四章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强调爱身。《道德经》第十三章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认为生命远比一切外在的名利宠辱重要，只有重视天下像重视身体一样的人，才值得予以托付天下。道教思想认同“身死道消”的观点，认为死亡会使自身的道消散，是痛苦的，只有活着才能够获得幸福［１２］。《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也正是有感于人命贵于千金，孙思邈将自己的医学著作命名为《千金方》［１３］。医生作为性命所托的职业，重视生命是对医生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医生的角度上，医生首先要贵己身，通过锻炼以养形，宠辱不惊以养心，然后要敬畏他人生命，以此为动力，努力提高治疗水平，延长寿命。

３．３佛家慈悲慈悲是大乘佛教的根本，“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教所说的慈悲可概括为“拔苦与乐”，就是将众生从苦难中救拔出来，给众生以快乐。将众生的痛苦视同自己的痛苦，以帮助众生得到快乐，解除痛苦为己任。佛教“慈悲”思想的两大特点一是平等，二是拔苦予乐。由此可见医家的慈悲思想，也主要表现在利他和平等两方面。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中教导医者“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体现了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在强调奉献精神以外，佛家的慈悲思想还强调平等博爱，佛教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下等级之分，一律平等，主张发慈悲之心，为人类谋求利益，救人类脱离生死苦海。医者刘勉曾说过：“富者，吾不利其所有，贫者，吾不倦其所求。”对于怨家，一般人难以宽容，但佛教主张“菩萨布施，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并且受佛教慈悲思想影响的医者对于贫病者尤加以关注爱护。如清代黄凯均曾说“予习医幼年，所治大半系贫苦之人，药物维艰，安望其报？是必细心切问，和言安慰。若寸厌恶，致起轻忽，伤德非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教导医者“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这一段论述完美体现了佛家慈悲思想利他和平等两个层次。

４小结

儒、道、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中医理论中随处可见，在临床实践中，无论是对医者自身修养与技艺的提升，还是对患者进行沟通和诊疗过程的启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们同为中国流传千年的精神宝库，在浩如烟海的经典中相互进行对照研究，可相互补充相互启发，在新时代的机遇下，共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１］薛公忱．论医中儒道佛［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臧守虎，李爽，朱叶．道家虚静思想对中医的影响［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２１，３６（８）：４４７３⁃４４７５．

［３］吴昊天，贺娟，吴以岭，等．论道家“恬淡虚静”对身心疾病的预防［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６，５７（６）：５３８⁃５４０．

［４］庞枫韬，唐晓颇，代金刚．中医导引内涵与临床应用探析［Ｊ］．按摩与康复医学，２０２２，１３（２）：６５⁃６７．

［５］孙广仁．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翟向阳，魏玉龙．禅修的心理学分析与中医养生［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２，２７（８）：９６１⁃９６３．

作者:张裕 赵瑞珍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