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转型的现阶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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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世纪是这样，这世纪也如此。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无不感受到我国人口转型带来的巨大效应。可以说没有人口转型所创造的优越条件，没有人口分母的缓慢增长，我国人均GDP及综合实力不可能如今天这样强盛，人均生

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提升。无疑，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双重政策效应，产生了中国奇迹，改变了中国命运。然而，人口转型有效益也会伴随难题，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难题依然需要我们关切。客观认识现阶段我国人口转型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对此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

规模较大的生育总量和地区增长差异仍是人口转型时期的数量特征

我国人口控制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从上世纪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已由33‰下降到12.10‰；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5‰降到5.17‰；人口死亡率已连续多年稳定在6‰左右；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平均1名妇女所生育的子女）从70年代的5个下降到现在的1.6个，这些指标说明：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由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过渡类型，转变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类型，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也得到很大改善。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人口发展的控制水平上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的确令世人叹服，在世界上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道路。

我国人口控制带来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果是十分巨大的。有人估算：30年中国人口控制的直接效果是少生了3亿多人，这对中国是个贡献，对世界也是贡献。它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了四年，使中国13亿人口日也推迟四年。卓有成效的人口控制使祖国的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人们拥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社会更稳定，家庭更幸福，人均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不断提升，与世界发达国家生活差距缩小，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人口控制中受益最多的是女性，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差距。在早婚多育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妇女过多生育往往是孕产妇死亡率高、妇女健康状况受损的重要原因，也是妇女没有自主权和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高了我国妇女的健康水平，使广大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需要和自己喜欢的活动中去，使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有所作为，其人生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同时也为提高自身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以说现在是历史上我国人口发展很好的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松口气，或者放弃现行的生育政策，因为我国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追求人均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没有变。我们的人口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

首先，我国人口规模大，已突破了13亿大关，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仍戴在我们头上。人口规模大意味着每年人口的增长量大，未来人口增长的惯性也大，“低增长率，高增长量”将要持续较长时间。据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末，我国全年新出生人口近1600万，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的增长态势，将使中国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压力，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仍很突出。要解决这一矛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远大目标，继续控制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有计划增长，是不变的选择。当然，考虑到较为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我国人口政策已经有所变化，那就是婚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人口代际更替的客观规律，但要有适当的生育间隔，削弱可能出现的人口增长高峰。目前一些大城市用工紧张，误认为我国农村已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我国5亿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的只有2亿，在现有水平下专家预计农村只需要1.8亿劳动力，还有1亿多剩余，关键是农村技能型劳动力少、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工资低，生活成本高，转移受到限制，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培训力度，并给予公平合理的报酬。当然，未来农村青年劳动力总量一定会逐步减少，这是计划生育的成果，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我国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几亿庞大的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大军，那是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减少是农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契机，它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智能化、集约化的时代将要来临。

其次，我国人口增长的地区差异大。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经济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而不是人的体力，人文环境好，生活品质高，劳动力成本高，人口控制难度小，效果好，人口转型彻底性强；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相对弱，生产力水平低，劳动力成本低，一些地方水土流失，自然灾害频繁，面临人口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人口控制难度大。直到2006年我国京、津、沪大城市人口增长达到更替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左右）、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5.28‰时，全国还有九个省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在7‰以上，即新疆（10.76‰）、西藏（11.70‰）、宁夏（10.69‰）、青海（8.97‰）、海南（8.86‰）、广西（8.34‰）、江西（7.79‰）、贵州（7.26‰）和广东（7.29‰）。同一省区不同区域之间也有差异，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则更大。虽然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稍高有其合理成分，但控制难度大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地区特别是边远落后的山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贫困面大，人们多生的愿望还比较强烈，人口转型任重道远。人口高增长使这些地区少儿人口抚养比超过我国平均水平，东西部人均生活水平差距拉大。

第三，我国人口转型在多数地区具有可逆性、不彻底性。世界发达国家人口转型是市场经济自发作用的结果，是生产力进步和生育观转变的产物，是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转变的时间长具有不可逆性。人口转变发生最早的欧洲各国，出生率由30‰下降到更替水平，一般用了一个世纪。而我国用的时间很短，转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和人口政策。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生育观念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育观还没有完全转变的今天，政策稍一放松，人口增长就会反弹，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难以实现。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我们必须坚持把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走到底。同时，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人口转型，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从根本上创造人口转型的客观物质基础，转变落后的生育观念。正是我国人口数量转型时期的特点决定了中国计划生育实践的长远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人口性别比不平衡是转型时期的性别特征

性别结构平衡是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自然基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2.19，性别结构大体平衡，全国多数地区也显示出同一特点。但是分年龄来看，我国性别比仍然不乐观。有两种情况存在，一是老问题，少年儿童性别比偏高，男多女少；二是青壮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性别比偏低，女多男少。

从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适度高是合理的。按国际正常标准，每年出生100个女婴就会相应诞生107个男婴，男婴比例一定高于女婴。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死亡率会上升，女性寿命长于男性，所以在高年龄组女性人口往往多于男性，这是人类性别比变化的客观规律。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持续走高，到2005年14岁以下人口性别比还在114以上，其中0至4岁性别比最高为122.66，大大高于平均值，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比正常值多出16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从5岁组人口性别比便开始下降，如5至9岁组为119.3；10至14岁组为114.2；15至19岁组为107.8，性别比基本趋于平衡。这说明在这些年龄段男孩死亡率还比较高。

除了低年龄性别比偏高外，性别不平衡还表现在青壮年组性别比偏低。虽然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地区数据采用加权汇总方法，调查样本合计与各分项相加有一定的误差，但我们仍相信该数据的相对客观性和权威性。仍按这一调查，我国20至44岁有五个年龄组，人口性别比不足100，其中20至29岁婚龄人口性别比仅为93至94，30至39岁不足97；40至44岁为98，每100名女性相对的男性少于100，45岁开始性别比才趋正常。青壮年男性人口少于女性，有统计时漏报、瞒报的问题，也有军龄人口多为男性等因素，但数据也表明目前我国青壮年男性人口死亡率还比较高。近期交通部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有1388人死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日均死亡人数超过15人，多为男性。每年矿难中死去的7000多人和10多万死于尘肺病的患者也是男性。劳动条件、习惯爱好上的差别导致了青壮年男性较高的死亡率。从劳动条件看，男性往往比女性从事更为繁重的生产劳动和有损健康的职业，比女性承担着更大的生存风险，如井下作业、高空作业、海上作业、污染作业等。而在生活习惯上多有吸烟、喝酒、加班、应酬等嗜好，无疑有损于健康和寿命。那些只从出生人口性别比出发，不考虑性别比随着年龄组升高所发生的变化，而推算出来的我国未来将有几千万男性找不到配偶的说法似乎缺乏足够的依据。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青壮年尤其是老年人口性别比偏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口转型时期的特征。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人口从高增长到低增长渐变基本没有出现性别比高的问题；相反，因为人口生育率低、老年人口多、女性寿命长，发达国家总人口性别比多数都低于100，这也是一些国家愿意多引进男性移民以弥补本国人口性别不平衡的因素。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高有瞒报、漏报、错报女婴的现象，也有无视女性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它的存在造成极其不良的社会后果，最坏的结果是剥夺了女性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男性死亡率降低的条件下致使未来婚龄人口挤压、性犯罪上升，导致社会和家庭的不和谐、不稳定，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根源，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色彩：生产力水平不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重要物质根源，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环境使男孩性别偏好习俗流行，“养儿防老”意识强。此外，男性人口死亡率较高的风险，也使人们产生弥补性多生育男孩的心理。要消除性别比不平衡现象，除了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外，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事实上社会存在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促进人口的深度转型，还要重视降低青壮年和老年男性死亡率，缩小男女寿命差。

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高龄人口迅速增长是转型时期的年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转型时期出现的重要现象，也是21世纪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趋势。老龄化对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劳动力老化、劳动人口负担系数上升、养老问题和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劳动力老化在我国迟早会出现，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能依靠多生育子女，而是依靠科技进步带来的智能化水平提高所创造的高劳动生产率，为家庭和社会养老积累财富。养老问题除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外，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很薄弱，但一些地方也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如根据个人收入一次性缴纳2.1万元、1.8万元、1.5万元三个档次的个人养老金，地方财政根据实力再支付30%左右的补贴，老人按各自支付水准每月分别领取210元、180元和150元的养老金，这些标准高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50元的水平，实现了养老保障的广覆盖。这个做法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又让财富增长和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每个老人，深受农民家庭的欢迎，值得推广。

随着建国后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时期，我国相应会出现人口的死亡高峰，死亡高峰同样需要社会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要用市场化的方式多建立临终关怀机构，特别是社区临终关怀机构，把人间的温暖送到临终者及其家庭的心里，做好心灵抚慰，削弱死亡带来的痛苦，维护死亡的尊严，这也是社会的责任。我们还要重视土地问题，改革传统落后的殡葬方式，大兴火葬、树葬、海葬、网络祭祀等绿色殡葬，保护环境，珍惜土地，解决死人和活人争地的问题。到本世纪中期，当我国人口死亡高峰陆续结束时人口老龄化也将消失，人口结构将得到很大改善。

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高龄化即长寿化已经凸现。虽然20世纪末我国刚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但是目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速很快。1990年我国高龄人为500万，2000年120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0.96%，占老年人口的9.23%），预测2050年将达到1.5亿左右，年增长率在4%至5%，而同期65岁以上全部老年人口增长率仅为2.3%至2.9%，总人口增长率也只略高于0.7%。可见，高龄人口是未来我国总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这也是人口转型时期老龄化的重要年龄特征。

人口高龄化即长寿化的到来，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全面进步的重要表现，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提高的标志。但是现阶段我国还处于不发达小康时期，“未富先寿”使家庭和社会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人口高龄化或长寿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欧美发达国家进入高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00-10000美元左右，是“先富后寿”，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高龄化。如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先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后进入高龄化，极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化程度，使高龄老人的物质生活和医疗水平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尽管如此，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老年福利支出太高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1000多美元，这样的经济基础，使社会对高龄化的承受力很低，难以让高龄老人在物质赡养、疾病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达到较高水平。

其次，高龄人口是纯消费群体，其消费需求和消费强度超过其他人群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压力。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就目前的水平人活到60岁后继续生存年限一般为15-18年，此间健康状况便开始下降，医疗保健支出很大，低龄老人如此，高龄老人更是如此。他们虽然一日三餐花费不多，但生病的概率远远高于低龄老人，护理费、医药费、保健费是其消费的主体。然而，高龄老人经济来源却很不稳定，只有少部分高龄老人能领取退休金和养老金，绝大多数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子女和亲属。这反映出高龄老人的经济自主性差，生活来源受制于子女和亲属的供养能力和供养态度，具有被动性和不稳定性。根据“五普”相关数据计算，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中以领取退休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只占11.66%，依靠家人亲友生活的达到82.55%，农村占95%。由于高龄老人的子女也已经是老人，靠着有限的退休金生活或不再劳动靠其子女供养，经济拮据的老人要赡养自己高龄的父母显得力不从心。在发达国家保险金是高龄老人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而我国这一比例仅占0.05%。稳定的经济来源是高龄老人生活幸福的物质基础，它直接关系到老人物质生活的满足程度，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医疗保障的及时程度，生活照料的满意程度。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发展各类商业性人寿保险和投资老年产业来满足高龄人口养老的经济保障要求，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高龄老人家庭供养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我国是一个具有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礼仪之国，赡养老人是每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法律赋予老年人的合法权利。随着老年人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下降，越来越需要他人照料。据一项调查：在洗澡、穿衣、上厕所、吃饭方面，我国高龄人口中有35%需要人帮助，在需要照顾的人中78%的人依赖成年子女或孙子女，11%的人依赖配偶，依赖社会服务和保姆的仅占6.7%，1.04%的老人无人照料。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高龄老人的主要供养方式。但是，随着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我国家庭规模正在缩小，供养老人的能力在减弱。我国平均家庭规模“三普”时是4.41，“五普”时已经下降到3.44，“四二一”家庭结构已经出现，一对夫妇抚养一个孩子赡养四个老人的现象在城市较为普遍，伴随人口高龄化未来还可能出现“六二二”、“八二二”的家庭结构。激烈的就业竞争和生存压力，已经使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负担沉重，多样的物质精神需求和昂贵的医疗保健费用及高照料成本，使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加剧，导致空巢家庭增加，使得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模式面临困境。目前，我国一些主要城市空巢家庭已占老年家庭的26%，伴随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龄阶段，空巢家庭将成为未来我国老年家庭的主要形式。如果说上一世纪及本世纪初期我国主要人口问题是解决出生率高的问题，那么21世纪我国人口问题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养老问题。时代迫切呼唤高龄养老社会化、高龄服务社区化，以弥补家庭养老的弱化和不足。

在高龄养老方面，社区居家养老目前在国际上很流行，如日本由于病床紧张，医护人员不足，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护理保险制度，脱离医院让老人回归社区、回归家庭。国民每年交纳3000日元，就可以在65岁以后接受这项保险提供的服务。卧床不起和无法自理的老人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在家接受护理，提供24小时护理员派遣服务，还提供医生护士家访、老年日托、巡回浴车、轮椅借贷、送饭上门、派送尿布、友爱聊天等多项服务。居家养老是东方文化也是中国传统，关键是要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培训大批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老年服务者队伍，提高高龄养老的社会化水平，这是计划生育对养老的客观要求，也是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人生的整个阶段，高龄时期是最难面对的，因为高龄人口是社会最脆弱群体，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性最强，自立性最弱，而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社会进入老龄化之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龄研究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前瞻性课题，超前研究长寿社会问题，其意义在于未雨绸缪，以改革的精神从战略的高度尽早提出应对措施，积极营造我国健康的老龄化乃至高龄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