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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七大体系”基本架构
农业“七大体系”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设计。通过构筑宏观层次的“七大体系”,明确“体系”的发展和建设方向;通过组织中观层次的26个工程,形成支撑体系的骨干;通过选建一批微观的建设项目,明确工程的建设内容,形成“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总体架构。
跨越,从源头开始
从2003年7月开始到去年底,农业“七大体系”建设的规划工作一直在紧张而又缜密地进行。有关专家认为,农业“七大体系”建设是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战略举措。在农业部制定出台的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中,种养业良种体系从一开始就被排在各大体系之首,始终处于基础和先导的位置,格外引人注目。
提起农业良种,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种子革命所引发的农作物产量的“核裂变”。据世界粮农组织(FAO)统计分析,近十年来,良种在全球单产提高的作用率占25%以上(美国已占40%)。专家预言:“种子将成为今后国际农业竞争乃至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种子战将取代产品战”,“谁掌握了种子谁就掌握了世界”。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把种子改良和良种推广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予以实施。
种子是生命之源,种子是农业之本,种子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特殊的、有生命力的、不可缺少和替代的生产资料。把良种体系作为“七大体系”的基础和先导工程进行规划,实际上是农业部党组“源头兴农”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可以断言,任何时候,如果没有种养业良种发展的新突破,就绝对不可能有整个农业发展的新跨越。
经济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昨天的经济安排会影响到今天的经济制度选择。这次农业部制定的种养业良种体系建设规划,毫无疑问受到了历史的启发,但采访调查之后,记者发现,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更多地统一到了如何应对新的形势挑战上来。
据权威测算,全球农作物种子市场总价值量约500亿美元,目前的贸易额为300亿美元。我国农作物种子常年用量在125亿公斤左右,市场潜在价值超过800亿元人民币,而目前我们的商业供应能力只有45亿公斤左右,贸易额仅约250亿元。正是看到国内巨大的良种市场潜力,世界大型良种企业纷纷抢滩我国良种市场。问题的严重程度远不止于此。种子在农产品贸易中还表现出鲜明的技术性壁垒特征,并把农产品贸易与良种贸易直接挂钩。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能够迅速提高良种竞争力,农业发展的主动权必将授之于人。
无论是站在农产品竞争力提高的角度,还是站在良种这一特殊商品自身经营的角度,《规划》始终都是站在市场的高端“诊脉”。
针对我国良种的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机制不活,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的要求等问题,《规划》认为,建设新型种养业良种体系要以市场为主导、以科技为支撑、以企业为主体,政府要给予扶持,并依法进行管理。规划确立至2010年的具体目标主要有四点:一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全国商品良种覆盖率提高20个百分点;二是做大做强一批良种企业。种子出口贸易地位由现在的世界排名第16位跻身前10强;三是建立统一开放的良种市场;四是形成监管、调控和保障有力的体制。
据农业部有关方面透露,这次与《种养业良种规划》同时配套出台的文件还有《种子工程二期建设规划》、《畜禽良种工程二期建设规划》和《渔业良种工程二期建设规划》。并且,由于三大工程建设属于公益性、基础性、创新性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WTO规则,该部已正式建议中央将其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在资金上予以重点扶持。
《规划》还提到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良种的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彻底脱钩的改革。一方面,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公正的现代化执法队伍;另一方面,将尽快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深化种业改革和促进良种发展的若干意见。适时实施种养业良种推广使用的直接补贴制度,尽快完善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在全面履行加入WTO的有关承诺前,利用宝贵的缓冲期,加大对国内重点良种企业的扶持力度。
可以预见,通过种养业良种体系建设规划的实施,我国农作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资源保护利用、引育扩繁、生产经营和推广使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公共支持、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工作必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科技,铸造农业新辉煌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有13亿人口的我国来说,更是无农不稳,缺粮则乱。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至0.08公顷,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压力。
农业最终要靠科技解决问题。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新目标、新任务要求农业科技提供更强大的支撑力。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正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规划》要求,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主体,构建起布局合理、效能统一、运行高效的新型体系,快速地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综合实力。
科技生产力,是基础研究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效力的综合体现。《规划》统筹考虑到了“三力”的建设,显示出科学全面、客观务实和可行实效的特性。
创新,是灵魂,是动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是主导和支撑整个体系的动力工程,成为了《规划》建设的第一重点。开展该工程建设,就是为了农业科技领域重大原始创新与突破。它以改善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为重点,实现农业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形成与农业产业发展、区域规划和农业科技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创新群体,不断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该建设突出政府投入,同时,积极吸引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按照合理布局、扶优扶强、政府主导和分步实施,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制三个环节为建设内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没有应用于生产实践并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或科技成果,就没有现实的生产力。《规划》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作为整个体系建设的关键工程来部署。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鹊桥工程,一旦对接成功便会产生强大活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程建设,正力图解决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不利因素,要在改革与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制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系统集成及二次创新和加强对农业科技转化应用的支持力度上有所作为。
该建设优先扶持四大粮食作物最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同时兼顾其他成果组装集成与创新发展。建设包括农业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基地、转化促进服务中心和产业化示范基地三方面内容,分别起到解决重大农业科研成果二次创新、开展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及信息服务和培养一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事关农业科技能否在广大农村和农户中落地、生根和结果。因此,《规划》将农民科技培训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工程。这是为了落实总理的有关指示精神,培养造就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将科技兴农战略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
虽然,近年通过实施“绿色证书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远程教育等,农民培训成绩斐然。但当前农民科技培训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简陋、手段单一而培训水平低和农民培训面广量大四大问题,亟待加以改进与完善。
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的实施,等于建立起了农民科技培训的长效机制。该工程建设将遵循因地制宜、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和突出重点的原则,构筑起中央、省、县、乡相衔接的农民科技培训网络。其具体建设内容为:一是农民科技培训媒体资源与传播能力建设;二是农民科技培训基地建设;三是农民科技书屋建设。
《规划》总体预计,到2010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将明显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由目前的45%提高到50%。科技将铸造中国农业的新辉煌。
监控,让“动植物”免遭侵害
据有关部门测算,近三年中,我国病虫草鼠害年均发生面积达54亿亩次;多种动物疫病时有发生,而且,近年来,我国农业和林业每年因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570亿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农业部筹划出台了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作为新时期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之一,动植物保护体系将为中国农业打造一道安全绿色屏障。
显然,《动植物保护体系规划》是农业部高层统揽全局,经过了深刻考量之后出台的,而这种考量是有依有据的,这便是我们国家动植物生长环境目前面临着的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植物病毒、有害昆虫和螨类、农田杂草、农田鼠类等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频繁,危害严重,作物受害损失巨大。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危害农作物的病虫鼠种类高达1600多种,可造成严重危害的有100多种。我国是世界畜禽业养殖大国,每年仅动物发病死亡造成的直接损失近400亿元,相当于牧业总产值增量的62%。另外,近20年来,全国发现新传入动植物疫病近20多种,水产养殖病害100多种,危险性植物有害生物20多种。我国每年因动植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40亿元。
农业部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分析。
据《规划》的制定参与者介绍,为了抗御农业自然灾害,实际上,我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农业动植物保护工作。到目前初步制定出动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标准系统,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地(市)、县动植物保护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基本控制了重大动植物病虫害的蔓延,畜禽的死亡率分别由建国初期的32%和40%下降到目前的8%和18%以下。
但是,去年的禽流感发出了明明白白的警示: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农业部在《规划》中首先列举了当前动植物保护业存在的“四大症状”:一是管理体制不顺,机构有所削弱;二是防治系统不健全,技术手段落后;三是动植物保护队伍不稳定,知识更新慢;四是法律制度和标准不健全。
农业部有关部门指出,必须尽快健全我国的动植物保护体系。
在《规划》出台之前还处在运作中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一次有关农村防非典、动物防疫工作的调研中就指出:“投入机制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建设投入,一个是财政投入。农业部尤其是畜牧局要好好研究到底哪些是最关键、最紧迫的,我们应该上的,对全局、全国起作用的。”同时,他还指出:“在加强卫生体系建设的同时,动物防疫体系也要挂上号、排上队……建设要争取标准高、起点高。”而2003年国务院16号文也指出,加强动物防疫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安排。
可见,国务院对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一直是非常重视、非常支持的。正是在上述精神之下,没多久之前,《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在农业部常务会上破壳而出。
《规划》设计的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涉及工程技术、组织管理、社会服务、机制变革和技术创新等内容,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主要内容便是实施植物保护、动物保护和水生动植物保护三大工程。三大工程犹如三条腿,相辅相成地构建起整个动植物保护体系的基本架构。
种植业是农业的“本业”,植物保护也就成为农业领域中最重要的防灾减灾体系之一。在未来几年,《规划》植保二期工程安排了5个项目:重大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优势农产品有害生物非疫区建设、农药与农械安全监管、有害生物治理综合示范和技术创新与支撑。同样,《规划》也详细地“给出”了接下来的几年中,动物保护工程建设和水生动植物保护的主要内容。看得出,这是一个全方位建设的大工程、实工程。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是要下决心结结实实地构筑起中国农业的安全网络。《规划》绘就的是一幅乐观的宏图,务实而让人振奋。
质量,塑造农业健康之躯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当前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和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也是农业发展新阶段,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农业部在新近推出的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中,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作为要件之一,成为新时期农业发展综合支撑力的重点建设内容。有分析认为,该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上,已经有了更为成熟和全面的战略安排,在保障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人们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关注的突出问题。《中国青年报》报道,根据一项调查,有82%的中国民众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调查还发现,有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据统计,仅2000年全国累计发生150余起报告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毒6237人,死亡135人。研究证实,人类常见的癌症、畸形、抗药性及某些中毒现象都与食物中的有害残留有关。事实上,不安全农产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远不止健康问题。2003年的“非典”事件、去年的“禽流感”事件、安徽阜阳的“假奶粉”事件等等食物中毒事件的相继出现,造成的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一些农产品质量达不到一些国家的要求,直接影响了出口贸易。据估计,仅2004年,由于国外的“绿色壁垒”造成农产品出口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在100多亿美元。而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引起的隐性损失则更加难以估计。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是中国农业直面现实的必然选择。农业部下大力气制定此《规划》就是要使其成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手段,这也是实现农业“三增”的关键举措,更是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经过近些年的努力,尤其是2001年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以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有了显著进展,但问题也比较突出。
让人欣喜的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出台同时,还制定了《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规划》和《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对2004年至2010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作了具体部署。两大工程支撑起体系,从而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农业部领导形象地比喻:两大工程就是要扼住生产和流通的“咽喉”,铸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链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程控制的理念看,该体系建设应当坚持源头管理、过程控制、市场准入相结合的思路,抓住关键的影响因子和制约环节不放松,逐一加以规范、规定和细化。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的制定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按照“巩固、健全、提升”的方针,明确提出,以抓源头管理,推动过程控制能力的建设;以体系建设,推动行政执法能力的加强;以试点示范,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措施的全面落实;以例行监测,推动稳定的制度化建设;以进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推动整体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还提出了九大保障措施使其更加完善。
面对挑战,《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给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到2010年,我国基本形成与国际水平对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基本做到基础支撑有力,保障措施配套,全程监管规范,应对国际竞争成效显著。可以想象,当《规划》目标实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国人的健康状况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更是我们民族自信心和声誉的大跨越!
信息,让农民联接大市场
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信息和市场基础之上的。这是我们在农业工作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判断。农业部在农业“七大体系”中提出了要在全国建立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战略构想,显然,此举将进一步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
按照《规划》,国家将全面实施“金农”工程和农业遥感监测工程。以农业信息采集传输、储存开发、服务为重点,建立部、省两级农业数据中心,开发整合信息资源,完善信息服务网络,选建遥感监测地面样方县,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升级改造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新型流通方式,建设和完善农产品营销促销服务平台。
从目前的农业、农村形势看来,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确实是极为必要的,体现出的是一种远见卓识,是新的改革思维使然。
2004年10月17日,《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在杜青林部长主持召开的农业部常务会议上,经审议后获原则性通过。至此,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被正式列入了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措施之一。大思维终于“催生”大体系。
现在,农业部正在做的,就是试图从体制上加以创新。根据国家“政府先行,带动整个信息化发展”的信息化发展战略要求,农业部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出发,结合自身管理职能,在认真总结推进农业信息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金农”工程建设为突破口,通过加强农业电子政务建设,全面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工作构想。这种构想是有针对性的。
自从商业社会的理论奠基者亚当·斯密阐述了“市场”的种种好处之后,市场便风靡开来,到今天,它已经被大部分国家当作调控经济的最主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这一“国际手段”是依靠“农业国内支持”来实现的。而且这应该也是“国际惯例”。
按照农业部的规划,近期,将改造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包括中央扶持的30个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和质量监测设施。同时,建立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推进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和新型流通方式。该规划强调,要加强农产品公共营销促销服务系统的基础设施和组织建设,开展国内外农产品营销促销服务。农业部出台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相关规划,正是说明农业部把它看作“份内”的事儿,从政府这一块儿再切切实实地“加把劲儿”。
农产品市场是农业信息的重要来源和传播渠道,信息化是农产品市场改造升级的重要内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种相互关联的密切关系,才使得农业信息与农产品市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有效的农业支持大体系。而且,从制度绩效来看,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规划》包容了近期、中期和长远这三类政策目标。
杜青林部长在一次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七大体系”,更多的是着眼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强化,着眼于实现工作由抓点的突破到抓整体提升的转变,着眼于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工作的稳定性。杜部长为体系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需要花大气力去落实。
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作为公益性、基础性事业,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应当作为政府当前优先、重点支持的事业,推动其快速发展。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农业信息服务和农产品市场流通领域,形成政府主导、扶持下的多渠道、多元化投资格局。实际上,这也是这一《规划》的基调。
据悉,农业部已经在研究建立以《农产品批发市场法》为核心的农产品流通法律法规体系的问题。
迎战,捍卫“生存之本”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空间提出了挑战,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总体性危机。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有赖于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赖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这个长期战略要求出发,农业部制定了《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该规划的出台,预示着一种新的更为全面、科学的农业发展观,必将在全国很快确立起来,并推动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
据农业部《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资料显示,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的1/3,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天然草原大面积退化,渔业水域“荒漠化”日趋明显。农业生物资源破坏和流失加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工业“三废”污染使农业环境整体恶化,农业自身的面源污染也日益突出。
毫无疑问,扭转农业资源退化和破坏的趋势、整治农业环境污染,这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同样更是我国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两大紧迫任务。
前不久,杜青林部长在谈到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时曾经指出:“我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更加有力地推进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综观《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的全部内容,应该说它给人的最强烈感受就是处处体现了科学的农业发展观。面对这一规划,有人感慨:长期以来,人们的两眼更多盯住“增长”,对于全面的发展往往有意无意地被人“忽视",农业部能够花费这么大工夫,专门制定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实属大善之举。该规划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也就是新时期中国农业的“可持续行动”计划,必将对今后的农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早已明示:环境的恶化是文明的丧钟,而敲响这一丧钟的,恰恰是人类自己。造成我国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高速度”、不惜以破坏、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把资源和环境保护排斥于经济发展之外的“短视”行为却难逃其责。
正因为有了眼前利益的驱动,所以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于其它体系的建设,在很多地方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国家在法律法规、组织机构、政策、资金和科技、宣传教育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采取综合性措施,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规划》提出,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农村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有危机感和责任意识,真正把这项工作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为农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来抓,切实加强领导。要逐步建立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使规划的任务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规划》还在健全机构、强化管理,制定政策、加大投入,创新科技、开展合作,宣传教育、公众参与等方面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按照这些“信号”,规划实施期间,从国家、省到重点地区(县),农业部门将要建立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和监测预警机构,形成职责分明、运转协调、反应迅速的组织保障系统,明确责、权、利,防止职责“缺位”;积极争取扩大国家对退耕还草、农村沼气、渔业转产转业等建设的投入,并将其作为长期的支农项目。借鉴国外经验,利用WTO“绿箱政策”,对农业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治等给予必要补贴,逐步完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面对来自于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挑战,应该说,《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就是我们主动迎战的路线图。捍卫“生存之本”,真诚地希望并坚信规划能带给我们更美的山、更甜的水、更长久更健康的农业发展!
能力,在强化与创新中提升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规划(2004—2010年)》是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份规划以构建和完善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系统体系为蓝图,明确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基本思路,提出了改革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业行政执法体制、体系建设投入机制等几项具体的保障措施。
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早在1991年,国务院就下发过《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初步形成。近几年,农业执法服务建设也获得很大进展,国家已出台了29部农业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农业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还很薄弱,与农村改革发展需要比,与发达国家水平比,还存在差距。体系本身还存在着定位不准确、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的现象。
实践证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迫切要求,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以及转变政府的扶持方式。而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形成扶持载体,便于更好地实施“绿箱政策”,是政府支持保护农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增强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提升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水平。可以说,建设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是我国农业在WTO时代的必然选择。
从这种意义上说,《规划》正是承担了这一功能。
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机构改革、部门职能转变不断向前发展。改革与转变的着眼点既有“硬件”也有“软件”,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家农技推广体系在动植物新品种和重大技术推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本形成了以专业为主的事业型推广网络,完善了适合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推广方式。然而,由于服务网络断层、服务功能不全、服务设施落后、经费保障不力、人员素质不高、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致使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功能弱化、服务方式落后、服务水平不高,严重影响了推广机构公益性质的履行。
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建立农业科研、开发、推广一体化的新机制,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解决好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和技术扩散“最后一道坎”的问题,努力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生产力。《规划》针对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突出了政府在公益性技术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全面建设高效的推广服务网络。前不久召开的农业部党组会议强调,农业部门要提高按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提高综合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要积极推进依法治农,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着力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目前农业执法观念和措施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行政、依法治农的需要,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规划策划建设农业综合执法基础设施建设、法律和行政法规授权的专业执法基础设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基础设施三大板块,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农业部认为:根源在体制,关键在投入。解决问题必须从根源着手,对此,《规划》在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管理体制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服务形式和管理方式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比如,在社会化服务方面,主张实现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分开,形成政府主导、示范带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高效机制;在依法管理建设方面,制定修改相关配套规章、实施细则以及标准、技术规范、操作规程,逐步形成行政处罚综合、行政审批集中、监测检验中立的职责分明的配套约束机制。如此这般,必将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走上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