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制度范文精选

廉政制度

1、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自觉执行市委、市政府关于廉政建设的决定，做到清正廉洁。

2、以《党章》、《准则》、《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关于副科级以上干部十不准规定》、《省物价局关于物价干部管价、定价、查价十不准规定》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要求自己，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3、严禁以权谋私，做到“五不准”。即：不准利用定价、检查等职权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私利；不准以工作之便以低价或象征性付款购买商品物资；在公务活动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接受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物和好处费；在商品价格调整或收费标准调整过程中，不得泄露机密或趁机抢购商品；不准定人情价，发人情证，办人情案。

4、认真接受监督，自觉地同不廉洁的行为和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为了加强我局的廉政建设，确保各项廉政规定落到实处，更好地树立国税稽查队伍的新形象，特制订本制度。

一、坚持廉政教育，做到警钟常鸣，讲究税务职业道德，倡导为税清廉。

二、严格遵守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五要”、“十不准”和“十五条”有关税务人员廉洁自律的规定。

三、秉公执法，严格按国家税法规定查处税收违法违章案件，对查出的偷、漏税款要及时全额收缴入库。

四、实施稽查要求按确定的稽查对象、程序进行，个人不得随意到纳税户检查。

五、不得为被查纳税人的税收违法事项说情或隐匿不报，不得擅自处理违章、违法事项。

贪污腐败这一社会毒瘤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氏族制度瓦解，出现贫富分化，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人类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权力易被滥用的特点，贪污腐败现象也随之产生，这个阶段在我国大约出现于“五帝”时代后期。随后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使腐败现象更为盛行。过于泛滥的腐败往往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从而危害统治阶级统治基础，因此历代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均采取措施以遏制腐败的蔓延，其中有些做法今天仍值得借鉴。

一、严刑峻法，惩罚贪官污吏

首先历代统治者注重立法，运用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早在尧舜禹时期，司法官皋陶就制定了昏、墨、贼的罪名，其中墨就是指贪婪败坏官纪，夏朝对此加以确认，规定犯三罪者均处死刑。在西周时期规定了五过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亲，以惩罚审判官徇私舞弊。战国时期李悝制定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中《杂法》规定的六禁之一金禁就是惩罚受贿行为的规定。秦朝时期法家思想得以贯彻，法家较早意识到官吏腐败对国家的严重危害，秦朝的法律就规定了任人不善、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等罪名。西汉时期惩治贪污贿赂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制定了独立的监察法规，在处理贪污腐败案件时也基本上是以监察法规为主要依据。主要规定有：第一，官员不胜任者要被免职。第二详细规定了失职渎职行为。不仅丢失印信、文书，甚至消极怠工，不积极举报违法的同僚与部属都视为失职和渎职。第三，防治官员以权谋私。汉代赃罪分为盗和赃两大类，盗指官员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共有财产，赃指接受下属、吏民的贿赂。第四禁止官员实行苛政。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由于长期战乱频仍，南北对峙，因此在整顿吏治、惩治贪污方面，显得力度不够。但对惩贪，仍从立法上作出了努力，如《魏律》在前代的基础上，把《盗律》中的“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以及“呵人受钱”、“使者验赂”等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块，创辟《请赇律》。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很有意义。南北朝多承魏、晋律。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在惩贪的法律系统化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晋律》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当时反贪立法主要体现在《开皇律》及《唐律疏议》中。《唐律疏议》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划分了官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在具有法律总纲性质的《名例律》中，对赃罪的几种情形及其区别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为“六赃”，即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这几种罪名在唐以前多已出现，但把它归到一起称“六赃”却是第一次。此后各代多加以沿用。在宋律中，对于贪污罪都有各种严格而具体的规定。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反贪立法多继承唐、宋，但要系统一些，虽仍沿袭唐、宋时期“六赃”的提法，但增加了一些罪名，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

其次，是采用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夏朝就规定贪婪败坏官纪的“墨”罪要处以死刑，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援用的就是夏刑，被论“墨”罪，杀，弃尸于市。秦朝强调轻罪重法，以刑去刑，对行贿一钱即处黥城旦，规定贪污与“盗”同罪。到了汉代，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甚至规定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晋律》首开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唐代虽然用刑轻缓，但对贪贿犯罪处罚却极为严厉。对受财枉法一类的处罚尤为重苛，规定正七品官受财枉法、违法之赃达月俸禄收入总数一半以上者处极刑。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绢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处绞刑。虽有议请减赎和官当制度，但对官吏犯赃则取消一切特权。明确规定对犯十恶及受财枉法者，一律不准使用上请减免的规定1，将官吏贪赃枉法与犯十恶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来。到宋代，“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匿”。2明朝时期，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赃至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并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并创造了剥皮实草这一极为恐怖残酷的刑罚手段。对此，赵翼评论说：“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鋸随之。”3清朝初年也是严惩贪官。康熙告谕大臣：“朕观自古帝王，于不肖大臣，正法者颇多。今设有贪污之臣，朕得其实，亦必置之重典。”“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4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采用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二建立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官员腐败。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防范官员腐败方面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它起始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是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并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在防范官员腐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虽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中国封建的监察制度从秦朝开始正式确立，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监察中央百官，在地方设监御史监察郡县官吏。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颁布了专门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诏六条》，正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御史台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划归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综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监察机构独立，直接听命于皇帝，自上而下垂直监察。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二是位卑权重，以小制大。古代的监察官员虽然官职不高，但职权很大，负责巡查地方的监察御史官职很低，一般为七品，但其属中央机构官员，代表皇帝和朝廷外出视事。监察官员“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且可以“风闻奏事”，凡属国家政事，无论大小均参与监察，在执行监察时可不受任何机构、官员的约束，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三是重视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虽然不论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严密周全，都无法解决封建王朝固有的内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但从封建社会吏治实践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系统的确设计得十分精细严密，监察机构在纠举不洁，惩恶扬善，澄清吏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确实查处了平时发生的不少贪污受贿案件。其中不少制度，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纪检监察制度的建设，仍可供借鉴。

对官员进行巡视，以监察其勤政廉政情况，其实早在4000多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就有了。黄帝时，设置了实施监督的官员，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管辖的属国行使监察权。夏商周时设有称之为“方伯”的官吏，他“受命于王”，对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和分封的同姓诸侯进行监察。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掌控，巡视监察的内容不仅包括察举查办腐败犯法行为，还将“不慈孝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纳入巡察之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廉政监察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了下来，改以前的“方伯”巡视为中央派人巡视和郡级定人巡视，并称之为监御史和监察史，从中央到地方组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独立巡视系统。

汉代的监察巡视主要是沿袭秦朝，但把中央监察系统分为中央主管监察的御史府、主管行政兼理监察的丞相府和地方诸侯王国的监察室三级。西汉中期以后，巡视按级负责，巡视的官员职位变低，但权力越来越大，对贪赃枉法者可以举奏弹劾，也可以直接拘捕。对能力突出、成绩显著的监察吏，皇帝不但提高其生活待遇，而且还不断加官晋级以示奖励。

两晋南北朝时的晋武帝也十分重视廉政监察。公元268年，他特地诏令说：“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难苦。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这些措施，对于整顿吏治，打击贪污违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到了唐朝，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廉政监察制度也有了明显的加强，监察机关内部的分工更加明确，对所监察的对象实行了归口管理，成立了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专司监察之职，直接受皇帝控制，任务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与其他重权机构平行。监察御史主要是“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宋代监察制度较之唐代有所变革，在突出廉政职能上还规定了监察官出巡制，要求诸路监司要定期巡按所辖州县。

明朝的监察巡视制度逐步完善。朝廷派遣充任巡按者，代天子巡狩，权力更崇重。清初统治者接受了历代封建政权的经验教训，深知以廉政为主要目的的监察对于维护封建政权的重要性，监察制度在明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清顺治时，为“察吏安民、澄清吏治”，建立了巡按制度，设立了巡道机构，以为“天子耳目之官、朝廷之心腹”，并给予相当高的地位和权力。清朝又明确规定了“巡察史”，每年都派都察院官员到各地巡视、监察。这一制度，对康乾盛世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明确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决策和部署的贯彻落实，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指示。

第三条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其他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

第四条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立足教育，着眼防范；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第二章责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