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党内民主能够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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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intheYear2020:ThreePoliticalScenarios
AsiaPolicy,July2007
ChengLi,SeniorFellow,JohnL.ThorntonChinaCenter
Progressingtowardtheyear2020,China''''spoliticalstructureisunlikelytodevelopalongadirect,lineartrajectory.JustasChina''''srapideconomicdevelopmentandglobalintegrationshockedtheworldoverthepasttwodecades,sotoomightthecountry''''sfuturepoliticalcoursedefyprojectedexpectations.Threepossiblescenariosfor2020arepresentedinthisessay.
WhichroadChinaultimatelytakeswilldependontheinterplayofcurrentpoliticaltrends,keyplayersindecisionmakingroles,anddemographicfactorsthatwillbeimportantinthefuture.
PossibleScenarios
TheemergenceofademocraticChina—Awealthierandbetter-educatedmiddleclass,astrongercurrency,andamorerobustcivilsociety,amongotherphenomena,leadtogreaterculturalandpoliticalpluralism.
Prolongedchaos—Economicdisparitiesamongurbanandruralpopulations,rampantcorruptionamongtheelite,healthcrises,andenvironmentaldegradationtriggerintensesocio-politicalandeconomiccrisesthatunderminethestabilityoftheCommunistregime.
Aresilient,authoritarianChina—Problemsamongtheworld''''sdemocraticcountriesmakedemocracylessappealingtotheChinesepeople,whilestabledevelopmentstrategiesbytheparty-statearenecessaryforgrowthandeconomicstability,furtherentrenchingtherulingpoweroftheCCP.
李成：中国失落的一代能寻找到民主之路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李成：我为这次会议准备的题目是：“中国失落的一代能寻找到民主之路么？”我想以一个笑话开始我的演讲：在一次飞跃太平洋的航班上，一位飞行员对他的乘客说：“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将比预定时间早到，坏消息是我们迷路了！”
这也许是对当今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速度世界第一，但现在好像她对自己的方向有些迷茫。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复杂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经济发展相比，近些年来显得有越来越多的不合适之处。
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就于今年秋季十七大之后出现在国家领导人岗位上，他们大多数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他们生于1950年代，因为失去了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他们许多人都被从城市下放到乡村，干了几年、甚至几十年农活。但是，第五代领导人中的很多人也在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令人惊叹的回到了大学。这些经验有助于他们在职业和政治生涯中步入正轨。
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有哪些共同的性格特点？
我选取了103名出生在1950到1959年之间的高级官员进行研究，他们是第五代领导人中职位最高的一部分人。选取范围包括军队干部以及三个最重要的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如果他们不是以上机构的正式或候补委员，他们至少也是部长，省长或省委书记。
中国的第五代领导人的一个共性是他们在其性格形成的青年时期都经历过一段艰苦的岁月。其中大约54％的领导人曾在年轻时被下放，其中八人，约7.8%出生在农民家庭。60%的领导人有在农村的经验，这种事可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发生。
第二，其中大部分人都拥有研究生学历。80％的领导人拥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在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技术型官员人数将继续减少。从1982年到1992年，只有非常少的官员——两名官员，一名部长属于技术型官员。五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0%到45%。1997年是这一趋势的顶点，那时70%的官员都属于技术型人才，大部分是工程师。从今年秋天开始，这一趋势将会改变。我们可以看看62名现在各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只有33%属于技术性的，至于我前面说到的那103人，工程师和技术性官员只占17%。从70％到17％，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将在今后几年目睹这一变化。
此外，拥有在国外学习经验的领导人正在出现。我们都知道，之前的领导人在国外当访问学者，研究的领域一般是理科或工科。但现在，大多数第五代领导人在国外学的是社会科学。
在未来某些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其中之一是，政治在中国不再是一场零和游戏。政治在中国向来被形容是“你死我活”的，但现在不是了，让我们看看值得乐观的理由：强人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新兴中产阶级和公众对人权十分关注。另外，党内一部分干部对农村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颇有心得；但他们没有什么在对外贸易，金融，财政或是工业政策方面的经验。这意味着一方需要依靠另一方，也就是说，权力的分享，协商，达成共识将得到制度化。
巴里·诺顿：中国经济政策的左转（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和在执政之初就显示出他们在尝试一条和前任不同的道路。大约五年以前，刚当上总书记时，他将书记处带到了北京之外的一个小村庄——西柏坡，此地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北京掌权之前停留之处。在西柏坡会议上，就他们将要进入城市，作了有关简朴生活和抵抗腐败的演讲。则作出了绝妙的类比，基本上他的意思是，我们第一阶段的经济转换已经完成，我们现在进入中产阶级时代，也就是“小康社会”，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发扬这种光荣革命传统。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有关艰苦奋斗的谈话，这也许不代表什么。可是，我们过去的五年内的所见还是令人吃惊的。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其他许多不同领域的政策，我们发现这些政策有明显的偏左的意味。而且，这些政策都不是那种激进的、质的变化，而是渐进的。
这里我不想把“左”定义得很严格，它就好像是一碗糊糊，一个大筐，很多不同的东西都能装进去。这正好也是我想使用这个词的方式。换而言之，胡温政权采取了一整套混合的政策，这些政策之间的联系现在还看不清楚。
我想先介绍一下经济政策变化的背景，即政府基本立场，尤其是政府预算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了怎样惊人的变化。从1978年到1994－95年这一时期政府预算受到侵蚀，政府能力受到了损害，这导致政府效率在90年代前期遭受严重的危机。但是这些日子已经过去，1994、95年开始，税费改革开始，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开始，他们不再光是消耗政府预算了。1995到2006年，政府预算占GDP的比重从11％上升到19％，所以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有企业角色的变化值得一提。大批工人从国企下岗，在90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达到顶点，七千五百万，2006年下降到两千五百万。这也是制定偏左的经济政策的社会背景之一。
了解完背景，让我们看看这些政策。
农村政策农民负担的税已经减为零。同时，我们目睹了稳定的，有累计效应的一系列首次出台的农村政策，不必付钱的基础教育现在已经囊括了60％的人口。
合作医疗保险方案政府为每人拿出十元人民币在农村重建某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对象是那些最穷的农民和那些在城镇化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与之前有很大不同。现在农村政府非常依靠于将资源从高级转移到低级，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政府预算将资源从城市转移到乡村。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也发生在地域之间，西部和东北的这些项目更为慷慨。对东部富裕的沿海地区来说，他们也有这种再分派项目，不过他们得依靠自己，而不是中央完成这些项目。
城市土地政策中国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办事处，国家土地监察局，这个机构并不是以省划分，它有九个地区性的机构。其宗旨是将城市土地的流转纳入更规范，更透明的过程中。
环境过去的二十四个月里，中国政府使用了带有修辞色彩的承诺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这和以前的政策声明不太一样。最近的政府报告，包括中国总理的工作报告，都强调中国在环保上有很大问题。中国没有达到保护能源的目标，没有达到从煤转为其他能源的目标，政府愿意考虑新的奖励措施刺激地方干部实行更有效的环境措施。
最后一项，不是经济政策的向左变化，而是领导人的讲话和意识形态中体现出来的，当然这说起来很复杂。很明显对独立的媒体，意识形态的控制加强了，对那些辩护者的控制也加强了，这些人遇到了不少麻烦。
所有这些在经济上有哪些影响呢？这是一些不同政策的集合，有些会成功，有些则会失败。很多都是针对过去几年出现的问题，比如失业，比如社会福利的损坏。但大部分的政策和以往那些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有着根本的方向上的不同。
传统上来说，推进市场化的政策创造了一些从中得到巨大利益的集团，这些集团又推进了市场化的进程，这弥补了中国政策制定的不足。但目前这些政策不同以往，不会产生特定的、拥有资源、能够继续推动这些政策继续前进的集团。事实上，很多政策一言蔽之都会失败，绿色GDP就没有起到对地方干部形成成功指示的作用，很多工业政策不会起作用。
过去，经济政策中最大受益者都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现在很多利益集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