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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与传统美德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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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与传统美德的继承

加强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党性的一个重要课题。重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后深刻体会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把继承传统美德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提高党员素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国度,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深厚。在这些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落后保守的一面,但就其基本思想而言,却有着许多超越时空,可以代代相传的精华,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精粹。刘少奇在党员修养理论中,比较完整地借鉴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性理论。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他借用了古人“修身养性”作为共产党人自我改造的形式,以“慎独”、“自省”等作为基本概念和范畴,把“党性”与“修养”相结合,实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达到了传统美德与共产党人高尚道德的和谐统一,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丰富了建党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少奇在党员修养理论中加入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成份,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和党的自身状况的深刻理解。他认识到,在我们党内,传统道德文化对党员的影响很深,而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我们党的理想和道德要求并不相悖,其中有许多有益的成份,可以为我所用。因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3页)体现了他对传统美德兼收并蓄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这种更易于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世界观改造形式,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在引用了“修养”、“慎独”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的古代传统道德文化思想论证了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的意义、要求和目标方法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

关于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的意义,刘少奇指出:“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9页)他以孔子为例,说明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自身修养,不断完善自己。他特别引用了孟子关于凡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了一个艰苦的修养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并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1页)刘少奇还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放松修养和世界观改造的倾向,指出一些党员把马克思、列宁等看成是天生的神秘人物,认为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高不可攀”,是学习不到的,自己也不可能具有那样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因而放松了自己的修养。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刘少奇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例,要求党员要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品质,绝不能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否则就会成为“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在思想道德修养的要求问题上,刘少奇的传统道德思想最为丰富。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进步的、高尚的美德,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应具有的共产主义道德应该是涵盖人类一切进步的、高尚的美德,其中也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主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理想境界和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革命牺牲精神;有如“日月之食”的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大无畏精神;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宽容和“委曲求全”的广阔革命胸怀等。这些都形象地概括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境界,实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党人思想道德观的有机结合。

在思想道德修养的目标方法问题上,刘少奇提出了“慎独”、“自省”等概念。“慎独”出自《礼记·中庸》,是古人修养的基本方法,也是所要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慎独”原意为,在个人独处时,自己的言行也能谨慎不苟。刘少奇借用了这一概念指出:作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3页)。

要达到这种修养境界,就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心理上达到诚恳、坦白、愉快、无私,除了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私利。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方法上,刘少奇借鉴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方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互相帮助、相互批评的方法等等,为共产党员正确地进行自我修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孕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汇集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精华。这篇著作是一部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与共产党人先进的人生观、道德观相结合的典范。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刘少奇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借鉴,并非机械照搬,生搬硬套,而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是自觉的扬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少奇深谙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的实质中唯心主义,是抹煞道德阶级性的。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孟子、老子、荀子等,为了‘人性善’或‘性恶’的问题,争论个不清楚,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们这种社会本质(本性)的阶级差异。”这种“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这种道德观,从来都是唯心论的”。对此,刘少奇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不是一般意义的修身养性,而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修养,是按照无产阶级的特性来改造自己。因此,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与古人修养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党性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

在思想道德修养方法上,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古人修养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刘少奇指出:古人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9页)这个分析切中了传统修养方法的要害。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侧重于“自省”,讲究的是“三省吾身”、“早夜以思”、“闭门思过”、“静观玄览”。即使有些古代思想家提出过“躬行践履”,但也是离开阶级性,离开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践履”,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离不开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9页)“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1页)在这里,刘少奇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是与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又一个本质区别。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中唯心主义成分的批判,与他对这些传统思想的继承一样,共同构成了其党性修养理论的突出特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一篇党性修养的杰出论作,为共产党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共产党员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注重对传统美德的继承,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就其广泛性和深刻性而言,潜移默化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规范,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因素中,对人们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志在谈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时指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也是指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讲继承、借鉴,目的就是要使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按照这一要求,共产党员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就要把继承传统美德与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增强党性为核心,投身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实践,塑造完善的人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