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邵晋涵《韩诗内传考》钞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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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乾嘉时代著名学者邵晋涵曾撰有《韩诗内传考》一书，对亡佚已久的汉代《韩诗》学派的佚文遗说进行了辑录。此书因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故仅有稿本形态，并没有刻本传世，这导致其流传范围极其有限，部分学者甚至以为此书已经亡佚。浙江图书馆所藏沈复粲鸣野山房钞本《韩诗内传考》一册，此乃天壤间仅存的一部传本，为考察该书各方面内容提供了唯一可靠的线索，弥足珍贵。该钞本之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值得加以全面的介绍。

关键词：浙江图书馆；《韩诗内传考》；《韩诗》；辑佚

邵晋涵（1743—1796年），字与桐，号二云，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邵氏之生平经历，在黄云眉先生所作年谱[1]及罗炳良的相关补正[2]中，已经得到了巨细无遗的展示，兹不赘述。邵氏学识渊博，于经部、史部、集部皆有深厚造诣。在经部研究中，其所撰《尔雅正义》代表了清代治《尔雅》的最高成就，被梁启超先生视为“清学史中应该特笔记载”的大著[3]；在史部研究中，其重辑的《旧五代史》，“堪称乾嘉辑佚书之翘楚”[4]；在集部研究中，其为《四库全书》所撰写的多篇诗文集提要，虽未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但在日本学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5]。不过以上三种文献，并非邵晋涵学术著作的全部，他还有部分论著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未完稿《韩诗内传考》便是这样一部著作。即便在专门研究邵晋涵文献学的论著中，也未见有就《韩诗内传考》做出考释的文字，如台湾学者林良如曾在《邵晋涵之文献学探究》中特辟一章探讨邵氏在辑佚方面的成就[6]，对其辑录的《旧五代史》推崇备至，却只字未及《韩诗内传考》。实际上，这种悬殊的对比反映的正是学界对邵晋涵著作不均衡的研究现状。

1《韩诗内传考》流传考

《韩诗》学派是由西汉学者韩婴创辟的《诗经》学流派，与鲁人申培开创的《鲁诗》及齐人辕固开创的《齐诗》并立于学官，共同奠定了汉代官方《诗经》学的底色。但随着《毛诗》学派在民间的兴起，《韩诗》等《诗经》学流派渐次退出主流的学术舞台，其著作亡佚于学术史的洪流之中，成为古佚书。清代是辑佚古书的高峰期，学者多以辑存古代佚籍为学术目标，产生了品类繁多的《韩诗》辑本，邵晋涵的《韩诗内传考》便是其中一种。较早记录邵氏撰有《韩诗内传考》的文献是王昶的《蒲褐山房诗话》，该书“邵晋涵”条记邵氏“又有《孟子述义》《韩诗内传考》《榖梁正义》诸书未成，皆藏稿于家。子秉华将汇而录之，以惠来者”[7]。“未成”二字清晰地描述了《韩诗内传考》的状态，即该书是一部并未最终完成的著作，所以仅有稿本（“藏稿于家”），而未得到刊刻。由后文记晋涵之子邵秉华“将汇而录之，以惠来者”之语，可知秉华确有将包括《韩诗内传考》在内的诸多书稿付梓的打算。但对于《韩诗内传考》最终是否实现了刊刻这一问题，清代学者有不同的记载。张之洞在成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书目答问》中曾明确提到：“邵晋涵《韩诗内传考》，有刻本，未见。”[8]但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缪荃孙总纂而成的《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二》则谓：“邵晋涵有《内传考》稿，亦散失。”[9]卷123：2b这两条记载均出自深谙文献版本的学者之手，其言当各有依据，限于史料，目前无法确定哪一说法是可靠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无论《韩诗内传考》是刻本还是稿本形态，其流传都相当有限。张之洞虽记该书有刻本，但直言“未见”；缪荃孙则直接记录该书乃稿本形态，且“亦散失”。可见在清末的学术界，即便偶有知晓邵晋涵撰有《韩诗内传考》者，亦多以佚书视之，遑论就其内容之得失进行探讨了。但可喜的是，浙江图书馆藏有一部《韩诗内传考》之钞本，乃此书于天壤间之唯一传本，使邵书命延一线，为学界考察该书之相关内容提供了唯一的线索，弥足珍贵。

2钞本《韩诗内传考》的版本信息及学术价值

浙江图书馆所藏《韩诗内传考》之钞本，古籍编号1584，索取号：善479，胶418。此本并非邵晋涵家藏原稿本，而是鸣野山房转钞本。鸣野山房乃浙江山阴藏书家沈复粲（1779—1850年）之藏书阁，可知该钞本系由沈复粲抄出。此本版心白口，单黑鱼尾，上题“韩诗遗说考”，下题“鸣野山房钞本”。无序，首页首列题“韩诗遗说考”五字，下钤长方朱文“浙江图书馆藏书画印”一枚，次列题“余姚邵晋涵与桐”。自第三列起即为正文。钞本凡十九页：前十八页共辑遗说约300则，皆按《诗经》篇目顺序排列，将《韩诗》遗说系于相应诗句之下；第十九页共辑遗说12则，审其体例，俱为不知应系于何篇何句之下者。这一安排方式乃清代《韩诗》辑本之通例，如臧庸《韩诗遗说》安置了篇句可考的遗说之后，另设“诸书引《韩诗》未详所属者”一节[10]，用于保存不明所属的《韩诗》遗说；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韩诗故》正文皆将所辑遗说置于相应篇目经文之下，亦于书末另附“凡诸书引《韩诗》不知属于何篇何句者”的遗说5则[11]。客观地说，《韩诗内传考》在《韩诗》的辑佚史中几乎无影响可言，这与其传播不广有一定关系，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该书并无学术价值。宋季王应麟的《诗考·韩诗》是对《韩诗》遗说的首次系统辑录，但亦有挂漏讹误。《韩诗内传考》虽非专为补苴《诗考》而作，但其学术价值却在与《诗考》的对比中得到了较为明晰的呈现：首先，《韩诗内传考》所辑《韩诗》遗说，有被《诗考》漏辑者。兹仅举二例以证之：（1）《曹风·蜉蝣》：“采采衣服。”《诗考》未辑出与此相关的《韩诗》遗说。《韩诗内传考》则以《文选·鹦鹉赋》李善注为据，补出《韩诗章句》解释该诗的遗说：“采采，盛貌也。”[12]10a（2）《小雅·常棣》：“和乐且湛。”《诗考》未辑出与此相关的《韩诗》遗说。《韩诗内传考》则以《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以下简称《释文》）为据，补出《韩诗》解释该诗的遗说：“乐之甚也。”[12]10b其次，《韩诗内传考》所辑《韩诗》遗说，有《诗考》已辑但不完整者。兹亦举二例以证之：（1）《小雅·天保》云：“无不尔或承。”《诗考》以《文选·赠刘琨》李善注为据，辑《韩诗》遗说云：“承，受也。”[13]36今考李善注之原文，“受也”下另有“谓受恩也”四字[14]，为《诗考》所漏辑。《韩诗内传考》则已补足：“承，受也，谓受恩也。”[12]11a（2）《小雅·采菽》云：“福禄膍之。”陆德明《释文》云：“厚也，《韩诗》作‘肶’，注同。”[15]137可知《韩诗》“膍”作“肶”，“注同”则显然说明《韩诗》亦训“肶”为“厚也”。《诗考》仅辑录了《韩诗》经文“福禄肶之”[13]47，对于《韩诗》训诂文字却付之阙如。《韩诗内传考》则云：“福禄肶之。肶，厚也。”[12]14b补足了《韩诗》的注文。最后，《韩诗内传考》还有部分条目可以纠正《诗考》之误。如《毛诗·豳风·鸱鸮》有“彻彼桑土”之句，陆德明《释文》云：“《韩诗》作‘杜’。”[15]115可知《韩诗·鸱鸮》此句作“彻彼桑杜”。但《诗考》误辑作“彻彼桑土”[13]35，《韩诗内传考》则作“彻彼桑杜”[12]10b，与《释文》所载《韩诗》相合。综上可见，《韩诗内传考》所辑录的部分条目，的确可对《诗考》起到补遗与订误的作用。但能够订补《诗考》的条目并不多，所以上述订补并不代表《韩诗内传考》在学术质量方面已经超越了《诗考》。事实恰好相反，与《诗考》相比，《韩诗内传考》尚有若干明显的学术缺陷。

3钞本《韩诗内传考》的学术缺陷

将《诗考》与《韩诗内传考》逐条比勘，可以发现《韩诗内传考》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首先，《韩诗内传考》漏辑了大量的《韩诗》遗说。如前所述，《诗考》是学术史中第一部对《韩诗》遗说进行辑佚的学术著作，也是后世所有辑《韩诗》者的首要参考文献。但最匪夷所思的是，不少已被《诗考》辑录的遗说，竟然未出现在《韩诗内传考》中，可见邵氏大概并未读过（或未认真读过）《诗考》。且邵氏辑佚的来源主要以《文选注》《后汉书注》《释文》三部书为主，连《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常用类书都未参考，其挂漏自然远较《诗考》为多了。其次，《韩诗内传考》已经辑入的遗说也存在着多种缺陷。这些缺陷可以分为以下五类：（1）辑录遗说内容重复。如《汉广》篇，邵氏据《文选·琴赋》注辑《韩诗章句》云：“游女，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求而得也。”又据《文选·七启》注辑《韩诗章句》云：“游女，谓汉神也。”[12]2这两条材料显然是同一文本，前者完整，而后者则为节引前者而成，故后者不必再单独辑录。《诗考》即径以前者为准[13]14，颇符辑佚之通例。（2）辑录的部分遗说存在文字错误。如《关雎》篇，邵氏据《后汉书·明帝纪》注辑《韩诗章句》云：“故咏《关雎》，说玉女，正容仪，以刺时。”[12]1a考此注之原文，“说玉女”作“说淑女”[16]112，恰与《关雎》“窈窕淑女”之文对应，邵氏误“淑女”为“玉女”。再如《甘棠》篇，邵氏据《释文》辑《韩诗经》云：“勿笺勿伐。”[12]3a考《释文》原文曰：“《韩诗》作‘刬’。”[15]86可知《韩诗》之文应作“勿刬勿伐”，邵氏误“刬”为“笺”。以上两例，《诗考》俱不误[13]12,15。（3）对部分遗说的安置存在失误。如邵氏曾据《文选·甘泉赋》注辑《韩诗章句》遗说一条：“振，动也。”[12]19a但不知应将此遗说系于何篇何句之下。按此乃《韩诗章句》解读《周颂·时迈》“薄言振之，莫不震迭”之遗说，见《后汉书·李固传》：“《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迭。”章怀太子注：“《韩诗》薛君《传》曰：薄，辞也。振，奋也。莫，无也。震，动也。迭，应也。”[16]2077可证以“动”训“振（震）”系薛君训释《时迈》之文。《诗考》即正确系于《时迈》篇中[13]56。（4）误标部分遗说的出处。如《摽有梅》篇，邵氏以《释文》为据，定《韩诗》题作“莩有梅”[12]3b。按该异文之出处并非《释文》，而是宋人孙奭（962—1033年）《孟子音义》“莩有梅”条引丁公著云：“《韩诗》也。”[17]可见“莩”并非出自《释文》。王应麟《诗考》即正确注明出处为《孟子音义》[13]16。（5）擅改遗说之原貌。如《卫风·硕人》“大夫夙退”之句，邵氏据《释文》辑《韩诗》云：“夙退，朝罢也。”[12]6a考《释文》“夙退”条之原文作：“《韩诗》：退，罢也。”[15]96邵氏于“退”上增“夙”，“罢”上增“朝”，显然是改窜《释文》所引《韩诗》之原貌，王应麟《诗考》则按《释文》之原貌著录[13]22，真实可靠。邵晋涵的好友洪亮吉曾在《邵学士家传》中赞誉《韩诗内传考》足纠“王应麟之失，而补其所遗”[18]，不知这一判断是出自朋友之间客气的赞美，还是因为洪氏根本没有比对过《诗考》与《韩诗内传考》的异同，总之这一评语并不符合《韩诗内传考》的学术质量。只要将《诗考》与《韩诗内传考》逐条比勘，可以发现前者已辑而后者遗漏、前者不误而后者反误的例证在所多见。不过如前所述，《韩诗内传考》只是一部没有成书的稿本，对于该书的上述缺漏，邵晋涵是否有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弥合的通盘打算，现已不得而知。但从稿本客观呈现的面貌而言，其完全未将邵氏卓越的学识与辑佚的特长表现出来，则是一望可知的事实。

参考文献：

[1]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C]//黄云眉.史学杂稿订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1-108.

[2]罗炳良.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补正[C]//罗炳良.章实斋与邵二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64-369.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95.

[4]陈尚君,等.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前言[C]//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5:8.

[5]菅原博子.邵晋涵の集部提要稿について[J].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1987(6):107-120.

作者:吕冠南 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