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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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提高人民福祉的手段，必须从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选择发展手段和发展路径，如果把发展本身做为目的，就会产生诸如亮点工程、环境污染等消极后果；

片面理解二元经济理论和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导致了农业基础性地位的削弱，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农业本身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大国的发展模式应当不同于小国，经济发展既要重视外需拉动更要重视内需拉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回顾改革历程，笔者认为，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经济理论中，人们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需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了经济理论，我们才能用其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我国经济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式，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

我们是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开始改革开放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增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对此，党的文件曾作过明确阐述:我国社会当前的基本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没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强调发展。毫无疑问，这里的发展是提高人民群众福祉的手段。如果始终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在逻辑上就会拒绝片面追求GDP，拒绝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拒绝一切虽有利于单纯增长但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思路和手段，因为这一切与提升人民的福祉、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协调。

也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增长本身演化成了目的。于是就有了以GDP为标志的考核标准，有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花钱买速度等问题的出现。

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曾在率先发展的国家进行过讨论。1973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是一部至今读来仍极富现实感的著作，该书明确提出，经济学应当关心人，关心社会公共目标。加尔布雷斯批评道: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以及受正统理论的影响和一般公民的思想里，“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的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加尔布雷斯的结论是，应当把对物的关心转移到对人、对“公共目标”的关心。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突出“公共目标”，那么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都将是无济于事的。

经济学之所以如此关注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因为在此问题上出现偏差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应当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真正认识到经济发展只是手段，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并坚持从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选择发展手段和发展路径，凡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和增进人民福祉的思路和措施，都应坚决摒弃。

经济发展既要重视外需的拉动，更要重视内需的拉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我们像众多国家一样，奉行古老的重商主义政策，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大大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这些都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然而，一旦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就会产生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情况:1、经济发展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甚大。例如*4-*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发展时期，对中国产品有着较大需求，我国经济就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普遍放缓，这也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2、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输入性通胀会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3、巨额贸易顺差导致流动性过剩，也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4、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保持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比如当前，美国一方面使美元贬值，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这加大了出口的难度。

我们需要启动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但一个时期以来分配向财政收入和工业利润倾斜的状况，使得内需不足，拉动力度有限。

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于中小国家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深刻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居民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更能感觉到斯密这些评论的现实意义。我们不否认对外贸易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但更应重视国内需求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国内市场的开发、仅靠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不符合我国实际;另一方面，一旦忽视了国内需求，过分依赖对外贸易，当遇到世界经济剧烈波动时，我们将会非常被动。

为有效启动内需，首先，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会向资本倾斜。但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不断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逐渐短缺，其价格会自然上升。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劳动的保护，国民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其次，在财政政策上可考虑适当减税，让老百姓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最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真正认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片面城市化的误区

世界性的粮价上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产品具有其他部门产品所不具备的功能。之所以把农业部门叫做第一产业，也是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有了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有第二产业，有了第一、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才会有进一步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有第三产业。这个序列是不能颠倒和跳跃的，任何人为的跳跃和颠倒都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改革开放以来，在如何发展农业，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我们深受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者刘易斯认为，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初期，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现代的、工业化的部门。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即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价格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按照这种价格所提供的劳动力是无限的。由于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存在，即使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工业或经济的巨大发展，也不会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所谓发展，就是不断地向现代部门转移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深受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在此学说的影响下，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所谓的城市化迅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条件。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城市化:一种是有着产业支持、有着众多企业，为了聚集企业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而形成的城市化.在这种城市化中，人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拉动投资。为了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不仅需要产业上的支持，而且选择的产业必须与需要转移的农民的素质相适应，这是真正的城市化。另外一种城市化是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是在不切实际的“消灭农民”的口号下的城市化，是没有产业支持和需求拉动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一旦成为一种时髦，就会产生“城市化”中的“泡沫”，于是漂亮的广场和豪华的办公楼拔地而起。

在上述认识的引领和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农村的精壮劳动力被转移了，大量土地也另作它途，这些都是生产粮食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土地，在生产粮食方面是无可替代的要素。

再次审视二元经济理论，我们发现，人们忽视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农业本身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刘易斯强调，“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是工业与农业革命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发展的原因”。

事实上，农业本身也可以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产品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仍然增加了56%，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二。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目前还看不到美国农业的终点”。在我国不少省份，农业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例如海南、山东、内蒙的农业产业化等。舒尔茨的结论是通过改造传统农业，使其成为现代农业，成为产业化的农业。为此必须加强对农业中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要人为地压抑地租和粮价，让价格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激励对农业的市场化投资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农业像工业一样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上述分析证明，工业和农业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车轮，对任何一个轮子的忽视都会使经济发展的过程变得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