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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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村为载体。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对所有的村庄都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路子、一套政策建设也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对不同地区农村建设的目标模式进行研究，制定针对性地规划和政策，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山东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农村发展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山东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

（一）“新城市主义”模式

为重振城市中心区，解决郊区化的问题，西方学者和城市规划当局提出了一系列的城市重建更新计划，在规划理论上便是通常意义上的“新城市主义”，强调合理利用土地、公共轨道交通优先、鼓励步行、邻里关系以及在社区内部提供就业等新的规划概念。主要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方面体现通过旧城改造，改善城区的居住环境，提倡回归城市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边缘进行重构，实现近郊农村城市化。如*、青岛等城市近郊农村建设及城中村改造。*区是*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新区，地处青岛市区北部，辖8个街道办事处，230个农村社区，人口47万。建区之初，基础差，底子薄，设施落后，农村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5%以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建区后，*区依托区位、交通、环境优势，坚定不移地实施了农村工业化战略，以旧村改造为重点，加快农村城市化。*区坚持群众利益至上，按照“三个基础稳固、六个清楚到位”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旧村改造，对各个环节进行统一要求，严格把关，力求把每座安置楼都建成精品，切实做到改出一片新社区、一片新环境、一片新产业。目前，全区实施了55个社区的旧村改造，其中22个社区的2.8万户村民已入住新居，腾出土地3.8万亩，全部发展二、三产业，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环境，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确保村民长期收益。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先进区，城市化水平达到57%。新市镇建设，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重构农村城市化功能，不仅能够使周边的农村人口集聚，享受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水平，还能够将原先分散的农村集镇汇集起来，节约居住空间资源，实现聚集化小城镇建设，更能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就业机会，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二）“村企一体化”模式

山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崛起。在东部发达地区，有的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这些集团多数由村集体经济演化而来，企业领导人同时也兼任村党政组织负责人。由于农业在这些村已不是主导产业，村民大部分已成为企业员工，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虽然在社区行政管理上还有“村”的名字存在，但实际上已实现了村企一体化。如南山集团模式、西霞口村模式等。西霞口村依山靠海，“出海撒一网，归来鱼满舱”。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村民生活还停留在温饱线上。当时，西霞口村分农业队和渔业队，渔队扩大发展没有地，农队农闲时不能下海打鱼，资源无法共享，极大制约了发展。*年，西霞口村将两队合二为一，在省内成立了首家村级渔业公司，把“渔”、“农”两个行业融合合并。机制一变天地宽，西霞口从此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海珍品养殖、港口运作、国际海运、船舶修造、旅游五大支柱产业，建起了全国第一家村办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闯出了一条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之路。如今的西霞口，实现了住宅别墅化、公寓化、电气化，50%的村民住上了别墅楼，年实现总收入20亿元，纯收入2.2亿元，人均创纯收入17万元，实现了住宅的别墅化、公寓化，人均住房面积达65平方米；实现了水、电、有线电视、直拨电话、宽带网络的配套；实行了免费供水、供电、收视和医疗制度；建起了福利超市，免费为村民提供富足的食品保障。此外，还建立了完善的退休、养老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全村呈现出一派和谐、富足、安宁、快乐的气氛。

（三）“产业化带动”模式

山东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目前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8392家，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农户870万户，户均增收1192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潍坊市借鉴了世界许多发达农业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提出了“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的新思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组织起来，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许多龙头企业为稳定自己的原料基地，与村庄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协作关系。如泰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为确保有机蔬菜出口质量，协助多个蔬菜种植基地所在村建立合作社。目前共成立了52个有机蔬菜专业生产合作社，形成了“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公司不仅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而且对基地村进行公共事业投资，改造基地村的道路、供电设施、灌溉网渠，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类产业化带动型的“村企互动”模式，在山东为数最多，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城乡等值化”试验

“城乡等值化”试验。指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而非形态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使在农村居住仅是环境选择、当农民只是职业选择，并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青州市南张楼村，*年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进行“巴伐利亚经验”移植，即“城乡等值化”试验。内容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到目前，用在南张楼的投资已经有8000多万元人民币，各级政府投资了3000多万，村集体投资了3500万元，基金会投资了450万元。试验兴建了80多个企业；农民人均收入从*年的1950元跃至年的6000元；农民工作模式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包括厂区、居民区、文教区、休闲区等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尽管现在的南张楼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中国农村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于新农村建设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其意义重大。

(五)“股份合作”模式

股份合作模式主要是指,农民以土地等生产资料作价入股，使土地成为资本，与企业联合，从而实现村企互动，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民企业家梁希森带领其乐陵市希森三和公司，于2001年起改造梁锥村，使村民住上别墅。同时，让村民利用置换出的老宅基地和废弃地在公司入股，完成了从农民到股民、从种地到管理、从种回到做工、从分散农民到产业工人的嬗变。蓬莱中粮公司在南王镇炮台村建立酿酒葡萄生产基地，村民户户都成为股民，同时又成为葡萄专业户。公司投资450万元对该村重新迁建，农民实现了就地城市化。

二、山东探索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启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让农村、农民和农业走出传统的模式与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南张楼村的“城乡等值化”与*的“新市镇”建设等农村发展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单一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乡村经济格局的解体，一个多元化的、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社会开始形成。在“城乡等值化”和“新市镇”理念下，从农村产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入手，让农民与农村、农业一起得到发展，就地实现“农村城市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总结山东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从发展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在农村推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等制度，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20多年来，这两大基本制度基本上决定了我国农村政治社会的基本形貌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土地权利进一步明确化，村庄政治进一步选举化，这一导向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举办难、农民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进入新世纪，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解决农民的办法在于转移农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大国。在4亿多农村劳动力中，约有3亿人需要转移，相当于两个俄罗斯的人口。如果3亿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约6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10）全部流到大中城市，或者他们在省际和大中城市之间流动，我国城市住房、就业、基础设施、社会治安以及城市间的交通都将无法承受。因此，依靠现有城市的能力来大量吸纳农民是根本行不通的，9亿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从农村迅速转移出去的，中国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让农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破坏乡村，让农民能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时候，愿意并且能顺利回到乡村，“力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且税费改革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国农民不一定大批涌入城市，留在土地上也同样可以实现幸福生活。

中国村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会更多的表现出多样化特征

从村庄发展的模式看，*的村庄建设是通过旧城改造，旧村改造，改善居住环境，提倡回归城市的理念或实现近郊农村城市化，采取的是农村工业化战略。南张楼村的“城乡等值化试验”，借鉴德国经验，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南山、西霞口村等主要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而不是通过发展农业而致富的，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集体经济”成分。潍坊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组织起来，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乐陵梁锥村的股份合作模式，荣成好当家公司的兼并联合模式，滕州鲁南牧工商公司的合作投资模式等，农村发展的多样化特征已经在现实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从理论上讲，当今中国农村发展由于受多元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的影响，加上村庄发展本身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尤其在目前急剧变迁的中国，再用一个统一的所谓模式来统领中国村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相反，多元化的发展方式选择必然带来多元化的发展。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和首创精神

新农村建设既是一项涉及面广、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轻重缓急、易难先后问题。农民身处新农村建设的最前沿，对情况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农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许多先进经验，这些都是新农村建设的宝贵财富。从山东经验看，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可以探索，到坚持长期稳定不变，最终形成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对乡镇企业，从允许“三就地”发展，到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较早，各地在农产品基地建设、市场组织培育、龙头企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今仍走在全国前列。这都是创新机制，以民为主，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具体体现。*区将农民作为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坚持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严格旧村改造程序。凡社区两委班子思想不统一、党员大会不通过、群众赞成率达不到95%的一律不列入旧村改造计划。还通过村级党员干部联户制度、村情报告制度等，强化基层干部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及时梳理、及时提出对策。南张楼村在“城乡等值化试验”上，也没有完全遵循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本村，而不是进入工厂、不是进入城市”的理念去做，而是执行了相反的理念，即通过利用国际试验这样一个无形资产与品牌争取到了许多发展非农产业和进城、出国的机会。如果没有工业企业在该村的快速发展，没有大量村民的外出（包括出国）从事各种服务业，南张楼村可能发展还比较慢，这是由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期所特有的历史性特征所决定的。也许“试验”设计者的想法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对中国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肯定不是现在。因此，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初期需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如支援物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组织、策划、设计、实施、改进、维护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更不能成为行业部门垄断的自留地。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同时保护好农民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否则又成为“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形式主义花架子。

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赖于农村集体组织经济实力的增强

当前一个现实是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成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也需要资金来保证其正常运转。农民个体的资金很难拿出来用于公共事业，即使是农民达到了富裕程度，也很难操作。从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际情况看，其实质就是解决了“分”的问题，集体的事公益的事不到万不得已无人关心，无人过问。“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或行政上的，真正经济上“合”的问题还没有破题。因此，如何摆脱当前农村的松散状况，创新组织形式和产权制度，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将农民的力量集聚起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山东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些村级集体组织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其村庄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都比较好，农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也好于其他的村。南山、西霞口村模式虽然在我国农村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两个村主要是依靠集体的力量而致富的经验说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村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单打独奏很难达到尽快致富、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走农村工业化、集约化的路子，依靠集体致富，增加农民收入。事实上，山东近十多年来，已经在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其中农业产业化和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一探索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一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村企合一的集体组织经济。二是发展通过土地、资金、技术、劳力入股的农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经济。三是村或镇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四是农村原集体经济时期建设的企业、水利设施、码头、渔池以及山林、荒滩的承包、转让、租赁、拍卖所获取的收入等。通过发展上述各种形式的集体组织经济，增强村级经济实力，可以解决农村一家一户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使新农村建设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

坚持从实际出发，规划先行，分类指导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有完整的内涵、系统的目标，但具体到一个时段、一个地方，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承受能力，讲条件、讲重点，不能同时什么村子、什么事情都抓，追求普遍开花。当前尤为重要的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做好符合当地生产力水平的规划，明确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重点，进行分类指导。山东在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针对全省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行政村为单位，将全省农村进行了分类。分类方式是：将中央提出的5句话，分解成20项指标，分别确定了到2010年和2020年发展目标，以2020年规划指标为目标值计算出不同行政村的综合实现指数。其中综合指数大于70%的，确定为一类村，大于50%且小于70%的，为二类村，小于50%的为三类村。村级分类的作用不是搞达标活动，而是为了让每个村都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确定奋斗目标；为了让各级政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实行分类扶持和引导，做到培优做强一类村，加快转化二类村，重点扶持三类村。同时也有利于各级政府经过一个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后，检查工作的成效，做到心中有数。

从村庄发展模式归类看，大城市郊区、发达地区和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镇建设可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之路；纯农业地区可走“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之路；平原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中心村可借鉴“城乡等值化”模式。德国人进行“城乡等值化”实验，当时看中的就是南张楼村具有的“天然劣势”：不靠城、不靠海、没有大企业、不靠近交通要道、没有矿产资源、人多地少等，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来说意义非常。“城乡等值化”的建设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是：“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换句话说，就是建设的基点是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建设也不是以城市为标准，追求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更符合农民需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为用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可以让农民生产、生活得更好提供了可能。如，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方式等。但这并不等于国家可以减少给农村更多的转移支付，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必须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主要有三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努力：一是政府力量，二是社会力量的参与，三是企业和农民的直接参与。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中，各方面的作用都很重要，但在建设中地位有所不同，政府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要加强组织引导，认真制定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做到规划先行、科学指导。加大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这是政府主导作用中最重要的内容。政府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扶持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项目扶持等形式，引导农民和社会积极投入新农村建设，形成建设新农村的合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政府的投入起到先导、主导作用，但并非要政府大包大揽，最终还是要靠农民自己来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尊重农民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自主选择，尊重他们的创新，保护他们的权利，充分调动农民建设自己家园的积极性，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突破。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以农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农民就业、增收、社保、居住条件和享受公共服务设施等为着眼点，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入手，如道路、安全、饮水、就业、看病、学生入学等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让他们参与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使农民成为建设主体、投资主体、管理主体，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充分享受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