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的是权力——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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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注定要成为年度“流行语”，如今上网搜索一下，“用时0.001秒”就找到相关网页“约388000篇”，,布置反商业贿赂工作的新闻到处都是。

在3月19日这一天的反商业贿赂新闻中，《检察日报》的一个报道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说的是笔者所在的浙江。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透露的消息是，全省市、县两级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因接受商业贿赂而导致的犯罪高达90％以上”。商业贿赂已成为侵蚀领导干部“廉洁肌体”的“重症病毒”———一些官员“全心全意”奔去“服务企业”，终极目的是“共同谋利”；商业贿赂案比例已高达九成，可见冰冻已不是三日、三月、三年这么点时间了。

商业贿赂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明智的国家都采取措施严加禁止。真正的现代工商文明，必定是排斥商业贿赂的。在我国，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等领域成了商业贿赂的重灾区。

反商业贿赂绝非易事，因为时间太久了，根子太深了，涉及人员太多了。种种“回扣”，早已从“潜规则”变成了“规则”。如今，一系列问题萦绕于我的脑际：商业贿赂的概念如何界定、反商业贿赂究竟怎样操作？是把“重拳”击打在“受贿”上呢，还是跟“行贿”者“摔跤”，或者干脆两者都用力？因为商业贿赂早已“积重”，所以吃过大大小小回扣的人已难计其数，是不是既往不咎，或者逮住谁谁倒霉？似乎都还不甚明白。

别看“商业贿赂”四个字只关乎“商业”、关乎“腐败”，其实商业所贿赂的是权力，无一例外。有道是“门槛出腐败，审批见贿赂”，国家药监局多名官员不久前被捕，就是在药品注册审批中涉嫌巨额商业受贿。为什么中国一年批准一万多种所谓的“新药”，而美国才一百多种？智商正常的人都不难看出其中的玄机：不完善的新药审批制度以及不公开不透明的新药审批，为商业贿赂打开了方便之门，最终只能让老百姓吃够“天价新药”的苦头。或许可以这么说，哪里有涉及商业审批的，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因为“审批”之权就能换来利益。当然，说“商业贿赂的是权力”，这个“权力”是广义的，医院医生采购药品吃回扣，掌握的就是“采购大权”、“开药大权”。

如今许多地方“布置反商业贿赂工作”热热闹闹，反商业贿赂制造声势的“第一声”已经蛮响亮了，希望付诸行动的“第二声”不要让人等得太久了。

对于铲除商业贿赂之难，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修订《刑法》也好，制定《反商业贿赂法》也罢，都不是治本的。在浙江官员腐败案中，商业贿赂案比例高达九成，让我们明白“官权”乃商业贿赂之主根。造成商业贿赂的关键因素就是权力体制，所以就“惩治商业贿赂”而“惩治商业贿赂”，是解决不了根子问题的，你反一反，他缩一缩，把“商贿”做得巧妙一点、隐蔽一点就能对付你。我们必须看到，从根本上缩小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才是真正的“刹车系统”，没有这个“刹车系统”，仅有惩治的“保险杠”，注定避免不了车毁人亡。

所以，作为一位普通公民，我对“反商业贿赂”的期待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两点：一是看得见“割韭菜”般地割掉“商业贿赂中人”，不要只在韭菜上头把明晃晃的大刀挥来挥去只刮出阵阵“刀风”；二是看得见拿起锄头，把权力的韭菜根给刨了，不要今后年年为商业贿赂的“贿风吹又生”而无可奈何地皱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