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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文捷已经在江苏省镇江市供电公司工作了近30年。近些年来,这名50多岁的技术员突然养成了上网的习惯。
对于公司党委最近的工作,哪些干部要提拔,那些人要出国考察,这位普通职工说起来一清二楚。
“在我看来,除了干部的身高体重,党委该公开的差不多都公开了。”老郝对党委工作的透明度表示满意。
如今,在中国,很多企业的中共党组织都像郝文捷的单位这样,把党务情况通过网络向全体职工公开,接受监督。
企业党委扩大透明度是中共众多基层党组织建立开放体系的一个缩影。
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开放型政党,保证党员群众对组织活动享有充分知情权,监督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这一党内改革得到了基层组织的积极响应。
江苏省镇江市是中共实行党务公开最早的一个城市,从2004年7月开始,镇江市在全市推开党务公开,公开的内容都是党员群众关心的事项,涉及6大项30多个子项。
“党务工作这个一直以来被老百姓看成相当封闭的工作,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袒露在广大党员群众的视线中,这表明中共自身建设更加成熟。”长期关注党建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桑学玉评价说。
党务公开首先给党内的领导干部带来了压力。“党务公开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家底’明明白白亮给党员群众看。”隶属镇江的丹阳市延陵镇党委书记李忠法坦言,“只有经得起党员群众的监督和检验,才能赢得信任和拥护。”
中共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每年都要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以前作为秘密事项,结果是不向党员群众公开的。但实行党务公开后,这一结果必须用海报、网络等形式,向其服务范围内的所有党员群众公开,工作不够出色或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就会面临民意的压力,在下一次选举中面临落选的风险。
“只要不涉及党内秘密的,党员群众想要知道什么,我们就公开什么”。丹阳市委书记杨根林很支持党务公开工作。
“过去,基层一些干部在决策事项上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也出现了‘以公权谋私利’的现象,缺乏群众监督是原因之一。”老杨回忆说。
丹阳市少数村级组织在落实“低保”政策上就曾经出现过问题。一些村干部把自己不符合“低保”政策的亲属也列入名单中。由于决策程序是不公开的,群众议论纷纷但难以纠正。
“实行党务公开后,所有符合低保政策的村民名单都必须在村部公开上墙报,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一旦发现不符合政策或村干部徇私舞弊的行为,就要立即纠正,否则党员群众放不过,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一经查实,干部就要受到纪律惩处。”杨根林介绍说。
三年多来,仅丹阳市就有6名村干部因为违务公开原则,在落实低保政策、救助款发放、村里公务支出上出现徇私行为而受到免职处分。
乡镇一级也有干部受到查处。领导干部的出差补助标准也是党务公开的一项内容。镇江市一名叫杨华的副镇长在出差后,由于多报销了200元的就餐费,在公开中被群众发现而受到警告处分。
“公开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监督,通过网络、板报、媒体、会议等形式,使得从市委到乡镇、社区、农村等各级党的组织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员群众对决策的知晓率越高,党组织的拥护率也就越高。”镇江市纪委书记杨健说。
党务公开监督干部用权行为,有效化解了干群矛盾。统计显示,实行党务公开以来,镇江市各类上访量下降了50%以上,一些乡镇还出现了零上访。
十六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党的基层组织主动公开了党务情况。率先推行这项工作的镇江市全市80个乡镇、街道实行了党务公开,全市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普及率达到了88%。
江苏全省已有870个乡镇党委和1287个县处级单位党组织实行了党务公开,乡镇党务公开推进面占全省乡镇总数的81.2%。
中组部的统计结果显示,十六大以来,全国多数省份的基层党组织都在开展党务公开试点,党组织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进一步增强。
“党务公开成为新时期中共强化党内监督、扩大党内民主的有效载体,这在党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因而推进的速度也较快。”桑学玉说。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从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以来,党的自身建设进入一个快速期。无论是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还是《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都对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方向作了明确阐述。
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在党务公开、党内民主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制度。比如,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中央纪委常委会向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等,都作为制度坚持下来。
“凡是群众关心的党内热点问题、容易出现以权谋私、滋生腐败、引发不公现象的事项,都要最大限度地公开。”老郝的话反映了很多普通党员的想法。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没有党内的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通过党务公开、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