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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情况和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目标的确立还是路径的选择,都需要从新的历史起点思考和分析。目前,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生存型社会是以解决温饱、初步实现小康为目标。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全社会的生存性压力减弱,发展性压力凸显。当前,全社会更加重视教育公平化程度、公共卫生与医疗保障水平、基本社会保障程度;更加关心贫困差距、城乡差距的趋势,以及公共安全和环境问题等。
新阶段实现大部门体制同以往历次机构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实行大部门体制是在全面推进政府转型、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和过去几次机构改革有连续性,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新阶段的特定背景下,应当把实行大部门体制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化相适应。第一,政府应当发挥以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经济职能;第二,政府应当发挥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职能。此外,政府建设更需要朝着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就是说,新阶段的现实需求决定,不能以机构整合为目标来推进大部门体制。
现实需求的变化。(1)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必然要求政府职能、机构设置要适应阶段发展的要求,这个变化要具有方向性和未来的相对稳定性。(2)政府在努力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面临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问题,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增加了,政府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确定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3)近年来,社会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全面凸显,政府如何在社会和市场中实行有效地监管十分重要。就是说,这次机构调整应当围绕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来进行。
具体目标的变化。过去的几次机构改革,虽然也十分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但重点还是落在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上。这次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政府转型,实行大部门体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是推进政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措施。也就是说,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应当从过去经济建设型、行政控制型的治理模式转向服务型、公共行政型的治理模式。
政府自身建设的需求变化。面对我国行政成本增多、行政效率不高、体制机制性腐败问题突出的情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调整,要朝着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
二、实行大部门体制要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相联系
新阶段实行大部门体制,重要的在于,要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策与执行分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公共治理结构的改善相联系。例如,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府职能的要求看,实行大部门体制应当考虑:(1)加强政府中长期战略规划职能。我国整体经济的中长期规划和宏观政策的稳定仍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前提下,成立国家专司经济中长期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部或经济发展委员会十分重要。(2)加强国家的能源战略职能。为适应国家能源资源的需求,建立国家能源委员会或能源部,具有一定迫切性。(3)加强国家对外经济战略职能。在我国由开放大国向开放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对外战略职能尤为重要。(4)将国有资产管理纳入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5)强化市场的监管职能和统筹协调。(6)扩大国家环境保护职能。从我国的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尽快组建国家环境保护部,以适应国家环境保护的需求。
向着明确的方向,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实行大部门体制的主要目标和总体要求。全面把握这个目标和要求十分重要。只要目标选对了,未来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就会很顺利。我认为,实现大部门体制是一个选准方向、逐步推进的过程。这是因为:第一,大部门体制的实行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和官员的利益,各种利益关系需要协调。因此,建立大部门体制的过程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第二,大部门体制的目标是推进政府转型。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三、实行大部门体制需要推进配套改革
实行大部门体制不仅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也取决于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进程。例如,实行大部门体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干部制度改革、中央地方关系调整、行政统一性等等,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有实质性推进。
实行大部门体制目的是为了适应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决策的效率和决策的科学性。只有把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分离开,并相互制约,才能形成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改革,大部门体制的实行将会十分困难。目前,政府自身改革最大的问题不是减少机构和精简人员,关键是要围绕推进政府改革的大方向,加强中央政府的决策职能。在这个情况下,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要相对独立。所以,建立大部门体制的体制机制设计一定要合理。
现在有一部分部委,应当是政策决策的最高机构,但却在相当大程度上管钱、管人、管资源的分配,把精力用于执行职能层面;另一方面,某些政策决策权又被相对集中到某些综合部门,从而导致了决策主体和决策责任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