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展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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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中国政府需要根据历史转型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做出系统、全面的策略选择。具体地说，当前中国政府应当考虑的策略包括意识形态策略、制度策略、经济体策略、文化策略、组织策略、社会结构策略、教育策略、生活策略、政治策略、社会保障策略10个方面。

政府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但政府的历史必须放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观察。只有在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厘清政府发展过程背后的动因和实质。总的说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大致表现出两种状况：一种是较为被动的和消极的政府，另一种是较为主动的和积极的政府。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都表现得较为被动和消极。直到20世纪中期，政府才彻底实现了角色转变，转而成为互动过程中主动的、积极的一方，积极地干预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这一转变代表了政府发展的方向，不管干预型的政府是否“失灵”了，但它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从20世纪中期开始，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需要积极、主动地去规划社会的发展。在此问题上，如果提出所谓“有限政府”等倡议的话，那其实是在弹唱早期自由主义的“恋歌”。既然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一方，那么它如何规划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基于以上判断，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社会策略问题。

考虑政府的策略选择必须首先对其所处的社会做出综合判断，只有当这种判断是准确的，才可能提出切实可用的策略。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尽管中国政府需要在人类已有的经验中发现可资借鉴的因素，但是，任何国家曾经运用过的策略都不可能在被搬到中国来之后还表现出适应性，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只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政府应发挥引导功能，通过现实的策略选择去创建一种完全属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具体地说，当前中国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的资源拥有情况就物质资源而言，虽然中国国土面积很大，但是，物质资源却是相对匮乏的。这一点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从近代历史看，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现有的资源存量能够对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是不会太久的。即使全球化为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物质资源提供了可能性，也会由于资源拥有国家的政治甚至民族意识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使资源的获取困难重重。而且，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物质资源的存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我们在资源获取的能力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就精神资源而言，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是比较丰富的，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资源是极其匮乏的。一方面，精神资源是无形的，影响精神资源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和复杂的，人们往往在精神资源拥有量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并不珍惜这种资源，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一种维护精神资源的较好的方法。另一方面，精神资源与特定社会的共生性决定了它总是属于特定社会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一种精神资源也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另一种精神资源将会生成并取而代之。但是，在近20多年中，精神资源遭到破坏，原有的精神资源几近消失，而新的精神资源并未生成，以至于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

就人力资源而言，中国也是非常匮乏的。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并不等于人力资源。在我们所拥有的人口中，只有一部分被转化成了人力资源，即使是那些已经转化成人力资源的人口，在质量上也是不容乐观的，至于那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力资源，中国在拥有量上也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把人口较为充分地转化成人力资源的途径。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旧中国的妇女较多地属于人口的范畴，但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大批妇女走向社会，转化成人力资源，迅速地提高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拥有量。现在，我们也面临这种情况，对于一种经济模式而言，人口无法作为人力资源而存在，而另一种经济模式却可能把大量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

就文化资源而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库藏是很丰富的。但是，需要认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生成的，属于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从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的历史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因素，这是确凿的事实。然而，近些年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事实，并牵强附会地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归功于这种文化。其实，这仅仅是一貌似现代性的诠释，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社会的文化是不能造就工业文明的，更不能把一个社会引向后工业社会。如果我们耽迷于农业文化的美妙幻想中，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对于当前中国来说，能够支持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不仅是匮乏的，而且几乎是空白的。有一些人试图引进西方国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资源来补偿中国文化的空白，如果在100年前，这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但是，时过境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害无益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需要通过一场文化启蒙来造就全新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宝贵因素在新的文化启蒙中被吸收是可能的，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是明智的选择。

就习俗资源而言，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人们都把习俗看做一种非理性的、陈旧的、消极的因素。的确，习俗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因其消极方面而排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反而会遭遇失败。习俗与文化有联系，但习俗又不等同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习俗有着比文化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也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与一切资源相比，习俗是一种更需认识和开发的资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排斥习俗，它就会成为极具破坏力的消极力量；如果充分考虑到习俗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的话，它就会转化为积极的力量，转化为非常有用的资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习俗的力量是很强的，然而，我们忽视了对它的开发和利用，没有把习俗转化为有用的资源。

第二，当前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位置，经常性地出现定位上的困难，因为它具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综合性特征。其实，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是把工业化的进程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合并到了一起，可以形象地比喻成两步并作了一步走。大致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当然，在这个时期，我们拥有工业经济，却是运用农业社会的方法和技巧办工业，属于农业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工业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是解决工业化的课题，甚至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偏重于满足工业化的要求。然而，在中国社会致力于工业化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化浪潮对中国形成了冲击，这就迫使中国在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之际，不自觉地走上同时去捕捉后工业化的契机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基本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即使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那里，我们看到的也是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才提出了后工业化的课题。所以，在实质上，历史没有现成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关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是人们最近谈论比较多的话题。中国正在崛起，但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时机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同。从近代社会来看，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是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和掠夺资源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后来崛起的国家则是通过战争打破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达到重新“洗牌”的目标。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警惕和提防着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影响，甚至一些国家叫嚣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沿着“和平崛起”路线前进。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政治影响力较大，但在很多情况下又不得不接受大国支配的事实；在经济上，中国的实力实际上是较弱的，必须谨慎地在各个经济体所构成的经济“版块”之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资源获取上，中国必须立足于国内，只有把外来资源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才可能避免各种潜在的危机；在市场开拓上，中国必须以优质价廉的产品一点一滴地向现有的国际市场结构中渗透。所以，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是需要运用智慧和抱持谦逊的态度去谨慎行动的过程，只有行事低调并讲求实效才能稳步前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把内外各个方面的因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考虑，做出科学规划。

第三，中国走向未来的目标

一般说来，都会同意走向未来，但是，未来是怎样的，却很难形成共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缺少一个清楚的目标的。回顾2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的目标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追赶发达国家。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有着较强的“崇洋”意识，认为只要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当搬到中国来。后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理想中的乐园，它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因而，出现了浓重的怀恋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在学术界，这种“恋旧”心理时常被用激情的文字表达出来。近些年来，这两种思想倾向在继续“发酵”，并不断地出现付诸于行动的努力。比如，在教育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有的学校新开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几乎不给学生留下读中文图书的时间；有的学校似乎要有意识地对着干，成立了所谓专门的“国学”机构。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盲目的和不理性的。

我们必须清楚，对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迷恋是不可能导向未来的，是不能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目标的；同样，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思想或任何东西的迷信也无法导向未来。走向未来的目标需要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做出预见。我们在分析中国的历史位置时已经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处于世界工业化历程已经完成了的时期，中国无疑需要补工业化的“课程”，但开启后工业化“门扉”的任务却是不容回避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工业化“补课”任务完成的好坏，恰恰取决于承担后工业化课题的自觉性程度。这就像进入大学的一个“同等学力”的学生一样，他在素质和能力方面可能存在着不足，但他必须在自觉地修好大学课程的情况下才能迅速补足之，如果他重新回过头来去修中学的课程，决不是好的学习方案。由此可见，虽然当前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特殊历史阶段，但我们的目标却是自觉地走向后工业社会，以求避免在发达国家领跑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永远处于“补课”的境地。事实上，如果我们缺乏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目标，就必然会再一次地发现，我们又需要“补课”了。

以上3个方面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定一切重大的行动方案时都必须充分考虑的，甚至一些处理具体事务的应急方案也需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考虑，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方案一旦付诸实施，消极影响将大于它的积极方面。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10项策略。

（一）意识形态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意识形态混乱期，至今，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还处于多元并存的状态，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一致性，甚至是矛盾着的，有时是冲突着的。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当前，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全社会共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应当是得到整个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是向既往某种理论或思想的回归，也不可能在对西方的重新认识中获得。因而，中国政府应当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把合作理念确立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合作的意识形态应当是后法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超越。事实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我国政府已经主动地提出了合作的理念，并积极地按照这一理念去营建对外关系的氛围。但是，在合作理念意识形态化方面，还没有做出切实的行为选择。因此，当前需要致力于合作理念的意识形态化，以便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过程中，能够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根据。

检视世界各国现有的意识形态，有的是明确宣示出来的，有的是在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政府在意识形态的生成中都发挥了主动的作用。即使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化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政府应当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策略，对于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去做，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

现有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在工业化的竞争过程中生成的，是关于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凝炼和提升。因此，它们所包含的是指导人们保证社会整体存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斗争、如何竞争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是对斗争和竞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合作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全面创新的过程，需要政府运用创新思维去加以运作。

（二）制度策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就是法制社会。这个说法是非常武断的，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但并不是仅有法制能够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支持。所以，如果仅仅把眼睛盯在法制建设上，可能会使我们错失多种制度选择的机遇当然，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与法制共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与工业社会重合造成的。工业社会在制度上以法制为最佳选择，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简单化都是法制赖以建立的前提。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迅速增长，法制已经表现出规范社会行为力不从心的局面，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已经难于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解决。虽然对于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习惯于将其纳入法制的框架下，但它们在前景上却是晦暗的。比如，人们对克隆技术、网上交易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试图通过法制来加以规范，可是，这种规范主要是从属于一种限制甚至阻碍其发展的目的。事实上，它们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属于法制无法规范的新事物。所以说，法制的成功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的过去，却不代表未来。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中，我们需要探索的是能够代表未来的制度模式。

我们应当看到，法制及其民主并不是惟一的制度模式，人类在近代社会之前曾经创造过其他类型的制度模式，在未来社会也必将会有新的制度模式来取代法制。因而，我们应当致力于寻找可以替代法制的新的制度模式，这种新的制度模式可以被称为“德制”，是一种继承了法制全部积极成就但又超越了法制的制度模式。从历史上看，农业社会的制度是一种权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发展得最为完善，有着超强的自我修补能力，正是这种制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西方国家，适应工业社会要求的法制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并得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其农业社会的“权制”体系没有充分发育。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做出判断，完善的法制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所以，中国政府需要打破任何对法制及其民主的迷信，需要有着明确的超越法制的策略。

（三）经济体策略。最近一个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阶段性成就，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倡导企业规模巨型化。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巨型企业是不适应的，即使建立了起来，它的消极效应也必将大于积极作用。如果国营企业可以巨型化的话，私营企业决不可能在巨型化的过程中同时拥有较强的活力。从政治以及社会整体来看，西方国家的巨型企业在存在和发展中有着一整套社会适配体系为其提供支持，但在中国，这个社会适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且，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转型也已经使建立这个适配体系变得没有必要了。一旦中国出现了一批巨型企业，不仅在经济上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难于预测的。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近一个时期由于巨型企业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主要的任务是要激发经济活力，而不是扩展企业规模，是要考虑国家在整体上的实力增强，而不是考虑单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易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甚至一群强大的企业。因此，我们需要用经济体的观念来看问题，即把国家建成由一系列区域经济体构成的巨大经济体。具体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适合于家庭经济成长的社会，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按照西方的经验试图限制甚至消除家庭经济，这是错误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业社会应当是规模经济的社会，所以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中，都包含着支持和优待巨型企业的倾向。然而，我们已经错过了单纯工业化的时期，所以不应去追求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我们应当根据后工业社会的要求，用单元经济效率去整合出网络经济体的总体力量。为了不至于把这种新的家庭经济模式误解成农业社会的家庭经济，我们可以在经济体的意义上把这种经济模式称之为“家元经济”。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策略应当放在促进“家元经济”的发展上，为家元经济的发展做出政策支持和秩序供给。

在此，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习俗资源，而习俗一般说来都是以家为核心而形成的，是以家为支撑的。反过来，习俗最倾向于支持以家为核心而展开的活动，对于经济活动也同样如此。以家为单元的经济活动是能够得到习俗的充分支持的，并在习俗中获得巨大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的生命力也就是“家元经济”的活力。

（四）文化策略。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化更多地是自然生成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会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似乎人为的作用并不能持久地发挥作用。但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如果能够抓住某一关键性的文化要素，自觉地进行建构，是能够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的。当前我国的文化策略应放在对信任的建构方面，可以通过信任建构而建立起以信任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假思索地加以鼓吹。其实，这种判断是需要分析的，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来说，中国的确严重匮乏信任资源。但是，对于农业社会形成的习俗型信任来说，中国则可能过多过滥。另外，近来有不少人试图恢复儒家文化，有些大学甚至用立孔子像这样的行动来表达告别社会主义文化的意愿。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儒家文化只是农业文明的构成部分。正如我们不认为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构成部分的文化类型可以照搬到中国来，我们也不认为作为农业文明的文化类型能够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需求。所以，如果我们在文化发展中希望施以能动作用的话，就需要面向未来，确立与“德制”以及“家元经济”相适配的信任文化。

（五）组织策略。现有的组织在基本结构上都属于官僚制组织，这是人类社会组织形态长期发展的结果，韦伯对此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并提出了理想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还存在着其他组织类型的话，我们认为，迄今为止的任何组织类型都是作为官僚制的补充形态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组织理论家关注的组织，都是以官僚制为基本架构的常规性组织。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增长，常规组织既往的那种回应环境要求的特性渐渐失去了效率的魅力。也就是说，由于常规组织设计主要是出于回应外界要求的目标，缺乏前瞻性地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以至于在社会复杂性增长的过程中经常性地遇到那些被称为“危机事件”的问题。其实，近些年来“危机事件”的频发，暴露出来的是组织自身的不足，它表明原有的组织形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对危机事件的所谓“危机管理”，如果不从组织形态的改造入手，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而，能够适应走向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需要的组织，应当是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的组织。

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应当关注一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组织类型，那就是“任务型组织”，即为了某一（些）具体的任务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类组织早已有之，并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这类组织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是由于它过多地具有临时性的特征，被认为不重要。由于对这类组织缺乏研究，因而它们在运行上往往是按照常规组织的模式进行的，以至于它应有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事实上，从近些年来已经展现出的趋势看，任务型组织大量涌现，这不仅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使然，而且也越来越显示出对复杂社会的适应性。所以，这是一类需要关注、研究和自觉建构的组织形态。反思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其成效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直无法避免学术界所谓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没有注意到任务型组织这一组织类型，而是一直着眼于常规组织的改造上。实际上，现有的常规组织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对它的改造和调整表现出“无用功”的结果是必然的。如果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还需要进行机构改革的话，就应当考虑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任务型组织来代替常规组织。

（六）社会结构策略。当前中国社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开始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地向城市流动；接着就是城市自身的劳动力过剩，出现了下岗、失业等问题。虽然政府想尽各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从理论上看，这个现象也是无法理解的：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失业人口又迅速增长。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学者们根本无法予以解释，因而在解决问题的对策上，也就无法找到好的方案。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即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而造成了大量的“假性失业”。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应有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更不应当出现由于失业等造成的大量社会不公正乃至犯罪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有一些人长期过劳甚至致死，而又有那么多人没有工作可做，这就是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人们无法把工作进行分解。所以，我们需要在社会结构上做文章，要促进社会分层，让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

（七）教育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可能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领域，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教育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瓶颈”。上面我们曾举例说明经济模式的转变可以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这是一个逆向思维的结论。在正向的思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通过教育而把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教育是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最直接的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需要由教育来担负起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重任。而且，教育的功能不止如此，几乎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教育来提供支持。近些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规模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与它的高投入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大量的投入被奢侈浪费，此乃不争的事实。

就中国10多亿人口而言，我们的教育规模是极小的。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常常有人提起中国教育在规模上“”了，要求稳定甚至控制教育规模。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相比，中国的教育发展可以说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从规模上起步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为什么却受到“扼杀”呢?从根子上看，是由于教育的“就业导向”造成了诸多让人忧虑的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教育一直是一种就业导向的教育，虽然从计划经济走出多年，但就业导向的教育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就业导向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限制了教育规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教育中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就业导向。所以，中国政府在教育策略的选择上应当把“就业导向”的教育转变为“创业导向”的教育，有了创业导向，实际上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例如，当前中国农村不要说一个村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可能一个乡能够拥有一位大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少见到的；在西部广大地区，拥有大学生的比例可能是极低的。但是，就业导向的教育决定了大学生到了农村等于没有就业，而到了西部地区，可能就业比在沿海地区更困难。再如，我们鼓励大学生“支边援藏”需要进行动员、授予荣誉、给予奖励等，即使这样，也很难把大批大学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在教育方向上转变到创业导向上来，那么一切有创业机会的地方，都会立即吸引到足够的人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创业导向的教育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比如，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如果有一个人创业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另外，中国是一个人口压力较大的国家，从中国家长的心态来看，再穷再苦也希望孩子上学受教育，动机是非常明显的，是要孩子获得谋生的能力。其实，中国政府也应有这样一种家长心态，要让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让大批大批的孩子有在世界范围内谋生的能力。

（八）生活策略。中国社会在生活模式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即使历经时代的变迁，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不易的核心。一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家上做文章的就是成功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反之，无视家庭甚至破坏家庭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不成功的（如“”时期的“吃大锅饭”）。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这一点上缺乏自觉的家庭导向生活模式建构策略，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我国正在进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在一切可以与家庭联系起来的地方，我们相信，就可以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就必然会失败。也就是说，政府在行政行为以及政策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自觉地在一切可能与家联在一起的地方，充分考虑到家。我们所说的“家元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家的积极经济功能的策略。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概念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去进行制度调整。总之，在生活策略上，我们所要确立的是家庭导向的生活模式。

（九）政治策略。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对西方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而且有许多学者在介绍或鼓吹西方的政治运作时，试图鼓动中国社会也接受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政治假相，那就是利益集团正在生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已经错过了以利益集团为主体去开展政治活动的历史时期，如果中国放任利益集团的发展，并允许它发展到干预政治的程度，那是非常危险的，更是不合乎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基本策略应当放在防止任何利益集团的生成上。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初含义和功能，已经成为一种颠覆工具。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用自己被颠覆的事实向我们提示了这一点。所以，对于那些用倡导民主来表达颠覆中国政治意愿的做法，应当保持警惕。

（十）社会保障策略。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构是一个极其艰巨和复杂的任务。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是由政府垄断的。改革开放之后，在谋求社会保障的多元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甚至一些旧的观念也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和健全都不容乐观。当前中国政府的任务就是应当寻找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可能就是把慈善事业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加以考虑，即通过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去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建立和健全赢得缓冲的时机。在发展慈善事业中，可以充分考虑合法宗教社团的作用。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宗教社团的功能是较为单一的，而且，即使这些单一的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能够把宗教社团引向慈善事业的轨道，将会释放出巨大的潜力。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每一个寺庙都可以成立一家或几家慈善基金会，许多“大德”之士也可以个人名义设立基金，这样一来，中国社会就可以被无数个慈善基金会覆盖起来。如果我们对社会保障事业做全面的理解，它不仅包括物质的方面，而且也应当包括心理的和精神的方面，以宗教社团办慈善为突破口，所取得的积极效果可能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