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础教育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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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校长：
有机会到这儿来跟大家共同面对我们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些问题,交流一些看法，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次整个活动是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面的，说实话，我对课程改革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听到一些情况，看到一些情况，有一些想法，但是，只靠听到的、看到的这么一点想法就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表什么看法的话，我没有那样的胆量。所以我想把我要讲的问题稍微放大一点，就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讲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今天讲的问题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讲一下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二是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当中，我自己感觉到的几个问题。
一、我国教育改革的特殊历史背景
讲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一些背景性的情况介绍是便于我们思考我们现在教育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分析它，会有些帮助。我这里讲的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背景从历史上我觉得应该有一点了解，我们讲的教育改革从我们国家来说实际是指从我们国家的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是这样一个转变，对教育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最终实现是从中国的传统教育向中国的现代教育转变，那么中国的传统教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遗产，也曾经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站在世界教育的前列。从19世纪初开始，历史上的发展大概是明末清初，从这儿开始，我们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日渐走向衰弱，教育也是越来越空虚、衰败。尽管在清朝的前期，曾经有过一次新的发展，但就中国整个传统社会来说，好象带有点回光返照的味道。清中叶以后，中国的传统社会，包括传统社会里边的教育急剧地衰弱，而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身的原因，同时策略上的一个重要的失误就是采取了严密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了解世界，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我们不需要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加剧了衰败。而在这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按照我的看法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和逐步地成熟，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应该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特别是经过17世纪到18世纪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到了成熟阶段，他的经济上有了非常强大的实力，军事上有了强大的实力，经济和军事的实力配合起来，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本国向世界扩张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从19世纪初开始，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自身的问题交错在一起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的爆发一方面标志着我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现代转变的一个分界线，它本身意味着中国自身的社会，包括文化教育的衰弱；同时也是世界新兴的一种生产方式，包括他的文化教育的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经过了三个大的文明阶段。第一个人类文明阶段是奴隶制文明阶段，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是奴隶制文明阶段就实际范围来说，它的高峰、高潮、中心是在欧洲形成的，中国虽然也经过了奴隶制文明，但在世界范围内，它不是奴隶制文明的高峰。说到奴隶制文明，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两个文明阶段，欧洲是中心。
人类的第二个文明阶段是封建制文明阶段。这个文明阶段，西方、欧洲有些国家也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也产生过封建文明。但封建文明阶段中心和高峰是在东方，中国是该文明阶段的高峰，特别是我们曾有过的汉唐盛世。
在19世纪以后，人类文明进入了第三个文明时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时期。这个阶段人类文明的中心又是从欧洲开始的，向整个西方包括美国、美洲在内的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在这个文明阶段，中国远远落后了，而且差距相当大。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是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意味着我们处在人类文明发展第二阶段的教育向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阶段教育的转变。这个转变在我们国家来说它不是自然的从我们自身的第二个文明阶段内部自然地转向了人类文明的第三个阶段，而是外国列强的侵略迫使我们进入人类文明的第三个阶段，是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这种状况对我们国家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形成了一些很尖锐的矛盾，有两个矛盾特别突出：一是外国列强侵略我们，我们必须反抗列强侵略，否则，中华民族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局面。为了反抗列强侵略，我们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解决亡国灭种的危机只能靠我们做到富国强兵，使自己强大起来。而要使自己强大起来，我们找到的办法、出路只能是向西方那些强大的国家学习。列强侵略我们,我们还要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他们既是我们的敌人,又是我们的老师,这个矛盾相当尖锐。关于这个矛盾,曾有一个很精辟的概括,他说我们在进入近代以后,几十年来,中国人诚心诚意地拜那些列强为师,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做他们的学生,而到头来总是那些老师来欺负他自己的学生。这就是近代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此，我们的文化教育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他们的文化教育，把我们的传统教育变成现代教育。
另一个尖锐的矛盾，中国之所以落后从根本上来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引起的，我们要使自己富强起来，必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不反封建就不可能进入现代，也不可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但是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又是融为一体的。当你举起反对封建的旗帜时，如何保存，如何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这是个很尖锐的矛盾。当你提倡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时，你要不要反封建，在这个矛盾中作出选择这很复杂，有时也很痛苦，就是在这种选择中来推动我国的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我们教育遇到的很多问题根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内外的环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和我们国家对从传统走向现代，它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影响。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时候，它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远远超过了第二个文明阶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文明远远优越于封建文明。而就中国来说，我们接触到人类文明的第三个阶段是在外国的洋炝洋炮的逼迫下接触到的，甚至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都是在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人类的第三个文明阶段。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从来没有得到一个机会来发展人类第三个文明阶段，没有在我们的土地上发展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孙中山先生曾作出巨大的努力，希望我们国家也发展以“三民主义”作为核心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当他并没有成功。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推翻封建皇帝立了大功，但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并没有成功。除了那个时期之外，其他的历史发展阶段更谈不上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此在中国出现一个很奇特的心理：第一，我们非常仇恨资本主义，一讲资本主义就是侵略、掠夺，我们知道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因为历史给予我们是这样一个教训，世界各列强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侵略过我们，掠夺过我们，而他们都是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正是这一点也妨碍了我们了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貌。我们仇恨资本主义，也很容易产生另一个心理，就是惧怕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一直在近代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比我们强大，当他们侵略我们时，我们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每失败一次，就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是又割地又赔款。所以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代表的这些列强，长期处于强盛的状态，所以我们非常惧怕他们。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说“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这也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这也妨碍了我们了解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说到底是用我国的封建教育经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教育。如果对资本主义的教育全貌、本质缺乏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很难作出准确把握，这个转变就会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或影响。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就是用我们的封建教育向资本主义条件形成的教育转变。我们现在引进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逐步形成、完善、成熟起来的教育，包括它的理论、制度、课程和教学内容、方法。最早从学欧洲开始，学德意美，中日甲午战争后重点学日本，“”后又全力学习美国，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期又全力学习苏联。我们的近代教育、现代教育、教育的现代化学来学去基本上是学习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适应资本主义的教育。
我们在封建时期形成的封建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代表，它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中国的封建制有三个基础：一是农业经济，我国的农业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以家庭经济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商品交换量极少，科学技术含量级低，这样的农业经济维持了两千多年。二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皇权至上，等级森严，封建教育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三是在文化思想上宣扬儒家思想，强调人伦道德衍化成的三纲五常，这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而我们要建立的近代、现代教育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教育，其基础主要是：现代农业，是现代工业化的农业，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内涵的经济运作方式。民主政体，它不同于我国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它的思想文化强调的是人权、平等、自由、博爱、个性发展。在这三个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教育和我们的传统教育有着严格的、鲜明的区别。我们要实现这个转变，难度相当大。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从国外引进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到了中国后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就是脱离中国实际，要么就是进来后变了味道。所以屡次引进，不能说没有前进，但前进的步履艰难。这两种教育的转变，是建立在两种不同基础上的教育，转变难度很大。我们常说，教育可以改变经济方式，可以改变政治体制，但是它所能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经济还是决定着教育，政治还是制约着教育，在中国找不到适合它生根发芽开发结果的土壤，这种转变在我国相当困难。辛亥革命后不到两年，袁世凯当权，他打着民国的旗号，还是延续了封建集权的专制制度。到国民党时代，依然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制政体。这种状况不改变，没有这样的土壤，现代教育很难找到它生长的基础。如农民送孩子进学校，他在想什么？他期望什么？他们期望孩子一步步升学，有出息，能脱离农村，就有打用场了。
现代教育存在的一个巨大矛盾是：我们引进的、学来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教育，它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的教育，引进到中国后它面对的依然是农村经济，依然是包干到户的小农经济，依然是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要找到让它扎根的土壤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复杂的演变过程。如我国倡导科教兴国，当在很多贫困地区，财政投入多，但培养的人才却不服务于本土，他们是在牺牲财政的情况下培养人才。所以教育的转变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地实现转变。
（一）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教育上取得了两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是基本完成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只是基本完成，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部分地区还没有完成，二是已经完成“普九”的地区从教育质量上仍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是基本完成了35岁以下青壮年的扫盲工作。这个基本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还有一部分文盲，还有一部分是扫盲后又复盲的。
几十年来，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素质教育的问题，另一个是近五年来基础教育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试验，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
我不赞成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列起来的观点，当不把两者放在一起又不能把问题讲清楚，所以还是把他们并列起来讲。
素质教育的提出大致是在1984年以后，到第三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时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一个历史过程。而在我看来，素质教育想法的提出应该在81－82年左右，部分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过去我们把教育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把教育看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教育始终充当工具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限制着人们对教育本质功能的把握。因此要重新寻求教育的本质含义，教育是培养人的一项事业，是提高人们素质的一项事业。这个观点被看作是鼓吹教育脱离政治，教育脱离经济这个中心而受到批判。后来再提出素质教育是针对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因此提出我们的教育必须提高国民的全面素质，从应试的陷阱中走出来，转向为提高国民的素质而办好教育，这是84年后提出来的主张。这个想法提出以后就直接提出一个说法，就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这个说法带来了很多认知和理解上的分歧，其一是认为以前的教育全是应试教育，从现在开始才实行素质教育。还有一个容易引起的歧义是把参加考试、升学全列入应试教育的范畴，而当时讲的素质很多是在课程、课堂教学之外的内容。所以人们在思想上、理解上比较混乱，不能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内涵。那什么是素质教育呢？现在强调三个要点：1.提高国民的全面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或宗旨。2.要尽最大可能使教育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面向少数的尖子生。3.使每个学生尽最大可能实现全面的、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发展。现在这三句话能大致涵盖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基本认识，但它仍难以解决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这个提法的偏颇，就好像我们的经济体制中提出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样，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这始终是不对的。中国的教育包括封建教育在内从来不存在应试之轨，是社会制度把接受学习逼到这个轨道上的。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个文件，没有一个教育家主张我们实行应试教育。而且把追求升学率概括成应试教育，也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这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很多的混乱，很多名牌学校成了应试教育的典型，升学率低的学校反而成了推行素质教育的示范性学校。这种现象是素质教育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现在说，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然而现在对教育的理论分析上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按照我国现在的发展现状来看，升学率的竞争还是很重要的，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虽然升学率带来的高分低能现象却是存在，过分地夸大它的复线效应而轻易否定升学率竞争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也是不恰当的，因此而给它乱戴帽子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二）关于教育的公平和效益的问题
从办教学来说，追求教育公平，兼顾教育效益，这是最理想的追求，单纯追求其中一个方面的教育都是片面的。当事实上，实现教育的公平和追求教育的效益两者是矛盾的，要转化这个矛盾，需要很多条件。我们国家在这个矛盾上存在的突出表现主要又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教育差距很大。有些发达地区在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为实现教育公平开辟一条道路。但也有些地区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这种状况近些年尤其突出。然而，要消除这种矛盾，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而教育的效益也是如此。在教育投入上，对城市和农村的投入既要兼顾到公平，又要兼顾到效益，在策略上必须要处理妥当。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全国统一的，不可能办一种适合农村的教育，又办一种适合城市的教育，然而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更适合城市的教育。
2.区域之间的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有些区域普及大学都有能力，而有些区域连普及六年小学都成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国家在考虑教育公平的同时，还要兼顾教育效益，大学升学率的比例问题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入学比例大幅度提高。当同时也引出了关于择校和乱收费等问题，从而使教育被列为暴利乱收费。
实现教育的公平和兼顾教育的效益，如何从实际出发，处理好这个矛盾，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只得深思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影响我们社会的安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关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问题
我们现在讲的基础教育主要指的就是普通教育，而在我看来，我们国家还需要职业教育这方面的基础教育，而这个方面在我们国家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基础教育的发展应该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一个机制，这一点在50年代初期是做得比较好的，这也是最有利于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发展的。在80年代中期，出台了一个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措施，希望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腿走路的目标，但很快就受到了冲击。90年代初期，基础教育范畴内的职业教育受到极大冲击，越来越倾向只有普通教育的单一的模式，普通类教育越来越膨胀，职业类教育越来越萎缩。而从很多工业发达国家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在教育中占的比重相当大，而我们的基础教育只有普通教育一条轨，畸形发展，这是我们基础教育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虽然曾在普通教育中加入职业教育，但并没有成功。而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单一的普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现在却已经开始强调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而且强调要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建立立交桥，当在很多地方，这个立交桥基本上是单向的，它大大地削弱了职业教育。
（四）关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问题
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一些类似的概念所混淆，在历史上有过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这样的对称，也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这样的对称，也出现了科学教育、人文教育这样的对称。从基础教育来说，大概是开始的基础教育多数都是以人文教育为主的，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在基础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这一阶段开始出现重视科学教育的基础教育。欧洲把以人文教育为主的基础教育称作古典学校，把重视科学技术的基础教育称作实科学校，先有古典式的以人文教育为主的基础教育，后来出现了以实科为主的应用性强的基础教育。现在逐步地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兼顾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由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过分地重视了科学教育，用科学主义、工具主义支配了我们的教育，导致人文教育、人文精神严重缺失，这样的教育必须立即改革。由此提出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应该强化人文教育。
对此，我认为，在我们国家，如果说重要性，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很重要；如果一定要比较，我认为科学教育更加重要。如果说缺失，我们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都有不足，都有缺失；如果一定要比较，我认为我们的科学教育缺失更严重。所以我不赞成我们的科学教育过了头的观点，不赞成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转向人文教育的观点。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国家各个阶段的课程和教育内容，还可以比较我们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课程设置和相关一些国家的课程设置，由此去判断我们的科学教育是否过了头，人文教育是否被削弱了。1923年的科学和玄学之争中，主张玄学的认为只有玄学才能帮助人数里正确的人生观，而主张科学的认为只有科学才能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玄学只会把人引向邪恶。在这场争论中，胡适支持了主张科学的一方。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有所进步，但是于实际的要求相差甚远，我们国民的政体科学素养很低。所以用人文教育来替代科学教育的弊病，离这个时代我们还相差很远，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国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科学教育应该成为重中之重，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五）关于综合课程和分科课程的问题
我感觉到在这次课改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把分科课程尽量变成综合性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究竟如何对待综合课程和分科课程呢？我认为课程的发展大概是从综合到分化，再由分化到综合，再分化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历程，这是符合规律的。就我们国家而言，我们传统教育中的综合课程只有一个，就是四书五经，如果分科教学，那是及其有限的。进入近代，学校开始出现分科课程。1889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我们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学校，是分科教学的，它是近代教育分科分类教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分类分科便于在一个领域中深入探讨该领域的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相关学科会出现综合的趋势，综合以后再分化。现在又人说，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分科教学分化地过细了，有些学科之间过于孤立了，需要进行课程综合。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这次新课改提出来的综合课程问题，大概是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学习美国的最先进的教育认识，曾经试行过综合课程，那种课程称作设计教学法。打破学科界限，重新按照生活来选定若干单元进行教学。选定的单元由学生进行设计，各科老师从中辅导，也叫单元教学法。1958年教育大革命，我们也搞过综合课程，以“三级一蹦”为中心来安排教学，打破课程的概念。中也搞过综合课程，把所有文科综合成《语录》。这些都有历史的因素，但是，认为只有综合才是新课程发展的方向，也未必这么简单，过分的简单化也是不利的。把一种倾向绝对化，把存在的问题片面夸大，把解决问题片面理想化，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我始终认为，教育改革不是靠热情来支持的，没有热情不能进行教育改革，当教育改革更需要理性，是理性指导热情，教育革命才能健康发展，热情过剩时会排斥理性思考，这是不正常的。大家共同满怀热情，用理性来指导我们的热情，投入到教学改革、课程改革当中，面对问题理性分析，及时调整。教育改革、课程改革都应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