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市场风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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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农耕中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曾是被千万遍赞颂过的美好景象。那时，粮食就是财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诗人笔下的开元盛世是何等的富庶和殷实。然而，现在的情形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果实并不直接等于通用财富，我们未必能看到过去所熟悉的那份“丰收的喜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农业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在市场化条件下，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传统的勤快和懒惰，似乎已不是富裕和贫穷的主要原因了，他们或贫或富，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带给农民的并非总是福音，实际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市场主宰农民，而不是农民主宰市场。对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社会化的大市场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二者之间的对接问题已严重地困扰着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而且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个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其实，发达国家的实践早已证明，在现代农业中，决定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生产和供给。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了强劲的制约。正因如此，欧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心也是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用以促进生产。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已基本上告别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进入了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粮食生产一度出现了下降，但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最近3年连续增产；而畜产品、水产品和水果、蔬菜等都得到持续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增速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已经稳定了下来。从供求两方面的变化看，我国农产品生产总体过剩的情况在加剧。相应地，农业的市场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各地的实践看，谷贱伤农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媒体报道，*6年运城市某村*0多亩耕地，有三分之一种了西瓜，但是西瓜卖不动，村民有三分之一的西瓜都倒掉了，卖出去的也只有每亩*元的收入，而投入达300元。西安阎良区有的农民由于菜价过低而用拖拉机将丰收的芹菜翻埋。北京大兴区有农民因为白菜卖不出去而在菜地里放羊。笔者春节回乡，发现因为买不出去，有的地里还有未收的白菜。鄙县农民饲养了4万头奶牛，数年前的市场价格是每头接近1万元，现在降到了不足5000元，全县农民损失超过2亿元。诸如此类的事例说明，市场经济波峰浪谷的冲击，对广大农民的利益而言，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巨大威胁。
二、农业市场风险为什么如此之大
那么，我国农业市场风险为何如此之大呢？如果农民兄弟问“明年该种什么？”，是没有人（或部门）能给出准确答案的，而跟着市场的感觉走，听任市场调节，又是靠不住的。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根据笔者的观察，其原因应该说不一而足，择要而言：
1、小农经营具有天然局限性，同时我国的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放开市场和价格是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快变量”，这只需一道政令并在一夜之间就可完成。但市场主体的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慢变量”。从实际情况看，广大农民的市场经营能力普遍较低，市场谈判能力弱，加之市场交易的体系和规则还不够健全和规范，使得农民在搜集、辨析和处理有关市场信息并做出决策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和市场均衡的脆弱性，严重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加。马克思当年曾说商品价值的实现是“惊险的一跳”，对于我国农民而言，更为惊险。
2、政府缺乏应对农业生产过剩的经验和控制风险的政策体系。过去我国政府主要解决的是农业生产不足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应对农业生产过剩，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重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种粮的利益，“农民兄弟不用怕，政府有个保护价”，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是最低的。但对于占农民收入半壁江山的畜牧业和水果、蔬菜等的生产，基本上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的政策安排。*6年家禽和生猪价格的剧烈波动，给养殖户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则是年复一年地面临着市场风险的考验。
3、全球化给我国农业带来挑战。*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作为加入WTO的条件，我国承诺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做出了多方面的让步。我国农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我们超小型的家庭农业经营，要与经营规模比我们大百倍甚至更多的、同时享受着巨额补贴的欧美大农场去一比高低，这必然会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挑战。比如，我国连续数年成为棉花净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年递增。*5年棉花进口量增加到257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棉花生产实施了高额补贴，从而造成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低迷，使得国产棉花在价格上无法与美棉竞争。这种情况下，国内纺织企业力争多拿进口配额，纷纷采购进口棉，导致棉花进口规模大量增加，国产棉销售不畅，直接影响棉农植棉收益。据笔者*6年7月在新疆的调查，截至当年4月，新疆收购皮棉180万吨，但销售量不足90万吨，一半以上的棉花还在各类收购企业手中。乐施会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棉花产量在*5年减少约10%，棉农将损失17.2亿元的收入，并减少72万个就业岗位。*4年世界银行出版物《全球农业贸易与发展中国家》（M.AtamanAksoy,JohnChristopherBeghin，*5）指出，贸易完全自由化后中国农民将是最大的输家：与维持乌拉圭回合相比，贸易完全自由化后，在2015年中国农民的损失将达到750亿美元；农业总就业减6.6%，收入下降3.1%；谷物和糖料就业人数减少达26.6%。
三、如何控制市场风险
控制农业的市场风险是农民的迫切愿望，毫无疑问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么如何控制市场风险呢？这里着重谈三点：
1、土地要有规模，农民要有合作。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过去我们经常以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证明小农经营的有效性，但笔者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库中看到，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3.5倍。我国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改造农业的微观基础，否则不仅难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民的增收空间有限，而且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瓶颈约束。我们曾经“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这是同志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复讲述的一个观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同样估计不够。必须明确，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是无法真正建成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的勤勉和努力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参照，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
同时，加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社，壮大并充分发挥农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广“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规范和发展“订单农业”，以期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降低市场风险。
2、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其中，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要完善和拓展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推动农产品运销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加强农产品低温仓储和冷链系统建设，建立多种模式的农产品冷链体系，形成产、贮、运、销配套服务体系，探索和推广“超市+基地”、“超市+农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超市+批发市场”、“超市+社会化物流中心”等经营模式。这也意味着，今后我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企业。国际经验证明，农产品的市场营销需要适度的垄断，这是提高质量标准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必然选择。
第二，逐步建立起主要农产品生产、供求、价格、监测与预警体系。加强省、地（市）特别是县乡级农产品生产信息的搜集、处理和工作；加快农产品信息网络和价格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农产品信息制度，及时通报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提供农产品市场分析和预测报告；完善价格监测体系，提高农产品供求、价格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农产品市场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
3、建立农业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国际经验表明，降低农业市场风险，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支持政策体系。我认为，建立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关键是要用足WTO“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增强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完善支持机制。简要而言：
第一，增强力度。资料显示（李显德，*6），*5年OECD国家农业支持总水平(TSE)为3852亿美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得到12346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49193美元，欧盟为2*0美元，日本为20912美元；平均每公顷耕地得到923美元的支持，其中美国为632美元/公顷，欧盟为1815美元/公顷，日本为13555美元/公顷。OECD国家农民的农业总收入中约1/3是来自于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支持。我国曾经很长时间对农业实行了征税政策（即PSE值为负），目前已由征税转向了支持。但总体上讲，农业支持的力度还很弱。无论从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看，还是从国家能力上看，农业支持水平都应该有一个更大幅度的提高。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普遍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是，认为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补贴，而我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补贴，所以补贴不起。事实上，农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的数量而非农民的人数。发达国家的农民比例尽管很小，但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和生产的产品数量却很大，比如美国平均农场规模是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的500多倍，其城市消费者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方面的相对人均负担显然更大。
第二，扩大范围。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一要对水稻、小麦以外的种植业实行价格支持政策，如玉米、棉花、油料、杂粮、豆类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比如，过去7年来我国棉花需求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产需缺口和进口数量不断增大，但国家并没有出台一项扶持棉花生产的重大举措，甚至连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也相继取消，因此给予棉花生产补贴和价格支持，应当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之一。
二要对畜牧业给予补贴，特别是要对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给予重点支持。资料表明，西北地区拥有草地26亿多亩，占全国的2/3，而牧业产值仅占全国的7.5%。全区农牧业结构中，种植业占70%左右，畜牧业比重仅为28.5%左右。我们认为，国家有必要实施“西北畜牧业振兴计划”，作为开发大西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先内容。其核心：一是加快西北的畜种改良。西北地区的畜种多为地方品种，既低产，又增加生态压力，与国外差距甚大，应该加快国外良种的引进，加快对当地畜种的杂交改良。中央政府要像实施粮食“良种补贴”一样，对西北地区畜牧业原种繁殖和杂交改良给予补贴，而且力度应该更大。二是加快建立人工草料生产基地。据世界银行估算，新疆和甘肃有46%和48%的草原属于中度或严重退化。另据研究，在荒漠干旱草原区，建设一亩有水利条件的人工饲草基地，一般可以解放、保护40－50亩天然荒漠草场，“建设一小片，保护一大片”。国家大幅度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投入和补贴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西北人工饲草基地建设的投入和对农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补贴。
三要对生态脆弱带进行补贴。我国从*0年开始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国家给予相应的粮食、现金和种苗等补贴，工程受到了3*多万退耕还林还草农户的欢迎。问题是，即使按照当初设计的生态林补助8年计算（经济林5年），也很快就要到期。工程实施之初，声称到期后可根据农民实际收入情况，需要补多少年再继续补多少年；但这种模糊的说法，很难转化成科学的政策。建议由对农民退耕损失进行补偿转向对农民参与生态维护和保育的补贴，借鉴国际经验，实施专门的生态脆弱带补贴计划。
第三，完善机制。目前我国在“三农”方面的专项资金多而凌乱，且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即使是专门的人士也无法对其有全面准确的了解。这就必然影响到“三农”政策的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也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为此，需要尽快编制今后5到10年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体预算框架，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提出一个“三农”支出“三个高于”的笼统原则。
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反周期补贴机制。*2年美国《农业法》实行固定支付（直接补贴）、营销援助贷款计划和反周期支付计划，为农民提供了三条收入保障线，其中反周期补贴的预算占了整个农产品支持计划的2/3。目前，我国仅在个别品种上实行了最低价收购政策，且执行环节问题很多，更谈不上整个农产品的风险控制。这将是今后需要予以重点解决的问题。
最后说明一点，由于柴油、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6年4月中央政府新增125亿元补贴资金，全部纳入粮食风险基金，对农民种粮增支实行综合直补。这项补贴已经不具备生产资料补贴的专门功能，而变成了粮食直补的翻版。为此建议，一是要将这项补贴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种植业，而不是单纯的粮食，且不能有地区差异。二是根据农民的种植田亩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发放购买生产资料的代金券。目前我国除了小麦和稻谷外，其他农产品基本上没有价格保障。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建议：第一，显著增加在农产品价格支持方面的支出。第二，扩大价格支持的范围。对水稻、小麦以外的农产品给予价格支持，如玉米、棉花、油料、杂粮、豆类、某些畜产品等，并对重点地区给予重点支持。第三，完善价格支持机制。重点是借鉴国际经验，引入反周期补贴，建立具有完整的风险控制的补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