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两会特稿宏观调控五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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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的五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稳的五年，年均增速10．6％且年度波幅不超过1个百分点，也是中国向国强民富不断迈进的五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加6000亿元、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快速增长……

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和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分不开的。

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好字优先”——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宏观调控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快”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但同时，中国也在为多年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付出高昂代价。

随着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注重科学发展，在“好”字上多做文章成为当务之急。

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沿用原先“又快又好”的说法，明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在“快”前。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好字优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张永军说，这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量的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和可持续的统一。

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这五年的宏观调控采取了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式，尽可能地避免“一刀切”。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同时严把土地、信贷“闸门”，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对符合产业发展战略的短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国家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战略的长线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项目采取限批或不予准入政策，努力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正是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本轮宏观调控不断增强了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从而有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如果没有这轮宏观调控，就不会有当前的好形势。”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谈到2003年以来的五年宏观调控时如此评价。他通过代表五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变化的六条曲线说明调控成效：从经济增长曲线看，在快速增长中年度波动是最小的；从投资曲线看，增幅是逐步回落的；从消费曲线看，增速是不断加快的；从就业曲线看，新增就业人数是持续增加的；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曲线看，是大幅上升的；从价格曲线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没有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从抑制粮产下降到着力解决民生难题——宏观调控不断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低保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一开始是从抑制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和投资需求膨胀‘两碰头’展开的，之后又加强了对‘三过’（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问题的调控。”2007年12月7日，马凯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

粮食问题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我国粮食产量从1998年突破1万亿斤大关后，由于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转向非农产业，以及种粮比较效益低等原因，粮食耕种面积连年调减，产量一路走低。2003年粮食产量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粮食播种面积减至15亿亩以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农民增收缓慢。

在此关头，中央确立统筹城乡发展、“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发展方针，2004年至2008年连续发出5个中央一号文件，建立支持粮食稳定发展的政策框架，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随着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不断向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倾斜，随着对农民实行直补、对粮食实行最低收购价、采取综合措施稳定农资价格、取消延续了千百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等措施的实施，我国粮食产量不断上升，2007年超过1万亿斤，实现连续4年总产增加，同时单产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农民税赋减轻了，人民群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在改善。从免除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到全面推进城镇和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政府对教育、卫生、低保等社会事业的政策扶持，以期实现全社会和谐发展。

“这五年的宏观调控特别注意解决社会和民生难题，重视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低保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说。

针对近年来部分大中城市持续高涨的房价，中央频频出台调控新举措以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从2005年的两个“国八条”，2006年的“国六条”，到2007年的调整住房信贷政策、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人们看到了国家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中央明确表示，将区别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加大投入力度，逐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从“积极”到“稳健”，由“稳健”到“从紧”——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拳”五年渐变，力促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两个主要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既要防止经济过热导致进一步通货膨胀，也要防止经济陷入衰退。

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受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影响，国内需求持续扩大，但一些行业和地区也开始出现投资过旺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倾向加剧等问题，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制约越来越大，全社会对经济过热的担忧重新唤起。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势在必行，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

从试点增值税改革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从调整进出口关税到调减存款利息所得税率，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到继续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制度，五年来，稳健的财政政策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强公共财政职能等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与此同时，针对日益突出的流动性过剩及信贷投放过多问题，2007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开始表现出“稳中适度从紧”的趋向。这一年，央行以6次加息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前力度，传递出强烈的从紧信号。

2007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标志着实施10年之久的“稳健”货币政策正式被“从紧”货币政策取代，这意味着货币政策组合拳将进一步向遏制信贷过快增长、加大资金回笼并加快信贷投放结构调整发力。

从“一防”到“两防”——防明显通胀成调控新任务，今年宏观调控面临不少挑战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的物价从2003年起连续4年保持基本稳定，但2007年以来持续攀升。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打破了2003年至2006年保持的年均上涨2．1％的“高增长、低通胀”良好态势，自2007年8月连续5个月CPI同比增幅突破6％，全年平均上涨4．8％，成为1997年以来的年度最高涨幅。

不断上扬的物价走势，牵动着百姓的神经。面对较为突出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的宏观调控任务，在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同时，将“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也列入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彭兴韵博士说，通货膨胀往往是经济过热的表现之一，物价水平相对稳定本身就是经济平稳增长和投资稳定的外在条件之一，防过热和防通胀这两个目标紧密相连。

“两防”的背后是对经济过热的担忧。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处在过快阶段，固定资产投资仍然过快，信贷与货币投放过多。为中国经济降温成为2008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上周在中国访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未来宏观调控将面临更多挑战和困难，包括受国内外综合因素作用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难历程，以及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等问题。

今年，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影响而可能减速，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更不可忽视，需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围绕“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方针，统筹财政、货币、土地、产业和社会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