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商业贿赂要从红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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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公共权力的部门与个人，基于人情往来的“红包”,礼金经常成为商业贿赂的载体
日前，上市公司南宁百货原总经理黄箭雀以受贿罪、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南宁市兴宁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黄箭雀案”是近期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之一，而这一案件给人们带来的特别警示，在于其中暴露出的“温情”腐败、“红包”腐败的特点。法院审理查明，现年55岁的黄箭雀在担任南宁百货副总经理、总经理期间，先后贪污、受贿人民币近95万元，受贿事实达14宗，其中7项受贿事实是在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发生的。
据悉，2002年，黄箭雀因身体不适，到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后入院治疗，其众多下属公司“抓住”这一时机，以探望“病人”为名，或送上“红包”，或奉上珠宝，种种行为的目的，只是为回报或请求黄箭雀的关照。
当前，反商业贿赂成为反腐败工作重点。而披着脉脉人情的“红包”礼金，在某种情况下却成了商业贿赂的载体，成为腐败分子敛财的“帮手”。因此，在治理商业贿赂中，有必要规范国家工作人员在私人交往中的收礼行为，把治理“红包礼金”作为反商业贿赂的重要任务，树立清廉之风。
红包前方开路，绿灯违规放行
红包作为我国传统的社交礼仪，是亲友间礼尚往来的一种形式。内中少有功利计较，多的是情谊的体现。但在一些掌握权利的部门和个人行为中，“红包”的内涵却变了味。
南京市原纪委书记王浩良认为，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有价证券，严重腐蚀毒害了心灵，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一些干部就是从逢年过节收受红包礼金开始，胆子逐渐变得越来越大，开始权钱交易，索贿受贿，最终走上腐化堕落和违法犯罪道路的。
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贪污三千多万元。他在悔过书中对不法分子腐蚀干部的手段概括为十二个“一下”：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
这十二个“一下”，经常假日常人情往来“红包”以行。
被称为“红包书记”的原广西昭平县县委书记李某，就是从收受红包开始走向贪污腐败之路的。1995年李某任广西昭平县县委书记，有个个体老板到他家中拜访，送给他一个装着5000元现金的“红包”。从此，李某患上“红包瘾”，不见红包，坐卧不宁。2001年8月，李某调任苍梧县县委书记，即主动暗示一个想保住局长位子的人向他进贡。果然，此人红包马上就到。此例一出，苍梧县上下广知其“爱好”。一些怀有不同目的的人，乐此不疲地给李某送上红包以联络感情。李某也投桃报李，在招揽建设工程、提拔任用等方面，大开绿灯。
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红包虽小，危害多多。收送红包败坏了社会风气，腐化领导班子和干部群体。从近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轨迹来看，很多腐败分子违纪行为都是从收受红包礼金开始的，其深层次问题也是从收送红包礼金这一线索深挖细查出来的。可以说，收送红包，就是腐败行为的开始。
官场中的“红包”现象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干群关系，使干部的公众号召力、感召力大大下降。原广西北流市委书记李水明在其忏悔录中对红包破坏干群关系作了较为实在的表述：“春节中秋，有的领导门前门庭若市，鱼贯而入，鱼贯而去，来去匆匆者，手上只有一个小皮包，干什么？群众曰：‘送红包也。’群众心中如何感想，不言而喻。走于街头，群众唾之；‘腐败分子’骂于众，则损于党，损于政府。”
收送红包使大量国有资产消于无形，破坏了地方的财务秩序。红包资金，绝大部分是企事业单位或集体资财，自掏腰包者只占百分之一二。为了达到利益交换和在上级面前求得好印象的目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甚至对年终红包的派发进行集体研究，对什么级别的领导送多少金额的红包都进行了仔细推敲。同时对资金的来源进行了安排，要么是从单位的小金库中开支，要么就是虚列支出，在财务账中报销。
破除“红包无罪论”
红包“潜规则”在官场的盛行，已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但一些人却错误地把收送“红包礼金”当作“礼尚往来”，认为是有来有往，心安理得。还有的人存在“弥补心理”，认为为别人出力办事，收点礼作为酬劳很正常。
“红包书记”李某认为，先收人家的钱，再给人家谋利那是利用职务之便，是犯罪；而他并没有向人家索取，是人家一片真诚的感谢，理所当然，何罪之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某在以后如潮般涌来的红包面前，都能坦然接受。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认为，以婚丧嫁娶、祝贺节日、乔迁新居、过生日、子女升学、孩子过满月或者以给孩子压岁钱等名义向公务员馈赠礼品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是一种仅仅因“职务关系”而收受他人财物，不以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益”为构成要件的受贿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