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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孑然留存制度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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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孑然留存制度建设探析

天一阁最初是一家民间藏书楼,座落在浙江省宁波市境内,为明朝进士范钦所创建,至今已有440余年的历史;范钦是明朝嘉靖年间人,27岁考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为了藏书事业,他耗去了人生大部分资财,终于建成了藏书极其丰富、制度高度规范、管理极其严格的天一阁。

此前,中国古代数以千计的藏书楼都已书去楼空,或废弛湮没了。面对历史的教训,范钦比谁都明白:建一家藏书楼难,而要让它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在遥远的未来向世人展现其文化珍藏,则是难上之难。所以,他在搜集图书和筹建天一阁的同时,就在思索继承方案、借书规则、管理办法、防火措施等制度性问题,还有这些制度性规范的执行问题。所幸的是,范氏后代不管是否理解先祖的初衷和这座藏书楼的意义,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一代又一代地把这些制度执行了下来,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天一阁就是靠着这些比钢铁还坚硬的制度而延续至今的。

启迪之一:建章立制是基础

说到天一阁的制度首先得说说其继承方式。范钦有两个儿子。80高龄的范钦弥留之际把大儿子范大冲和二儿媳(二儿子已亡故)叫到床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藏书楼,让两房挑选;此外,还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遗产分割法。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楼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对藏书楼的继承只要有一丝虚假成份,再隔几代,虚假成份就会成倍地扩大,他难免要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大儿子范大冲深解父亲所思所想,当即承诺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拔出自己的部分田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此后,范氏家族一代又一代地承袭了这一奇特的继承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制度化。

接下来该说说它的藏书管理制度了。书籍轻易外流是藏书之大忌。为了预防书籍流散,范钦和他们的继承者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违规处罚规则。处罚规则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3年……。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警告”,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启迪之二:制度执行是关键

不管规矩严格到何种地步,天一阁的继承者和直接管理人总该可以自由出入吧?不!范氏家族还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须经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和书橱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只要有一房不到位,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

天一阁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锈芸酷爱诗书,一心想要有机会登天一阁读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直至郁郁而终。

启迪之三:制度建设需要创新

范钦也许预料到,在遥远的未来,天一阁的制度终究要接受一位文化大师彬彬有礼的冲撞,这是范氏后人所无法抗拒的。这个人终于来了,他就是清代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1673年,黄宗羲先生凭着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被范氏家族各房一致同意登楼,并被允许阅读全部藏书。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天一阁原有的制度虽然被冲破,但决不是瓦解,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由此而建立。在此后近*年的时间内,先后有10余位大学者被获准登楼,他们都是清代顶尖级的文化大师。当天一阁的大门庄严地向这些文化大师敞开的时候,其藏书的终极意义也就显露出来了。乾隆年间,当获悉朝庭要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毫不吝啬地呈献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被列入书目。天一阁的文化珍藏终于堂而皇之走进了皇家藏书楼,并被大规模地繁衍而流播四方,大放异彩。

启迪之四:制度拒绝强悍和野蛮

遗憾的是,尽管天一阁的管理制度严而又严,但藏书散失的事件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1840年,鸦片战争暴发,英军占领宁波,掠去志书几十种;1861年,盗贼趁太平天国之乱,盗走许多图书;1914年帝国主义勾结上海书商雇佣大盗,盗窃珍贵书籍千余种。到1940年,所剩藏书仅有24700余卷,只及建阁时的三分之一。天一阁的遭遇表明,制度再完备、再规范也经不起强悍的践踏和野蛮的蹂躏。由此我想到,今天我们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的同时,还要引入教育、监督、惩处、预防等机制,同时又必须使这些机制的管束面广而又广,既要管住“范家子孙”,又要防范“偷书蟊贼”。

如今,天一阁已由私藏转为公藏,藏书增至30万卷,成了宁波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每天前来游览和阅览的人络绎不绝。天一阁终究是天一阁,今天登阁读书,所面临的图书管理制度依然是严格而又苛刻。

当我们抬头仰望这座古老的阁楼时,我们不该忘记,是范钦,是范氏家族,是天一阁,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制度建设的有益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