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需求瓶颈因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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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从整体上说已经跨入工业化中级阶段，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均已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但是目前我省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国民经济整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如何促进有效需求快速增长，化解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剖析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并对如何扩大内需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近年来，我省地区生产总值中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生产、流通、积累、消费是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运动，其中生产是起点，流通是中间环节，积累和消费是终点，只有消费了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实现生产与流通的价值。因此，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对加快推进海西建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和现状特征
（一）最终消费呈增长趋势，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保持了较快增长趋势，消费总量逐步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由1978年的53.02亿元上升到*6年的3765.94亿元，年平均增长10.1％。“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1%、9.0%、11.5%、9.7%和9.0%，但最终消费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6年全省最终消费率48.6%，比1978年下降31.3个百分点。“十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分别比“八五”、“九五”时期下降8.2个和2.7个百分点。
(二)最终消费增幅低于投资需求增幅
1979－*6年，最终消费年均增速为10.1%，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4.4%，最终消费增幅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增幅4.3个百分点。从1990年以来全省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历年的环比发展速度看，最终消费需求保持增长态势，波动幅度小于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幅度。1990年至*6年，全省最终消费的变异系数为0.5563，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异系数为0.6355。
（三）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是消费需求的主体，所占份额在70%以上。自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滞后于经济增长。“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居民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4%、4.8%、12.9%、8.2%和8.3%，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8、4.9、5.5、3.3和2.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呈下滑的趋势，特别是*2年以来，全省居民消费率降至40%以下，*6年仅为35.8%，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990年下降19.6个百分点。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低于城镇居民，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更是持续下降，目前仅为28.7%左右，比1990年下降28.4个百分点。*6年，全省农村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61.03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5.5%，分别比1990、*0年下降17.0和7.8个百分点。
（四）最终消费率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1978-*5年，全球的年均消费率为77.6%，且消费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为*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而我省的年均消费率仅为55.4%，明显偏低。（详见附表）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制约消费需求增长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能否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的增长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伟大跨越。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滞后于经济增长。从“十五”时期来看，扣除价格因素，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为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1%，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9和5.6个百分点。由于居民消费占全省最终消费的七成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造成了居民消费底气不足，即期消费下降，从而抑制最终消费率上升。
(二)农村市场发展落后于城市市场
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使得农村市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市场。*省*6年居民消费已达2775.43亿元，其中农村居民消费796.54亿元，城镇居民消费1978.89亿元；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1年至*3年年均仅增长2.3％，而城镇居民消费则呈稳步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11.2％。“十五”期间我省最终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为10.5%，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12.5%，农村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4.3%。城乡消费增长的差距主要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快慢，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常用来代表农村和城镇消费的收入水平，我省“十五”期间的农村、城镇收入变化如下：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也一直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1到*3年只徘徊在5%左右，*4年起才日益提高，农民收入低是造成农民消费水平低的最大因素。
（三）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扩张
*6年，全省城镇最高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40.16元，为最低收入组居民收入的6.5倍，高收入组农民人均纯收入10016.45元，是低收入组的5.4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6年城镇最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9310，高出最高收入组（0.6527）42.6%，农村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1.2239，高出高收入组（0.6285）94.7%，这说明大量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缺少必要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受阻。
（四）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意愿不强
近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收费制度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着手建立了社会保障机制，如廉租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障等制度，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自我保障意识，居民的防范意识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尽可能地通过增加存款来获取“安全感”，因而造成人们消费心理趋于保守，近期消费行为更加谨慎，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支出预期增加，居民消费意愿降低。1996年开始，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83.6%，农村为79.4%，到*6年我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71.3%和74.3%，分别比1990年下降10.5和18.3个百分点。
（五）长期形成的“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消费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但长期生活观念和文化背景形成的量入为出、有多少收入决定消费支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人们崇尚收支相抵有结余，忌讳“寅粮卯吃”，极少利用银行信贷工具“负债”或“超前”消费。这种消费观无疑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滞后、消费需求不足。
（六）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
目前尚存在的非法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一些商品随意定价、虚假广告误导、信用水平低、伪造票据、凭证和做假帐等违法犯罪活动，行政管制或不正当手段，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差别待遇，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等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提高了交易成本，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
（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决定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一是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是最具备消费潜力的群体，这部分人占我省居民的大多数，由于收入低，虽有消费愿望，但支付能力却有限。政府及职能部门应该把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强化内生动力的突破口，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投资环境，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关注城市中低收入民众的情况，在帮助与解决其就业问题时，把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高这部分民众收入水平上，此举不仅是创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措施，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最终消费需求。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职能，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确保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二）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一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继续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把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使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在一定水平上保持稳定，同时综合配套农民工进城务工、权益保障和相关的支持政策。二是切实把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农村，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农村道路、安全饮水、供电、沼气、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引导鼓励城市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利用其品牌、技术、配送体系和人才培训等优势，采取直营、加盟等灵活方式，开办村镇超市、便利店，促进工业品下乡，增加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商品。四是改善农村流通和消费环境，大力培育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意愿。
（三）加快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处在发展改革阶段，再加上住房、教育和医疗制度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等因素，在短期里容易增加人们防范风险的意识。因此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民众享受到“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一是要强化政府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职能，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保险制度；三是健全廉租房制度，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四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只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革引发的未来支出心中有数，合理安排支出，从而稳定居民消费倾向，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理性的投资与消费。
（四）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消费品的有效供给
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适应市场需要的消费品，特别是新产品。同时要加强市场调查，深入了解市场的供求情况，了解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信息市场和信息服务发展了，才能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避免无效供给，活跃消费市场，满足新的消费需求。
（五）培育新型消费领域，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我省*6年人均GDP超2700美元），人们的消费将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因此，要加强培育新型消费领域，一是要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加速建立和完善消费信息服务制度，规范消费信息服务的提供和消费行为，扩大居民信息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政府应积极发挥流通业的先导作用，引导生产企业积极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适销对路新商品；继续引导住房、汽车合理消费，扩大通信、首饰、休闲、旅游、文体、健康保健等热点消费，增强其对整个消费的带动作用；健全便民、安全、快捷的商业网络，发展城市社区商业零售、餐饮、住宿、物业管理，推进网上购物、邮购等新型消费方式；积极扩大老年人消费，重视发展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娱乐、保健、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推广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相结合的多种新型养老模式。
（六）加大市场监督和监管力度，着力改善消费环境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消费信用法制环境，采取切实措施保护诚实守信，提高流通领域的信用；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特别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和整治，严厉打击、依法惩处各种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和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非法行为，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消除消费者惧怕假冒伪劣的心理障碍，使人们敢于消费，放心消费；各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产品质量监督与市场监管机构，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净化消费环境，制止流通环节乱收费，减轻消费者负担，降低消费者消费的意外损失，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间接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总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扩大需求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通过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更新消费观念，培育新型消费领域，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路径来有效提高消费需求，对加快推进海西建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