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执政党价值体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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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发生重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和相应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社会价值观的转型。社会价值观的根本变化导致了与党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产生紧张和冲突。这种冲突是必然的，它呼唤执政党对自身价值观体系作适当调整以实现对社会价值观的规导。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价值体系的调整是弘扬党德、巩固党基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环节，关系到执政党能否永葆青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
一、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经济制度实现了从完全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转变，经济体制实现了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目前，我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问题和偏差仍然严重。
利益分配主体上经历了从简单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利益分配的主体结构主要表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稳定结构形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仅存的两大利益分配主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传统的利益分配主体依然存在，但其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分化。如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流向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其他社会阶层，同时，在原来的利益分配主体之外，社会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利益分配主体，如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等。
利益分配方式与分配要素上表现为从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新中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尤其是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按劳分配成为我国社会唯一存在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且按劳分配中的“劳”还偏重于“体力劳动”的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的利益分配方式也产生了根本性变革。按劳分配作为现阶段我国利益分配的方式之一仍然还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按劳分配中的“劳”的“体力劳动”偏向已大大弱化，智力的成份显著加强。另外，除按劳分配外，我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利益分配方式，如按资分配、按技术分配等，并逐步得到执政党的认可。这同时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其他要素的迅速崛起。从显性的一面看，资本、技术、管理、风险等成为分配要素，从隐性的一面看，在不少地方，时间、权力、名誉、社会地位等要素也参与了利益分配过程。
利益分配结果从“平均化”向“贫富分化”的转变。新中国建立后，经过运动、三大改造等运动，中国已成功地抹去了1949年前在收入方面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尤其是剥夺了少数特权者的大量财产。尽管当时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但不论从当时的国家政策还是从社会价值观考察，利益分配结果都以“平均化”为取向。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利益分配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倒转。国家“鼓励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在这种利益导向的刺激下，我国利益分配结果短时间内迅速出现贫富分化，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种差距既表现在宏观方面，如地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等，也表现在微观方面，如个人收入之间的悬殊等。
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体现。但是，我国新型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还存在着不少负面的因素，完善转型时期利益分配的格局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二、社会结构转型
在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上述调整的同时，我国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仅存的社会结构成份。这种简单化的社会结构成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解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和国际背景相适应，它还折射出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现状与现代工业社会理想目标之间的张力。但无论如何，它都不符合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要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成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结构成份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我国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社会结构成份。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等。传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成份已经分化为“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成份模式，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
社会结构的分层标准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复合分层标准转变。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的层级标准主要表现为政治标准。社会层级之间政治身份不平等程度较高，而经济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较低。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层要求。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传统政治层级标准的影响力不断弱化，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如以社会成员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原来处于倒挂地位的经济标准在社会分层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分层标准的复合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正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仅社会结构的主体成份有限，而且其位序呈“金字塔”状分布，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分布在社会下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得到了健康发展，而且其分布也较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结构要求。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多层次社会结构主体，而且其位序也开始得到理顺。我国层级位序的分布状态正逐步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处于社会底层的传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逐步缩小，而中间层级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布状态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正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社会过渡。
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机制逐步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换。计划经济时期，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身份（如家庭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社会层级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樊篱。这种“封闭性”社会层级结构不仅难以谈得上公平和合理，而且还严重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开放性社会流动机制在我国正逐步形成：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是稳定的，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先赋性因素”在社会分层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它不能抑制个体的“获致性因素”。凭借个人的努力、聪明和机会等，社会成员有其向上流动的渠道，而且这种流动机会是普遍性的、开放性的。
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大致体现在价值观主体、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目标等向度上。
价值观主体从单一性价值观主体向多元化价值观主体转化。计划经济时期，在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价值观主体的存在，而且通过对社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造运动，个人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地位遭到压制，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居于个体之上。集体价值观主体表现为执政党等政治性组织，它们反复通过不同的途径动员和改变社会，使其价值观与自身价值体系完全整合，社会完全成为被集体价值观主体动员的工具。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观主体结构明显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仍以其特有的号召力和权力给社会以较大的影响，然而，它对于社会个体的影响和关联已显著下降，社会个体日益成为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的核心。市场作为一种开放的、平等的、竞争的利益实现机制，唤醒了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多元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社会价值观取向从单一价值取向向多元价值取向发展。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连无限丰富与复杂的思想价值观念也被人为强制地高度统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被硬塞入一个“重义轻利”、“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专列中。极端单一的价值取向难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妨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取向迅速多元化。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缺乏主导”的特征。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西方等价值取向同时并存于社会舞台。价值取向多元化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但是，多元价值取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的成份，这给执政党在以社会价值多元价值取向为前提的条件下，建立起主导性价值取向提出了要求。
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迅速从义利价值标准向功利价值标准转化、从绝对评价标准向相对评价标准转化、从单一评价标准向多元评价标准转化。计划经济时期，重义轻利一直是一项主导性价值评价标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公”无限度地放大，而将“私”尽可能地缩小。“公”、“集体”成为社会绝对单一的评价标准，任何与之对立的行为都被戴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政治“帽子”而遭受打击，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之进行贬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标准发生了根本性转化。随着市场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义”被不断地淡化，而“利”则得到不断的强化，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随着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日益功利化。与此同时，社会丧失了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同的社会层级、职业团体以及个人各有其价值评价标准，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相对化。功利化的价值评价标准为个性的解放提供了条件，为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这一价值评价标准也必须得到合理的引导。极端功利主义的发展将导致社会、集体乃至家庭缺乏应有的凝聚力，降低社会的整合能力。
社会价值目标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理想化走向现实化。计划经济时期，在执政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下，社会价值目标与执政党价值目标完全整合，并将党的终极价值目标在现实社会中强制推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感召下，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化等一系列共产主义现实化运动，为遥远的理想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结果是理想落空、社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价值目标迅速多元化和现实化。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在社会所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小，时间也越来越模糊。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效率意识等迅速觉醒，社会个体越来越对自身价值目标具有清醒、现实的认识。将超越时空的价值目标现实化的做法是有害的，同时，丧失远大价值目标的社会也最终必将走向畸形。调整党的终极价值目标与社会现实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价值体系调整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社会价值观体系多元性和无主导性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就一方面要求重构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同时又呼唤对社会价值体系以适当的规导。
四、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及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
党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性认识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认识总结，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具体地说，党的价值观体系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等向度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存在着落后于时展的方面。这就必然导致两种价值体系的张力。
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原则。共产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它必然以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原则体现了服务于社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为职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这一艰苦创业过程锤炼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价值体系的宝贵财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在1944年《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质，从而保证党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础和精神支柱，是其力量的源泉。没有这一精神支柱，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动力，就可能蜕化成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无异的党。
然而，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价值观，它依然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它必定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从党的价值体系的起源看，它主要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党高度一元化的价值体系已难以适合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新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之间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在个人与集体、奉献与享受、权利与义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价值观的社会基础等几个方面。
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人本位的自主精神与集体本位的公共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体主义精神作为组织原则表现为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作为行为准则表现为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但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常常被推到极端，个人利益成为集体利益的对立物而受到猛烈的批判。传统集体主义精神导致的结果通常是个性被扼杀、社会发展的活力被窒息。改革开放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个人利益意识，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这些意识还在不断增强。但是，作为执政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体意识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束缚作用。这一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价值体系之间越来越大的张力。在传统集体主义精神还没有完全改造的今天，这一张力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或者社会个体利益意识极度扩张而使集体主义遭到完全抛弃，或者前者遭到后者的禁锢和扼杀而不能健康地发展。
奉献与享受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与个体需要的满足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既是价值关系的客体，也是价值关系的主体，既是满足其他主体需要的手段，也有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价值的评价标准，充分展示了党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然而，无私奉献必须以个体合理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但在党的历史上，无私奉献与合理享受经常被对立起来。忽视个体的合理享受，片面要求超越个体能力的奉献，导致奉献与享受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的丰富，也带来了人们生活观念上的重大变化：社会不仅存在着勤劳奉献的价值取向，而且享受观念也正在迅猛成长；社会价值评价标准中个人奉献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根据金钱等物质享受进行价值评价的取向日益强化，社会上广泛存在着追求物质满足、感官快乐的享乐主义倾向，奉献与享受再次失衡。
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张力表现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显著增强，对原来党所倡导的集体价值主体地位产生了强大冲击。尽管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由于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利分配格局和历史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强调对集体的义务多而落实对个体的权利少，导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在党对社会具有高度控制能力从而使社会价值体系与党的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的时期，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可能并不明显。但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这一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对党在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义务的号召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另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权利的承诺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造成党的合法性能力下降。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缺乏有力规导的今天，社会上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大有泛滥的苗头。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张力表现在一种倒转上：计划经济时期，党通过自身的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强有力的精神改造，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改革开放使人们看到了西方物质丰裕社会诱人的生活，从而开启了人们的利益观、享受观、权利观等思想观念，但社会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却出现了明显的滑坡。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精神等价值追求对社会的感召力越来越弱，使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倒转。出现重物质生活而轻精神追求，甚至出现价值目标丧失、价值评价标准扭曲、价值关系错位等现象。社会价值观的这一倒转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传统对社会有关价值目标的宣传被社会所遗弃，使党暂时无法对社会产生强有力的精神感召；另一方面，社会物欲的泛滥对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
从价值观的覆盖范围上看，十六大以前，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章的这一规定反映了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特征。随着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也已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使得党传统价值体系的阶级基础已经无法覆盖新兴的社会阶层。由于新兴的社会阶层拥有明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但它们的价值观念却无法上升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张力结构：一方面，党传统的代表产业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对新兴的社会阶层产生不了吸引力，无法获得其认同；另一方面，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在党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受到排挤，与其资源拥有上的有力地位形成反差。最终形成党的价值体系受到疏远，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受到压制的矛盾状况。
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产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使社会价值体系得不到健康的培育，使社会发展缺乏主导性价值指导，另一方面，它又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使党的价值体系变形。两种价值体系之间产生相互耗损的现象，它降低了党的领导能力，妨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五、简短的结论
在我国，利益分配格局的理顺、现代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支持，这给执政党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价值体系是执政党执政的灵魂和基础，从根本上说，执政党领导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党价值体系的重构。因此，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时代变化的特点适时调整和改进自身价值体系。
首先，在价值主体上，扩大执政党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基础，使党的价值体系能反映新型社会结构条件下的先进价值观念。党的价值体系不仅要反映工人阶级的先进价值理念，而且还要反映其他新兴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执政党不能拘泥于传统阶级政治的价值观主体，必须以宽广的历史眼界考察和审视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念，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导之，使党的价值体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其次，在价值取向上，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调整党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丰富社会物质财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根本保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保证。再次，在价值评价标准上，必须建立层次化和立体化的价值评价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相对化和多元化，党建立层次化和立体化的价值评价机制是必然的，也是保证执政党先进性的需要。对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积极的个人价值实现方式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标准，必须得到提倡和保护，同时，对于广大党员，在适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评价标准的同时，还必须用更先进的价值评价标准加以引导和规范。使党的价值体系既能反映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普遍性要求，又能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后，在价值目标上，注意将价值目标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使党的价值目标具有现实性基础，又要保证党在执政过程中不至于迷失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