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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取得了成效,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不少行业、企业和产品的能耗和物耗水平不断下降。统计数字表明,1981—*年的22年,我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1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年均增长4.2%,GDP年均增长9.5%,以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持了GDP翻两番。对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应当充分肯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有些企业还相当突出。
(一)高投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这固然同人口增加,生活质量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有关,但也同粗放的增长方式有关。从资金投入看,我国投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按照与国际可比的支出法核算,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年为36.4%,*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土地市场化加快、价格上涨和基础设施投资比重提高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同样存在着粗放投人的问题。
(二)高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偏高。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l%,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来看,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l倍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从水资源利用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但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多数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20%。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高出许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机组发电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窑水泥比重高,矿山利用率就低,废石和粉尘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矿利用率就低,废渣和废石就多。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
(四)不协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说木桶的实际容量,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条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条的部分是无效部分。同样的道理,经济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
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的“短板”,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进一步制约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服务业来看,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质优、价廉的信息服务,以及高效的融资、市场中介等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业的“短板”,影响其他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据估算,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0%,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
从工业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据统计,我国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站控制设备的几乎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等的70%都被进口产品占据。装备制造业基础性强、关联度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消耗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产业的竞争力就差,增长的代价就大。这些行业的“短板”,特别是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必然会减缓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增加结构升级的成本,削弱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从而制约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
从企业组织结构看,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业依然突出,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行业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影响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优化组合,会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整个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五)难循环。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增长方式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模式,即“资源一产品_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即“资源_产品_废弃物_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已实现负增长。国外钢铁企业采用高炉喷废塑料、余热余压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美国用铝废料生产的再生铝占其铝产量的50%以上。巴西铝饮料罐的回收率高达85%,日本为82.5%,美国为55.4%。
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还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个和20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40%~50%,小型煤矿只有10%一15%。我国每年产生上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没有开发利用。我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l/32。剔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
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我国水泥企业的人均年产量不到500吨,世界先进水平一般在8000吨以上。我国重点煤矿原煤生产效率是每人每天3.4吨,而美国为44吨,德国为11吨,俄罗斯为9吨。
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我国只有2美元,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l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资源产出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按现行城市人均用地高限标准估算,全国大约可节约654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新增建成区面积的一半。全国城镇人均用地面积已达133平方米,已超过国家规定人均100平方米的标准。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达182平方米,布局分散,闲散地大量存在。一些地方缺乏规划,不顾实际,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