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思考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思考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针对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等问题，去年年初至今，中央银行曾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15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出手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可谓空前。但困扰经济运行的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等问题并未随之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新兴”加“转轨”的体制特征下，利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当下，财政政策应该如何拓展其作为空间，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做好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工作，值得深入研究。

一、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整体状况是：物价水平高位运行，通胀压力呈逐步攀升之势，投资过热势头不减。另外，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屡创新高，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起，由外汇储备持续走高等因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依旧严峻。因此，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结为“热”、“剩”、“胀”，即投资过热，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如果仅从国内层面看，这些问题又主要是由投资与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引起的。在投资、出口、消费这三大引擎中，经济增长常常靠投资拉动。在长期刺激投资的过程中，国内某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似乎成了一种常态。在消费疲软、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靠增加出口、扩大外需来缓解国内生产过剩的问题。而随着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顺差的逐步叠加，又极易引起外汇占款的增加，最终导致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等连锁反应。

二、从紧的货币政策及其效果甚微的原因

针对流动性过剩、信贷扩张过快，以及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从*7年至今，货币政策逐步由“稳健”转向“从紧”。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过程中，中央银行采取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工具兼用，并辅之以“窗口”劝说的策略，以求达到回收流动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的。不过，从目前公布的多期数据来看，通胀高位运行的态势并没有改观。根据4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比去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消费物价指数上涨8%，比去年涨幅高出5.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年初政府确定的全年4.8%的通胀目标，意味着从紧货币政策的现实效果与其要达到的调控目标之间尚存很大的距离。

由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间不长，市场广度与深度还很不够，所以，“新兴”加“转轨”就构成了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与之对应的是，货币政策在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调控时，必然要受众多因素的制约：（1）目前，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向市场投放人民币以吸收过多的外汇供给，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物价，又需要紧缩银根。货币政策陷入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境地。（2）价格扭曲，企业成本存在外部化倾向，对中央银行加息敏感度低。（3）银行业“脱媒”趋势日显，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下降。（4）对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货币政策作用不大。（5）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日渐式微。（6）我国经济的同质性差，货币政策实施总量调控的市场基础薄弱。（7）考核唯GDP论，从紧货币政策遭遇地方政府强大的游说压力。

除了上述涉及的国内因素外，还有一些制约货币政策的境外因素，也不可忽视。如美元的持续贬值与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也增加了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难度。由于这些境外因素都超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自然也就成了货币政策的盲区。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上述大多数国内因素均属于体制性或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经济发展长期只重视外需，忽视内需，重数量投入，轻效率等有关。要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遇到的问题，必须回归问题的本源，通过加快经济体制及行政体制改革，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均衡内、外需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是正途。如同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2月份公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主要是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环境”。

三、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有很多因素都在制约着货币政策效力的发挥，在一定意义上，目前紧缩银根的措施也只是应急之举，权宜之计。有鉴于此，针对宏观经济主要矛盾所呈现出的结构性、局部性特征，应积极拓展财政政策的作为空间。一方面，财政需采取措施以对冲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财政还要采取措施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做好铺垫工作。由此达到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加的目的。

（一）对中小企业适度减税，对冲利息上升造成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都是在制度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正规融资渠道的大门本来就是半开着，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一些金融机构的门对它们很可能要完全关上了。除了因从紧货币政策导致资金价格上涨外，目前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也都在上涨，同时，对于一些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还要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持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些企业实施适度减税的政策。之所以提出对中小企业适当减税，一者可以减轻包括资金在内的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二者还可以为企业给员工提高工资待遇预留空间。

（二）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对冲资源价、税改革的影响。

由于改革不到位，价格形成机制扭曲，资源价格长期低于其市场成本。在价格被人为压低后，众多资源被无度开发利用，不仅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也造成环境的重度污染。同时，资源的低成本获得也是投资往往容易过热的重要诱因之一。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有必要加快资源税改革步伐以及资源定价市场化改革步伐。这些改革从短期看，虽然会增加物价上涨的压力，加重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从长远来看，资源价、税改革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的上涨，是经济转型期必须承受的“阵痛”。为了减轻这种“阵痛”，政府应该加大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使其生活不致受太大的影响。

（三）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阻止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

所谓“托宾税”是指为了限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而对资本交易征收的一种税赋。近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据估计有数千亿美元之巨，由于其投机性，给我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被强化，同时，为了抑制目前居高不下的物价，中央银行又多次提高利率，而一些西方大国为了拯救其国内疲软的经济，不断地调低利率，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不仅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收益，还可以获得较大的利差，因此，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热钱向往的投机“乐土”。通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可以提高国际资本的套利成本，为我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预留足够的空间。

（四）进一步梳理出口退税政策，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在我国诸多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为了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缓解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胀压力，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出口退税政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不仅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要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五）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

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进而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着手。长期以来，我国消费之所以一直疲弱不振，与居民消费受制于有关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关。所以，必须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与支撑体系。为此，需要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做出改革，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具体而言，公共财政支出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领域：（1）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这些方面的投资对保持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2）城市医疗、养老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可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3）“三农”方面。公共财政要逐渐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由农业免税到农民免税的改革试点工作，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启动农村消费，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在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是其中的“短板”。因此，为了防止投资过热，纠正经济内外失衡，需要从扩大内需入手，着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消费的增长，除了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外，最根本的还要有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稳定的收入增长机制。但现实情况是，收入分配明显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广大工薪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长期以来，不仅工薪阶层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而且其增长速度也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国家税收、企业利润的增速都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社会财富正向政府，以及少数资本拥有者集中，导致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过低，限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提高。为此，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要适当向个人倾斜，通过进一步调高个税起征点，提高企业雇员最低工资水平等方式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七）创新财政支农模式，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当前，财政支农资金仍处于多头管理的状态，尤以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及管理为甚。与多头管理相对应的就是资金下拨渠道的多元化，由此造成资金交叉投放等问题。另外，有限资金“撒胡椒面式”的投放，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形成大量“沉淀”，不能循环使用等后果。同时，也由于多渠道、多环节投放，使支农资金被截留、被挪用的概率不断上升。为此，需要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改革，通过建立统一的支农资金管理机构，完善支农资金运作平台，逐步实现财政支农资金的有偿与循环使用，最终达到改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普遍不高的状况。本轮物价上涨的诱因之一就是农产品价格的过快上涨，为了从根本上抑制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就必须创新财政支农模式，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稳定国内粮食供应。同时，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上，启动广大农村市场。

（八）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引导地方政府关注民生问题。

我国一轮又一轮的经济过热现象与地方政府热衷于上项目、搞投资是分不开的，其中的原因除了地方官员要通过投资彰显政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只有靠批租土地，上项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目前我国又以流转税为主体，地方投资越多，税源就越有保障。今后，应通过分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使得所得税、财产税、物业税、遗产税等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让地方居民收入的增长，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生存环境的改善等，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只有地方居民越富有，地方的税源才越有保障，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地方政府更多地去关注民生问题。

在上述措施中，（一）至（三）属于财政政策采取的短期措施，以对冲或因“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对市场主体带来的“误伤”，或因其他因素给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冲击；（四）至（八）属于财政政策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而采取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带有纠偏作用，如藉提高居民收入，提振内需；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保持贸易平衡；完善分税制，抑制地方投资冲动等，同时，又都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前提，所以，其效果可能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才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