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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更加清晰准确地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更反映出我们党对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过去的“又快又好”偏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其中包含着“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理念,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速度和规模似乎更加重要,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这包括,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经济繁荣背后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经济增长的技术知识支撑能力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优化问题等。
当然,不应该简单地看待过去强调经济发展中“快”的“纲领”,也不应该简单地责怪过去在经济发展中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这是因为,在一个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实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意识不强、人们渴望解决温饱等问题需要快速膨胀的阶段和条件下,发展速度的快慢就是主要矛盾,在国家建设中就需要集中力量保速度。此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种机制。例如,在*年之后的一段时期,我国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这无疑是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资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稳步推进。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支撑我国国民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微观基础。这些因素也与我国“高居民储蓄”、“充足的外商投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条件一起,共同形成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和良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不再是主要矛盾。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公布的信息,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20万亿大关。在经济总量达到如此高度、自主性高速经济增长机制已经形成、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变成了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了。
因此,当前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这里,“好”所体现的“质量”,不仅体现在投入—产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显著提高上,而且应该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等方面上。
然而,知易行难。在对“又好又快”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关键是要找准我国经济发展“快”而不够“好”的症结所在,切实找到根治“快”而不够“好”的良方。
讲症结,首先是发展观念不够科学,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目标锁定为GDP,忽视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代价问题;其次是增长方式不集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痼疾;第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第四是管理水平不高,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都存在管理手段落后和管理粗放的问题,各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屡见不鲜。
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切实寻找根治上述症结的“良药”。
首先,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坚持“六个必须”,抓好“四个着力”。即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同时,着力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机制,用“又好又快”的指挥棒,引导各级政府行为,加快构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第三,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积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
第四,着重发展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的空间,寻找支撑经济增长的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