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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市场经济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这种分化有其积极的因素,但也对目前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加强领导核心地位、组织自身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利益整合、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分化加剧,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被打破。社会分化的同时,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也在加速,这种分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提出了挑战。
一、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现状
阶层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社会特征,进行多角度划分而形成的社会地位序列。划分阶层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职业、权力、教育程度,核心是职业。[1]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农村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使得农民在职业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使其获得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也不相同。陆学艺等学者按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将农村户口的农民划分为8个阶层:一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由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民所组成。这个阶层是中国大部分农村的主体劳动者。二是农民工阶层。他们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三产业,户口仍然是农民,有承包地,从事城镇职工不愿干的工作但又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这是一个人数仅次于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应当切实关注的阶层。三是雇工阶层。这是现阶段农村的工人阶级。他们受雇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他们的收入一般比农民工高,但社会地位一般比农民工人低。四是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药、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农村现代化的先锋。五是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即农村拥有某项专门技术或经营能力,占有一定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某项生产或经营活动的农民,生活比较充裕,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对于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对国家经济政策尤为关注。但就整体而言,这一阶层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影响他们进一步发展。六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即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自主经营,以盈利为目的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他们中有一些是文化水平较高、年轻有为者,已有相当清晰和迫切的政治要求。七是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即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他们有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的人数和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之中。八是农村管理者阶层。即村“两委”的组成人员及村民组长,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者,是农村发展的领导力量。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在不同地区之间因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有很大差别。
阶层的分化具有不完全性和动态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分化越来越细、越来越明显。由于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和动态性,目前我国农村结构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如一个农民可能同时进入几个阶层,有几个阶层身份的多重性,“农民这种阶层开放性和多重性,使农民各个阶层对自己暂时所处的阶层没有太多的认同感,阶层意识薄弱,这就削弱了各个阶层的凝聚力,弱化了个人对阶层和阶层冲突的参与程度。”[2]
二、对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五大挑战
(一)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影响。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的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可见,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工作的领导核心,但是现在这种核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农村的阶层分化后,不同的阶层在经济利益、价值取向乃至行为规范上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不同的阶层都希望在政治组织内寻找自己的人,以维护本阶层的利益。特别表现在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拉票贿选争当村委干部的现象,使不少地方村委干部选不出、选不足或一些不符合干部条件的人被选进了村委班子,影响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工作。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排斥党的领导的现象。此外,伴随着农村阶层的分化,农村社会势力也复杂化,宗族、宗教甚至一些帮会势力也开始活动,通过对家庭成员或教徒的控制向社会政治组织施加影响。有些财大气粗的村民公然贿选,在言论和行动上不把党组织和村干部放在眼里。这些都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挑战。
(二)对党员队伍建设的影响。一是对党员队伍发展的影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入党。目前,农村党员队伍老化,党员干部后继乏人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二是给党员队伍的管理的影响。随着从业的多样化和工作的流动性,给党的组织生活和日常管理带来了困难。有的党员常年在外,成了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不参加组织活动的“三不”党员,对这一部分党员如何教育管理至今也未能很好的解决。三是给党员先进性建设带来了困难。党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通过自己的组织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领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随着从业形式的多样化,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载体和舞台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基层探索开展了农村党员“双带”(带头富、带领群众富)等活动,但成效还不明显。
(三)思想意识多元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生活的圈子在农村,基本从事相同的职业,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生活的同质性使得人们易于接受同一种思想,这是党能够在农村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进行整合的基础条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分化加剧,这不仅表现在职业、收入上,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现代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并存,道德至上与金钱至上义利观并存,刀耕火种与现代信息文明并存,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与开拓进取的市场意识并存。价值取向由单一趋向多元加大了党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部分农民在主导价值观念上的偏离,导致了党在农村凝聚力的减弱。在这样各种思想并存状况下,用单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对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既有来自内容上的,也有来自教育手段方法上的。过去重视国家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教育人们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而现在人们更多注重的是自己的利益,再用道德至上的观念来要求人们也少有人会接受。过去传统的方法是开会,通过会议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在现代的快节奏时代,人们已经静不下来去听那种单调的说教了。现在有的农村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真有“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感叹。
(四)利益主体多元化对利益整合能力的挑战。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3]虽说都是农民,都是农村户口,但是农民实际所从事的职业分化已经很明显,有的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职业的不同带来利益主体的收入分化与利益诉求的不同。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的计算,1990年至2003年,农村有近1/4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0%以上,而22%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所占比重不足8%。[4]如何将最富有的人与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的人的利益整合起来,这又是对基层党组织提出的一个挑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青睐情感认同式的自选性整合,依附族亲、权威及地域共同体的力量,更愿服从由习俗、价值观念形成的无形的强制性整合;现代工业社会,主要依靠利益的功利整合、契约关系整合和法律规章的有形整合。中国农村社会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手段都在农村社会存在、交织。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已由公社时期的直线性表达方式分化成为散状结构,即从所谓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简单型连接转化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的交叉式综合结构。利益的分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把协调利益矛盾,维护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加到了各级党组织身上。
(五)政治参与形式多样化对发展民主政治能力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是一个具有单一身份的群体,农民享有同样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广大农民长期处在“响应政府号召”的被动状态中。改革开放后,农民的个体自主意识开始复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随着农民阶层的不断分化,农民的政治参与表现为较大的不均衡性,各阶层政治参与的要求、参与的动机、参与的形式各不相同。就参与的动机来说,有研究者将其分为四种动机:信念性参与、分配性参与、服从性参与、强制性参与。农村富裕阶层更多的可能是信念性参与,为某种理想、原则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而一部分农业劳动者阶层及农民工阶层更多的是一种分配性参与,是对自身利益进行理智选择;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及弱势群体是一种服从性参与,参与政治是由于受了动员、暗示或者命令而参与的。强制性参与是在某种强制力的迫使下参与政治生活的,这在实践中还不多见。就参与的形式上,富裕阶层更多的是选举性参与,有的甚至动用自身财力,以出资为村兴办公益事业为承诺来为自己助选,或者直接进行贿选,有的财大气粗,操纵普通的盲目性参与的群众、操纵党支部,控制村里的局势,对支部领导核心地位都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形成与支部分权的状况。而弱势群体除了选举性参与外还有议论性参与,但影响力有限。对我们支部提出的挑战是:自身如何巩固领导核心地位?同时又如何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渠道让各方利益都得到较好保护?
三、关于应对挑战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农村的分化速度会越来越快,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会表现出更大的差异。以过去单一的工作方法来领导农村工作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加强和改善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一是必须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和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领导好农村工作。在处理与农村其它组织如村委会、村办企业、农民协会组织的关系上,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而是要示范、引导。二是要按照“五个好”村党支部的要求,切实加强党支部自身建设,提高战斗力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发展的能力,要强化村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三是拓宽与农村各个阶层的沟通渠道。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如吸纳各阶层的人进入村民议事会等形式来与之沟通,增进了解,加强合作,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而不是让农村新阶层成为加强党的领导的障碍。
(二)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是积极培养村里积极上进的青年入党。支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培养和吸纳党员,要“坚持标准、严格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同时也要有意识的进行培养,对于村里的优秀青年,平时要提供舞台让他们表现自己,让他们参与村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增加他们对党组织的了解。二是建立流动党员的登记管理制度。对三人以上集中外出的党员要及时成立党小组;对分散外出的党员,在他们外出前要对他们进行党性教育,并督促其做好党性分析;党员外出期间,可以通过函件、网络和电话等方法加强对对他们的教育管理。三是探索发挥先进性作用的途径。有的地方探索的“双培”(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方法值得借鉴,这样就保证党员的质量。“双带”活动要扎实在农村党员中推进,让党员在推支农村社会发展,带领群众致富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
(三)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好的效果要以意识形态自身和吸引力为先决条件,而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灵活性、整合性和凝聚性,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权的领导,加强党对舆论的主导能力,这些都不是我们基层党组织所能做到的事。基层党组织必须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探索农民喜欢、基层组织又能够操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手段。要以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活动以工作的切入点,对农民进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形成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开拓进取、诚实守信、互助友爱、见义勇为、讲究文明的新风尚;开展文明村组创建活动,通过活动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在活动的创建中,激发村民爱村爱组爱家乡的感情。要加强农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引导农民把个人劳动致富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杜绝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的不良思想行为。
(四)加大利益整合的力度。强化农村党支部对农民基本利益的调控力度,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的根本。增强党组织对农民利益的调控能力,绝不意味着要恢复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而是要:第一,在稳定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让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缩小与富裕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健全村内帮扶措施。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号召富裕阶层捐资帮助贫困村民发展致富。通过这些措施减少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对立情绪,增进两个阶层之间的沟通了解。第三,在村级集体收益分配时,分配向有利于贫困农民倾斜,在集体机动资产发包时,也首先向收入较低者倾斜。第四,改善干部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维护好最大多数和困难农民的合法利益。帮助农民提高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提高他们参与社会和竞争的本领,特别是属于农村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雇工阶层,维护保障不同阶层群众利益。
(五)充分发挥各种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各阶层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不利于基层党组织及时全面地掌握居于地位较低阶层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从而影响党在农村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另一方面,某些阶层农民的愿望和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形成部分农民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如果这种挫折感不能得到良好的调整和正确引导,就被引申到制度本身,使一部分农民对基本制度产生不满,甚至对党和国家失去信任和信心。要采取多种形式来保障多层次的政治参与。一是加大对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切实保障各阶层的选举权。二是认真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民主”和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两公开”制度,落实村民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权。三是支持、培充各种协会组织,提高各阶层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协会组织不仅可以为农民解决某一领域的事情,还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更好的参与到乡村事务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