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巩固和谐社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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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粮食作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物质基础；确保我国国家粮食安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将其作为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任务加以筹划。

一、粮食安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

粮食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粮食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关乎国家的安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和粮食储备工作。早在*59年，同志就提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他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更是把粮食储备确立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国策。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曾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针对我国国情，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强调，中国人口多，自然灾害频繁，储备以应付突然事件是为上策。同志也多次指出，确保解决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虽然农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步降低，但是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性丝毫没有改变。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粮食一旦出现大的波折，将直接危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不论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还是90年代初发生的全国性粮食价格暴涨，事实证明都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而且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恢复调整过来，前车之鉴，刻骨铭心。当前，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实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又好又快发展目标，必须最大限度地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必须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在确保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坚实、稳定的基础方面，国家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只有实现了粮食安全，吃饭这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为此，必须始终绷紧粮食生产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把粮食安全这一关系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巩固好、维护好。

粮食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央多次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82年到*86年中央针对农村和农业工作连续出台了5个“一号文件”，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4年至今，中央又连续出台了4个“一号文件”，再次对三农工作做出重大部署。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六中全会继续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锦涛同志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时强调，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而粮食安全的基础恰恰在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能否保持，落脚在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上。可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是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维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越是在粮食增产的时候，越要让农民也能增收。目前，我国13亿总人口中有7.4亿是农民，受长期二元制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农村中积累的矛盾比较多，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只有农民增收，才谈得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农业增效，才谈得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农村发展，才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粮食安全也是中央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定不移地落实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的粮食安全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粮食安全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有两条与粮食工作密切相关。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再一个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粮食安全涉及生产和消费，联系着农民和市民，从而决定了必须统筹乡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利益，统筹粮食主产、主销以及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既要让农民持续稳定地从种粮中获得收益，避免出现“谷贱伤农”，从而保护种粮者的积极性和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又要兼顾城市消费者的承受能力，避免出现“谷贵伤民”，进而使整个粮食经济处于一种协调健康的良性循环和互动状态。此外，粮食安全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政府公共财政所覆盖的范围。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水平如何，直接体现了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的高低。作为一个和谐社会，政府既要善于应对和处置可能出现的粮食突发事件，也要善于对影响粮食安全的重大因素和长期趋势做出未雨绸缪的全面规划，使国家粮食安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并将可能出现的风险降至最低。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也是对营造和谐世界的巨大贡献。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我国政府既定的对外方针。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本身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大贡献，也是为世界和谐做出的重要贡献。过去，国际上曾流传一种担忧，认为中国无力自己解决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最终要靠挤占有限的国际粮食资源，给世界带来灾难，并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疑虑。然而中国却以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步伐，不但证明完全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实实在在地丰富了世界粮食资源。近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有2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3亿吨增至5亿吨的巨大成绩让所谓“中国粮食威胁论”不攻自破，并由此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中国在全球千年发展目标中所做的贡献，给予再高评价也不过分”的赞誉。自*6年起，中国不再接受联合国的粮食援助。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中国在*5年就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从粮食受援国变为援助国，意味着我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持续改善，具有里程碑意义。事实证明，只有解决好国内粮食安全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上发挥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影响力，才能有资格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更好地推动营造和谐世界。

二、中央储备粮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

（一）适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内涵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关于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在此基础上，*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进一步把食物安全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富有营养和安全的食物”。这个概念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生产层面，必须生产出足以维持人们生存与健康需要的粮食，使消费者“有的买”；二是流通层面，必须保证生产出来的粮食让消费者“买得到”；三是消费层面，还必须保证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因此，粮食安全首要的目标应当包括供求平衡、流通顺畅和价格稳定三个方面。

鉴于粮食是任何政权赖以维持统治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因此粮食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治国安邦的国家基本方略问题，都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对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加以解读，从而使符合各国国情的粮食安全政策具体化。对我国而言，粮食安全不仅要满足军需民食，还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因此，我国粮食安全的主体不能仅限于个人、家庭，还必须扩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着眼人们生存权的基本需要，更要兼顾发展权的长远需求。那么，与我国粮食问题相关的基本国情有哪些？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矛盾比较突出、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相当艰巨。

根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最新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未来2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加，至2033年前后达到15亿的峰值，方可缓慢下降。人口增加直接推动粮食需求总量刚性增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耕地面积递减速度也随之加快，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而且年度间、区域间分布很不平衡。我国还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近几年因灾年均损失粮食在1000亿斤左右，相当于每年产量的近1/10，而且未来全球气候变暖也有可能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严重影响。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未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口。这些贫困人口对粮食供给的变化比较敏感，承受粮食风险的能力也比较脆弱，是规划粮食安全问题应当特别关注的对象。此外，从国际市场可提供的粮食资源看，目前世界谷物贸易量大体在2.4亿吨左右，其中小麦、玉米各为1亿多吨，稻谷为0.27亿吨左右，且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贸易渠道。如大量增加谷物进口，势必有赖于国际粮食市场供给能力的提升，并将改变目前世界粮食贸易格局。特别是我国相对短缺的稻谷，在城市大米消费量近20年增长83%的情况下，靠有限的国际贸易量根本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不能寄希望于进口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的基本方针。

在借鉴世界粮农组织有关粮食安全的概念，并全面把握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我国粮食安全应该定位于：立足自给，有效调控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确保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粮食产消平衡处于可控、可调的范围内，持续、稳定地实现粮食紧平衡目标，在兼顾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粮食持续增长的需求。

（二）中央储备粮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

1、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粮源储备

粮食具有季节性生产、长年消费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必须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以维持消费的连续性。粮食是否安全，归根到底必须有足够的、可供消费的实物作为基础。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储备问题，建国之初就设立了应付灾荒和各种意外的“甲字粮”，20世纪60年代又设立了以应对突发事件为目的的“506粮”，90年代初建立了国家专项粮食储备。进入新世纪，根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中央对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从而使中央储备粮的管理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中央储备粮垂直体系建立以后，与垂直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建设不断加强。*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对中央储备粮的计划、储存、动用和法律责任做出全面规定，这也是我国第一部规范中央储备粮管理的政府行政法规。以此为基础，与中央储备粮各项业务相关的规章制度逐渐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央储备粮管理制度体系。6年来，规范化管理的要求逐步贯穿到储粮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中央储备粮的质量和安全状况不断改善，储粮品质稳定在较好水平，绿色储粮、科技储粮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精细化管理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截至目前，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库存粮油宜存率稳定在90%以上，彻底消灭了陈化粮，储备粮的轮换进入良性循环，中央储备粮实现常储常新，中央储备粮整体质量和储存状况达到国家储备制度建立以来的最好水平，能够随时为国家动用提供符合数量和质量要求的储备粮，从而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新的储备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下，中央政府应对各种危及粮食安全突发事件和粮食市场波动的能力显著增强，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国家运用中央储备粮实施宏观调控越来越灵活。例如，*3年，为了解决国内大豆供求矛盾，国家首次抛售80万吨储备大豆以平抑过高的市场价格；*4年，为平衡国内粮食供求，又通过垂直体系完成了进口小麦的接卸转储任务；*5年上半年要求总公司在一个月时间内组织东北地区的玉米出口；从*5年起，连续两年在部分主产区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受到种粮农民的普遍欢迎。至此，中央储备粮收购、销售、调运、储存等各环节都程度不同地融入于政府宏观调控任务，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2、中央储备粮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体系和运作平台

粮食安全是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之一，粮食安全的首要责任也在政府。按照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应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作为特殊商品的粮食关系国计民生，不容出现大起大落和大的闪失。为避免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必须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实施宏观调控，以确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一个稳固的基础。研究各国政府对本国农业的保护政策，包括发达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扶持和补贴。以美国为例，其农业总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农民也仅占全国人口的2%，但根据美国新农业法，*2―*7年各项农业补贴就超过1000亿美元。越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越是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的基础性产业，不惜通过各种调控手段加以扶持和保护，并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因此，有效实施粮食宏观调控，将对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此，中央储备粮作为国家实施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手段，在服务宏观调控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更是显而易见：

第一，中央储备粮是平衡年度间产量波动的“稳定器”。一般而言，产量的稳定状况直接反映粮食安全的水平，产量越稳定，粮食安全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但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又恰逢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调整的时期，年度间的产量波动不可避免。回顾我国粮食生产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粮食生产基本上按照“增长―波动―增长”的轨迹向前运行。从建国初期到*78年，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五次波动，其中有三次超常波动。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粮食生产又出现了四次波动。最近的一次是在“十五”头三年粮食产量迅速由10000亿斤下降到*3年的8600亿斤水平，波动幅度达15%。此后，从*4年到*6年又连续三年增产，累计增产1*亿斤，增长幅度超过10%。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中央储备粮，在丰年的时候多掌握一些粮食，以从容应对歉年的不时之需，发挥储备“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就能有效化解年度间产量波动给粮食安全带来的风险。中央储备粮的这个作用在最近的一次波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3年粮食产量下降导致当年产消缺口超过1000亿斤，但由于有前些年粮食丰收所积累的比较充裕的库存基础，有效弥补了当年的缺口，为后来的政策调整赢得了时间。紧接着从*4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又是储备体系通过吸纳部分增产粮食，维护了种粮农民利益，稳住了粮食生产出现转机的势头。

第二，中央储备粮是维护市场稳定的重要手段。维护粮食市场价格稳定、保障市场供给，是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也是国务院赋予中央储备粮的一项重要职责。目前，影响我国粮食市场稳定的因素还不少，粮食市场发生波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一是结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例如，在我国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口占到60%，整个稻谷产量中86%用于口粮消费，但是稻谷产量波动大，且难保存，往往成为引发粮食市场波动的先导和敏感品种。再如，近两年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饲料和粮食深加工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粮食消费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结构方面的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主要方面。二是受国际粮食市场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在我国加入WTO与国际市场接轨后，国际大粮商进入我国粮食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如果我们不主动牢牢占领国内粮食市场，势必被外资企业迅速取代。以大豆为例，*5年进口量达到2660万吨，占当年全部粮食进口量的81%，相当于世界大豆贸易量的40%左右，国际粮食市场对国内粮食市场的牵动越来越深。针对粮食市场变化不确定性增加，利用中央储备粮对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国际市场的冲击进行调控，显得越来越必要，也越来越关键。如今，针对重点大中城市，我们已有步骤地建立了一定的成品粮应急加工供应能力，以保证国家急需时可较为迅速地以成品粮形式直接供应市场。同时，对于东南沿海重点销区和一些西部缺粮地区，我们正逐步完善关键物流节点和通道上的储备布局和规模，以保证中央储备粮应急动用预案启动后，能够迅速形成持续、可靠的粮食投放供给能力。

第三，中央储备粮是保护粮农利益的重要支撑力量。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是《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明确赋予中央储备粮的重要职责。在我国，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晴雨表。以*5年为例，13个粮食主产省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3.2%，当年增产的291亿斤粮食中，主产区增产就占到了91.4%。因此，稳住了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就稳定了全国粮食安全的大局。中央储备粮的布局向粮食主产区倾斜，正是基于保护主产区种粮农民的利益并为之创造条件。尤其是*4年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在主产区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当市场粮价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时，由政府指定中储粮系统按照最低收购价挂牌收购。仅以*6年为例，小麦上市前市场价格低迷，其他市场主体持观望态度，入市收购的积极性不高。中储粮系统按照国家指令，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安徽共收购小麦800多亿斤，占6省小麦商品量80%以上。如果不启动托市收购政策，不仅市场价格将不可避免地跌破最低收购价，而且会出现农民“卖粮难”，这样一来，刚刚恢复的农民种粮热情和粮食生产出现的转机必将遭受重大挫折。正因为中储粮系统积极入市收购，使市场粮价成功稳定在最低收购价水平之上。据估算，小麦主产区的农民仅从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中就增收40亿元以上，实现了“既增产又增收”。此外，垂直体系近几年广泛开展订单农业，推动了种植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农民种粮的收益更加稳定。中央储备粮在经营轮换中注重培养农民经纪人队伍，不仅提高了掌控“一手粮源”的能力，而且增强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经营意识，农民开始更多地从流通环节获益。通过落实国家有关惠农政策、参与创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手段，中央储备粮越来越成为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支撑力量。

第四，中央储备粮垂直体系是国家应对急需的可靠力量。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粮食生产的自然禀赋各不相同，粮食在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也不容忽视。鉴于我国粮食主产区集中于东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销区集中在东部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使得北粮南运、中粮东调，每年都形成十分可观的粮食流量。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5年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我国迁移流动人口达到1.47亿人，而且*0年到*5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呈快速推进态势。据此估算，我国每年新增落户城镇人口至少在1000万以上。人口流动增加、城镇化速度加快，直接推动销区和大中城市商品粮需求的增加，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主产区的依赖。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区域间平衡的任务十分繁重，促进产销区顺利衔接十分紧要。而在这方面，中央储备粮垂直体系恰恰可以依托其独有的优势：实行垂直管理，粮权高度集中，中央政府的调用指令可以在系统内政令畅通，并能得到坚决、高效执行，对产销区平衡的不足加以弥补。*6年年末，针对小麦主产省托市收购量大，仓容紧张的情况，国家下达了187万吨最低收购价粮食跨省调拨任务。跨省区调拨粮食历来是粮食行业的难题，但依托中央储备粮垂直体系，在不到2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150万吨跨省调运任务，是建国以来省际调粮任务执行最好的一次，不仅实现了“调得动”，而且“调得快”，充分展示了中储粮系统完成国家应急调运指令的执行力。

3、中央储备粮为顺利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回顾几年来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最有效、也最成功的就是建立了由中央掌控的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将粮食这个最重要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和主导权牢牢把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可靠的基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推进政企分开、购销市场化，以及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等方面才得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一是推进了政企分开。将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集中于垂直体系，将执行政策性业务和企业的商业经营活动分开，就为政企分开，推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创造了基本前提。二是推进了粮食购销市场化的进程。中央储备粮正常状况下的购销调运完全采取了市场化方式，按照进出平衡、均衡轮换的原则运作，这就使国家掌握的这部分粮食资源融入粮食流通的大格局中，参与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市场形成价格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粮食市场也更加完整。三是推进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目前，垂直体系管理的承储企业近1600家，在全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总数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到10%，但库存量占国家粮食总库存的三分之一，收购量占国有粮食企业收购量的四分之一。这些企业都是国有粮食企业中的骨干。通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不但保证了主渠道作用的发挥，而且推动了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工作的全局。

三、中储粮总公司成立六年来的主要经验

随着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建立应运而生的中储粮总公司，已走过六年不平凡的历程。六年来，总公司从实际出发，立足两个确保，率先巩固管理基础；始终心系大局，全力服务宏观调控；着眼完善体系，稳步推进企业发展和改革，中央储备粮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作为确保粮食安全和国家实施粮食宏观调控的载体，总公司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如何让中央储备粮更好地发挥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关键是继续坚持垂直体系建立来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

第一，必须坚持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垂直管理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央能够更加牢固地掌控中央储备粮这一重要战略物资，而且为国家顺利实施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储粮总公司，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是一项英明决策，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加以坚持。

第二，必须坚持以两个确保作为根本职责。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央储备粮工作的根本要求，是中储粮总公司的政治使命。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两个确保放在第一位，贯彻到中央储备粮工作的各个环节，始终做到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第三，必须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六中全会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中央储备粮作为宏观调控的载体，必须跟上形势的这一变化，要对中央调控意图有更强的领会能力，有更高超的调控政策执行能力。同时，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意图。

第四，必须坚持市场化运作方式。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国家越来越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越来越注重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中央储备粮轮换购销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引导市场、维护粮食市场稳定；只有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才能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有效完成宏观调控任务；只有实行市场化运作，才能有效地调动承储企业增收节支的积极性，逐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因此，中央储备粮的轮换经营必须坚持市场化经营、企业化运作，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水平。

第五，必须坚持造就一支精干高效、服务大局的管理队伍。中储粮总公司承担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任务，必须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硬的标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中储粮人队伍，不断增强员工队伍的政治责任感、专业技能和奉献精神，不断提高垂直管理体系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履行好中央储备粮管理各项职责、落实好各项宏观调控任务提供坚强的组织队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