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局长事迹报告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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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信访工作是“机关第一难”的工作，信访部门是“清水衙门”，信访干部更是受气的“官”。每天上班见到的是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碰到的是一个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听到的是骂声、哭声、埋怨声，做的是烦事、琐事、疑难事。这是一个整天和群众打交道的部门，很多人不愿意去。但我却认为，信访部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窗口”，信访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信访干部的一言一行，直接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从事信访工作22年，我虽苦犹甜，无怨无悔。

我之所以这么执着，是缘于这样一件事。记得有一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还没有进办公室，就被一位50多岁的来访者挡住去路。他叫王德元，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公职，做了10多年的代课教师，公职身份始终未能恢复。在此期间，他还经历了妻子失踪、儿子早亡的悲惨遭遇，贫病交加，身心憔悴，又有随时被精简的可能。他讲得泪流满面，我听得满面泪流。我对他说：“你不要难过，我尽量帮助你解决困难。”我送了他回程的路费。后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了他的问题。这本是一件平常工作中正常处理的事，但是，王德元却给我送来锦旗，写来感谢信，表达了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还饱含深情地把这件事讲给他的学生们听，让他们写下了以《党恩》为题的作文。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它时常提醒着我，信访部门作为党和政府直接联系群众的“窗口”，接待的是不满意的群众，处理的是不满意的事，感受到的是不满意的情绪，通过我们和风细雨的解释，苦口婆心的劝说，认真负责的处理，使不满意的事情解决了，不满意的情绪化解了，不满意的群众满意了。从此，我就树立了一个信念：我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信访工作者，要满腔赤诚地为民解难、为党分忧。

常言道，“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群众总是遇到难处才来找我们的。我平均每年接待来访群众2000多人次，处理人民来信2000多封，接听来访电话1000多个。我很少有星期天，也很少有节假日，总是带着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奔走于大街小巷、边远村落。22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许多人了却了心愿，让许多人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燃起生命的希望；更有许多人拉着我的手感激得流下眼泪，从心底道出了“党和政府好”的肺腑之言。

22年的信访工作，也在我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在一些矛盾冲突激烈的场合，我总是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和便利让给同志。有一次，一名精神病人拿着破碎的啤酒瓶砸向上访群众，我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赤手空拳夺下他手中锋利的玻璃瓶，而自己的一个手指却被他咬得露出了骨头，至今不能灵活地弯曲。在处理一起意外的突发事件中，我用身体挡住不法之徒打向群众的拳头，而自己却被打得满脸是血，左眼被打得血肉模糊。当时医生曾建议摘除左眼球，经多方医治，虽然保住了左眼，却留下终生伤残，视力从1.5下降到0.15，而且经常肿胀流泪。妻子曾经哭着问我，为什么当这受罪的“官”，还不如回家种田呢。我说，这受罪的“官”，不但要当，而且还要把它当好，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党培养的干部，我有责任为民解难、为党分忧！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附近又出了交通事故。死者家属一时失去理智，和处理事故的干警发生激烈冲突，并准备聚集上千人阻断高速公路的交通，甚至策划大批人上访。当时，我正住院治疗被打伤的左眼，听说此事，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住了。我爱人对我说：“你就剩右眼是好的，你再到这些闹事的场合，万一右眼也被人打残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但我想：今天我去了，风险在我个人，今天不去，风险关系到社会一方的稳定。我随即拔下输液针头，赶到出事现场。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被汽车撞死的人就是公路边上的村子里的村民，死者家属气昏了头，正在动员全村几千人上公路。因此，出事路段车辆的轰鸣声、人群的吵闹声乱成一团，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在煽动要掀翻汽车，说上面来人就给点颜色给他看看。我深知危险就在眼前，但为了社会一方的安宁，我站在村口大声对群众说：“你们不要站在公路上，有话跟我说，我是信访局长。”话音刚落，一群人就围了过来，哭的、骂的、推搡的、吐唾沫的都有。我竭力克制着，一步一步走进死者家中。在死者遗像前，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我知道，这时的群众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就是一个“情”字。果然，三鞠躬使一片混乱的场面顿时静了下来。我用当地悼念的方法从口袋里掏出用白纸包好的600元钱，放到死者的遗像前，转过身来大声对群众说：“我鞠三个躬。第一个躬是我本人并代表我们信访局全体同志向死者志哀，向家属和亲友们慰问；第二个躬是代表肇事者及其全家向死者和各位请罪；第三个躬是代表政府向你们承诺，一定要合理、合情、合法地处理好这件事。”我的一番话，使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也把围在公路上的人吸引了过来。我反复做劝说疏导工作。半天时间，我一只手捂着一会儿就流血流泪的左眼，说得声音嘶哑，终于感化了群众，把一场即将发生的恶性聚众事件提前化解了。

我常常想，信访工作，说到底就是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设“连心桥”。我作为信访局的领班人，就必须要真正当好“连心桥”上的一块砖，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几年之前，我市某企业驻外人员发生意外事故，一下子死了5人，在这些死者亲属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初为人母的年轻妈妈，还有蹒跚学步的儿童。他们遭此人间最痛苦的打击，几十名亲属哭成一团，有的不堪受此打击，悲痛之中丧失理智，要去北京闹事以发泄心中悲愤。我受领导指示赶到现场处理问题。一到现场，老人、小孩抱住我痛哭，眼泪鼻涕流了我一身。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用七天七夜的时间，终于协助有关单位妥善处理好了这起意外事件。事情处理结束后，我对其中有特殊困难的家庭还是放心不下。特别是有一个叫李庆余的老人，唯一的独生子去世后，新婚不久的儿媳也离开了，老两口看着儿子、媳妇的新婚照片终日以泪洗面，有一次在阳台上长时间地眺望儿子生前的单位，直到昏倒在阳台上，跌断了手臂。我了解之后，专门把老两口的户口从农村迁入市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并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开了一家小商店。现在老两口的身体明显好了，情绪也好了，一看到我们去了，就对旁边的人激动地说：“‘*''''来了，信访干部是我们看得见、用得上的‘*''''啊！”

一天，一位叫孙玉保的孤寡老人踏进了信访局。他面色枯黄，身上沾了许多呕吐物，一进门就摇摇欲倒。我上前扶他，他说：“不要弄脏你的衣裳。”我用毛巾为他擦洗。老人患了癌症，已没有钱做手术，我亲自将老人送到医院。在市领导的直接过问下，经多方努力落实了老人的医疗费用。医生对老人说：“做手术要子女签字。”老人十分焦急地对我说：“我一个孤寡老人，哪有子女为我签字？”我对他说：“不要急，这个字我来签。”老人说：“可您不是我的儿子呀。”我说：“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儿子。”老人的手术做了5个小时，我一直在手术室外站了5个小时。随后的日子里，我和信访局的同志们每天给老人送去可口的饭菜，帮他洗头洗澡。那年中秋的夜晚，我下班后匆匆上街买来月饼，赶到病房。老人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月饼贴着心窝，他又一次哭了！出院那天，老人拽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含着泪反反复复念叨着：“你让我实实在在看到了，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啊！我要把这些告诉村里的人。”老人朴实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我能用自己的行动，让群众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我付出的再多，也值得！

我自己只有一个儿子，但还有两个“女儿”经常来看望我，她们都曾是我的上访户，其中一个是我市某贫困村的房小娟。她从小死了父亲，4岁起就跟着患精神病的母亲越级上访11年，长年往返于南京和北京之间，曾经被收容教养150多次，仅在天安门闹事被遣送就有20多次。为了把这一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好，我常常跑100多里路到她家里做工作。由于她从小就是接受的精神病母亲的所谓“教育”，加之终年浪迹社会，性格很野，我到她家做工作时，她竟然唤狗咬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即使是“狼孩”，我也要把她教育转化过来。为了给她创造一个较好的教育环境，我干脆把她接到我自己家里，不但生活上给她温暖，还请医生治疗她的胃病和身上的疮，安排她上学。由于她长期在外捡破烂、住桥洞，浑身衣服又破又脏。通过我们全家的努力，终于使一个原来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流浪儿变成了一个衣着整洁、漂亮的小姑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教她学文化，为她过生日，帮她找工作，当初的盲流女孩如今已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今年她已经22岁了，找到了一名情投意合的男朋友，准备腊月二十结婚，我正在给她筹办婚事。她多次感慨地告诉别人，没有信访干部对她的教育，她早就成为一名犯罪分子了；她也多次动情地对我说：“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在信访工作岗位上22年的生涯，使我深切地感到，从事信访工作的过程，既是联系群众的过程，又是教育自己的过程。是信访工作提高了我处理复杂问题和为民办实事的能力，更是信访工作锻炼了我的党性，纯洁了我的思想，培育了我的品格。

说实在话，有时我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太辛苦，但是，想想焦裕禄、郑培民的事迹，听听上访群众的诉说，我就觉得我的辛苦、劳累算不了什么。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付出的和得到的不成正比，但是，一接触那些困难群众，看看他们的生活，享乐和攀比的心理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的家人和亲友们常常埋怨我不顾家庭。我远在他乡的父母，都已年过八十。父亲患有心脏病，多次发病住院，总盼着我这个儿子常回家看看。我的妻子在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当普通职工直到退休。我的儿子大专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在单位一直凭着自己的技术从事电器维修。我为许多上访群众联系解决了就业问题，而我家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子女中就有八九人下岗，生活也很困难，我却从没有为自己的亲人找过一份工作。22年来，我先后义务帮扶过几十户特困家庭和贫困学生；为近百名群众求过医，买过药；先后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近4万元捐给困难的群众。22年来，我很少在家度过一个完整的中秋夜，吃过一顿完整的年夜饭。在特困群众的家中，在孤寡老人的守岁席上，在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床前，在那些最需要党和政府关心的人的身边，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最具有团圆意义的中秋节和除夕夜。

长期以来，我对社会上那些弱势群体总是热心相助、慷慨解囊，而我自己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组织上给我配了专车，但风里雨里、酷暑严冬，我还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在靠得较近的地方办事，也从不用车。外出执行公务，尽管出差的费用都可以在我分管的几个部门由我签报，但我从不大手大脚。去年在北京出差近半个月，住的就是最普通的旅店。为了节约开支，我还自带了一只小电饭锅，自己烧饭吃。服务员见我如此节约，对我这个局长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还喊来了保安进行核查。查明情况后他们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局长，我们还真没有见到过。”

回首往事，22年来，在信访工作岗位上，在许多突发事件的现场，我曾经夺下过不法分子手中用来砸向上访群众锋利的破酒瓶，曾经空手抢下过上访人身上的杀猪刀，曾经夺下赴京滋事不法之徒身上的土炸药包；也曾经10多次用身体拦住要开向市区上访的出租车和拖拉机，数以百次地用身体挡住要冲向机关大院的人群；我记不清被失去理智的少数人揪过多少次头发，吐过多少次唾沫，撕破过多少件衣服。我的腿上留下10多处被皮鞋踢伤的疤痕，胸前留下好多处手指抓伤的痕迹。有人好心地劝我，你已57岁，快到退二线年龄了，何必这么拼命呢？但是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从不后悔，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任职年限有时间限制，但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追求没有时间限制。这几年，组织上先后授予我“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多种荣誉，并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央首长和国家机关干部作事迹汇报。群众这么认可我，组织这么信任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呢！今后，我将继续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推进“两个率先”、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