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进入高通胀时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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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内地猪肉价格大幅上扬，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本港居民亦感同身受，肉价俨然已由经济问题转化为民生问题。七月十九日，国家统计局第二季度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呈现出结构性的快速上扬，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2%，六月份更是达到了4.4%、创32个月来新高，连续4个月超出央行3%的目标。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CPI的急速上扬？中央于七月二十日出台的“二率齐动”措施是否能有效遏制物价上涨趋势？内地是否告别了低通胀时代？以及市民还要挨多长时间的贵猪肉？它们不仅涉及能否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也同每个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结构性上扬的深层原因
自*年初探底回升后，内地CPI呈持续上扬态势，近来连续4个月超出央行目标水平。其中，食品价格连续4个月增幅超过7%，房价急升最终传导到住房租金、引起居住价格连续4个月超过4%，它们是支撑此轮CPI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它们同民生问题息息相关。食品价格上涨，又突出表现在粮食、肉禽及制品、蛋类等价格的快速上扬。
粮价和房租主导下的物价上涨，究竟是长期现象还是暂时现象、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其背后的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人们的判断有很大差别，但乐观的看法在目前处于主导地位，即认为这种结构性通胀属于周期性现象，随着秋粮丰收和生猪饲养的周期性调整，年底有望扭转这种局面。本文认为，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乐观，内地虽然尚未进入物价普遍上涨的高通胀时代，但延续多年的低通胀或许已经终结。
首先必须承认，当前的消费物价指数，并不是实际物价水平的真实反映，而存在着系统性的低估。作为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CPI的计算是依据一篮子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调查，按照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出来的。随着内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而计算CPI时使用的权数则有多年未变，它对整体物价水平的反映存在系统偏差。
这种系统性偏差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按照基本经济原理，假定原有的产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其它条件不变，那么，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居民消费得更多、需求更为旺盛的商品或服务，其价格上涨速度亦会更快，仍按照原来的权数测算CPI，必然会系统低估真实物价水平。其二，内地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许多新产品或服务会源源不断地纳入居民消费之中（如购房支出）；由于新产品往往尚未进入完全竞争阶段、而多少具有垄断特征，其价格高于市场出清（marketclear）水平，在它们进入CPI调查篮子之前，CPI数据必定存在系统性低估。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粮食价格和肉蛋价格上涨，表面看来有偶然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但形成全国性的普涨局面，必定存在深层的基本面因素：价格上涨的直接因素，是供求条件的变化；供求条件的变化，源于要素相对收益率的变动，引发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尤其是“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而内地“可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则源于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和连续多年的快速出口增长。
具体而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引起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消费高涨，在内地同样存在流动性过剩以及在制造业享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引发内地制造业的扩张及其要素相对收益率的提高。内地制造部门的要素相对收益率的提高，引起生产要素（如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跨部门的流动，如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土地、资金和劳动在传统农业部门的相对减少，必然引起供给减少和价格上涨。当然，农业部门并非完全是“非贸易部门”，但相对而言，内地的粮食和肉蛋生产更多地供应本地市场，而水产品和水果的“可贸易”程度相对更高，当前食品价格中粮食肉蛋猛涨而水产品和水果价格下降，恰好证实而非否定了上述理论推断。
内地经济在流动性过剩下的结构性变化，恰逢另两大因素“火上浇油”，导致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其一，国际油价上涨，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能源替代和生物能源开发需求，进一步扩大了对粮食产品的需求和粮价上涨压力。其二，内地城市化“补课”。同市场经济国家不同，长期以来，内地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当前的城市化和住房投资热潮，在某种程度上有“补课”的因素。随着内地人均收入步入“1,000美元后”，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速，它与工业部门一起，同传统农业部门争夺土地资源。
当然，影响粮食和肉蛋价格的因素有方方面面，既有特殊因素又有普遍因素、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趋势性因素，但它们的持续普遍性上涨，必定存在共同的基本决定因素，而源于流动性过剩和要素相对收益率变化的上述分析，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和主导性力量。下面，不妨结合猪肉价格的波动，进行更直观、更易于理解的分析。
案例分析：猪肉价格
内地猪肉价格的持续猛涨，不仅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令每个市民真实地感觉：新闻居然真的离自己那么近。从北京到香港，中国大地上的坊间话题，出人意料地如此一致：都是猪在猪年惹的猪祸！
有人把它归结为去年内地部分地区发生的猪瘟疫情，但它只是局部因素，不足以引发全国性的肉价普涨；有人把它归因为粮食价格上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上文提及的流动性过剩和要素在不同部门的重新配置，同样是此轮猪肉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其它各类因素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熟悉内地情况的人士都知道，在内地的生猪生产中，农户散养一直占有很大比例。随着要素收益率的相对变化和粮价上涨，该比例、散养的模式以及散养和集中养殖的成本收益，近来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生猪散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户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一方面，随着制造部门的要素收益率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有更快的提高，农户养猪在时间方面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养猪收益远远无法与外出务工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现代工业部门同传统农业争夺土地和劳动、并引起粮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国家开始对粮食种植农户提供各种补贴，导致农业部门内部的要素收益率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养猪的净收益相对低于种粮收益。也就是说，不仅产业之间，而且产业内部相对收益率，亦发生了不利于生猪养殖的结构性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散养农户要么减少养猪数量，要么采用“劳动节约型”的养殖模式，即以购买“猪饲料”来代替传统的“打猪草”或“食腐”，它确实也是近几年来的重要发展趋势。然而，购买半工业品“猪饲料”，又碰到了粮价上涨问题。相对于散养，“集中养殖”（或企业化经营模式）属于“饲料密集型”产业，其成本收益同粮价直接相关，而近期的工资上涨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成本压力。正是由于相对要素收益率的变化、“机会成本”的提高和粮价的上涨，导致了生猪养殖成本上升、养殖数量减少和生猪价格上涨。
前文曾经提及，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和内地出口快速增长，对“非贸易部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相对于其它肉禽产品，猪肉的“非贸易”特征更明显些：大多数西方国家，不习惯于吃“食腐”动物，对猪肉的需求很小，而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根本就拒绝吃猪肉；猪肉消费主要限于东南亚部分地区，中国无疑是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
另外，内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城市化”和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背景，而它们均对生猪养殖有负面影响。散养生猪的农户都知道，其住房面积未必较城市居民少多少，至少每头猪都要专设餐厅和厕所，还需另设堆放和处理猪粪的地方；面临城市化建设和制造业扩张的土地争夺，农村的土地资源将更为珍贵稀缺，进而提高了养猪的机会成本。油价上涨引起的运输成本上升、生物能源开发引起的农作物及土地争夺，亦不利于生猪生产。
当然，生猪的生产具有周期性，其价格波动远远超过其它农产品。随着国家陆续出台各类刺激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猪肉价格不久有望摆脱近来急剧上升的局面。不过，在流动性仍然过剩、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不能期望猪肉价格有大幅急挫：至少在年底以前，市民还必须继续“挨贵猪肉”；明年，猪肉价格或许因“超调”而短时间陷入谷底，但长期而言，猪肉价格不会再回到过去的低价时代。当前令人担心的是，猪肉价格长期高企，或引发其替代品（如牛羊肉等）价格的上涨，进而导致价格轮番上攻引起普遍性通胀。
内地告别低通胀时代
对于食品和肉蛋引发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业界有不同意见，大多数持乐观态度，认为随着秋粮丰收和猪肉价格的周期性回落，第四季度的物价将开始出现回落。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内地粮价和肉蛋价格上涨的深层原因，在于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产业部门的结构性调整、要素相对收益率的变化，以及现代产业部门同传统农业部门争夺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目前，这些驱动因素都没有发生逆转的迹象，因此，第四季度的周期性回调，并不足以改变粮价上行的长期趋势。
除了粮价和肉蛋价格外，以房租为主的居住价格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目前，内地主要城市的住房价格持续甚或加速上扬，早晚会传递到房租上面，或会对CPI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下就表示，“一旦食品价格上涨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出现以房屋销售价格的迭加及其相互的作用，也存在着引发价格上涨的风险”。
此外，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国家必定会通过增加排污收费、提高资源税、调整资源产品和完善资源矿产有偿使用制度等措施，对相关产业进行更大力度的调控，并引发相关产品的价格上升。内地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趋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内地水电煤气价格的上调压力等，均会对整体物价水平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基于上述认识，虽然内地经济尚未进入价格普遍上涨的高通胀时代，但重新回到过去的低通胀时代已无可能，决策部门需高度警惕局部性、周期性价格上涨引发普遍性通胀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地虽未进入高通胀时代，但已告别了低通胀时期，结构性、周期性物价上涨将是内地未来物价走势的突出特点。
加息不足以遏制结构性物价上涨
针对六月份及上半年超预期的经济指标，七月二十日，央行及国务院同时上调利率及调减利息税税率的“二率齐动”措施，力图在缓解流动性压力的同时，降低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对此，各界普遍存在着矛盾而又似乎一致的看法：一方面，六月份CPI超过4.4%，中央上调利率及调减税率必要而又及时；另一方面，由于物价上涨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利率手段缺乏针对性，可以说是毫无作用。
从字面意义上看，利率调节的是一般物价水平，难以对结构性物价上涨产生明显作用，其直接效应相当有限。不过，上文分析表明，粮价和肉蛋价格上涨的最根本原因，仍然是流动性过剩和产业间要素相对收益率的变化；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有助于缓解流动性和制造建筑业的快速扩张，其“间接效应”恰好对准了问题的根本。
不过，由于利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且间接效应的发挥需要经过诸多“层层漏水”的中间环节，“二率齐动”对近期物价走势的影响有限。为了防止结构性、周期性物价上涨演化成普遍性通胀，为了尽快遏制粮食及肉蛋价格上涨趋势，除了针对流动性的货币等政策措施外，国家应更多地采取一些针对特定产业或部门的、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