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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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不少经典的理论。其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为系统、最富有应用价值的理论为：“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创立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模型”，在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决策被认为是唯一地取决于城市收入差异。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对二元结构模型做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拉尼斯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工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就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发展了二元经济配置的理论。斯塔克提出了相对贫困假说，对二元经济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人口转移理论的发展也为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如雷文斯坦的转移规律、博格的推拉理论都对人口在地区间的转移动因作了深入的研究。

长江三峡库区位于北纬29°-31°50′，东经106°20′-110°30′，包括东起宜昌，西至*662.9Km沿长江两岸分水岭范围。水库淹没区涉及湖北省所辖的宜昌县、秭归县、兴山县、恩施州所辖的巴东县；*市所辖的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开县、万州区、忠县、涪陵区、丰都县、武隆县、石柱县、长寿县、渝北区、巴县、江津市及*市区（包括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和江北区），受淹没的陆地面积为632Km2，约占上述各县、市、区总面积的1%。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三峡工程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繁荣了库区经济，维护了库区稳定，为库区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三峡工程基本建成，三四期蓄水后进入后扶攻坚阶段。继续推进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实施三峡后扶工程，繁荣库区经济文化，构建和谐库区，建设库区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本文试图从文化视角研究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以期构建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确保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稳定有序高效地转移。

一、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蕴含着厚重的巴渝文化

劳动力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劳动力状况总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且与地域文化的发展成正比。三峡库区有着悠久的巴渝文化传统，库区农村劳动力的进化，受到底蕴厚重的巴渝文化的熏陶，数以万计的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深深打上了巴渝文化的烙印。

1．巴渝文化的表现形态

社会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的总和。巴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部分。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刻画出独具特色的巴渝文化。

巴渝文化是彰显巴风楚韵的民俗文化，有淳朴民风的土家族苗族歌舞，高亢激昂的川江号子，清新优雅的三峡诗歌等。巴渝文化是彰显秀美雄奇的景观文化，有旖旎柔美的长江大小三峡，鬼斧神工的奉节天坑地缝，温情烂漫的巫溪红池坝，神秘莫测的开县雪宝山等著名风景区。巴渝文化是彰显风味特的餐饮文化，有麻辣的*火锅，醇香的诗仙太白酒，酥脆的涪陵榨菜，香味浓郁的老腊肉等。巴渝文化是彰显浓郁巴渝建筑特色的古建筑文化，浓缩了川、陕、鄂、渝古建筑精华。有云阳张飞庙、大昌古镇、忠县石宝寨等。巴渝文化是彰显救亡图存、勇于牺牲的革命文化，有悲壮激越的奉节八阵图、宜昌*古战场遗址，杨柳关红军遗址，一代军神，红岩英烈为主线的革命文化。

2．巴渝文化的地域特征

巴渝文化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的统一。数千年来，巴楚文化以长江三峡为经，巴山山脉为纬，以巴文化为主，实现了有机融合，巴渝文化世代传承，去其糟糠，存其精华，形成了具巴人风格的巴渝文化。巴渝文化是民俗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三峡民俗文化不仅具有一般民俗的集体性、变异性、神秘性、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等特点，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具有“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的特质，是民俗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巴渝文化是地理环境与人文品格的统一。三峡地区地处大巴山，川东和川鄂湘隆起三个褶皱带的交汇处，境内重峦叠嶂，峡谷纵深，水流湍急，土地贫瘠，生产及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由于三峡人民在与这样的环境不段抗争的过程中，养成了强悍劲勇，热情豪放，淳朴善良，忍辱负重的人文品格。巴渝文化是淳朴民风与开放精神的统一。

3．巴渝文化对三峡库区劳动力的影响

受民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忠厚负重、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受饮食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一批技艺精湛、善于管理的餐饮人才。受建筑文化的影响，孕育了一批门类齐全、多才多艺的能工巧匠。受景观文化的影响，陶冶了淳朴善良、热爱生活的性格特征。受革命文化的影响，三峡库区劳动力形成了自强不息，敢想敢试的创新精神。

二、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在区域分布上，彰显了巴渝文化的开放性。以省外输出为主，就地转移数量较少。目前除部分农村劳动力向县内非农产业转移外，大多数集中在广东等沿海城镇，跨省异地转移劳力占外出劳力比例的81.4％。在转移行业上，彰显了巴渝文化的传承性。以餐饮、建筑等行业为主，餐饮、建筑行业占68．7％。在转移渠道上，彰显了巴渝文化的地域性。大部分是以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为纽带，“亲帮亲”、“邻靠邻”，结伴而行。通过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中介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输出的比例很小。在转移形式上，彰显了巴渝文化的本土性。相当部分农村劳动力都没有长久离乡别土的打算，除农闲务工外，农忙季节仍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务工”和“务农”的兼业性。在转移主体上，彰显了巴渝文化的不平衡性。以低层次为主，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较低。据统计，*5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1．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8．8％；同时，职业技能较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经过劳动技能培训，缺乏一技之长。

三、制约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化因素

1．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总量过剩，矛盾突出。“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盲目生育，人口与耕地失调，人均地0.83亩，接近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界线。国际上通常将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我国通常用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的人口为劳动年龄。*5年三峡库区劳动年龄人口占三峡库区总劳动力的70.1%。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会由此而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三峡库区经济的发展。

2．受传统产业文化的影响，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门道窄，传统农业滞溜了大量劳动力。据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的86.8%是以农业劳动为主。正是由于传统农业滞留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的边际产量接近或等于零。现在企业用工在劳动技能方面，80％以上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水平，其中13％的岗位需要中级工的资格。因而在劳动力就业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农民工进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相当部分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员工,出现招工难现象。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文化基础和职业技能而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在诸如建筑、运输、保洁、搬运等行业从事粗重工种的体力劳动，致使外出务工的路子很窄。

3．受传统生存文化的影响，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中能工匠多，但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的素质越高，实现转移的可能性越大。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低下,使其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程中将面临重重障碍。据资料统计，*5年三峡库区农村住户从业人员中有56%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5年，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水平，而且每年还有将近20%的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有54%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

4．受传统身份观念的影响，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积极性高，但能享受主体地位的少。农民身份不只是职业标志，它有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劣等性”内涵。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与革命》一书中认为：“农民没有完全进入主流社会制度，主要是由于他们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大部份农民工没有享受子女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和自由迁居等方面的主体地位。

5．受传统小农意识的影响，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自发性强，但组织化程度不高。小农意识就是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形成了以我为主，缺乏自律的狭隘定式。因而在转移上呈现出自发性、无序性、零散性的特点，组织化程度低。

6．受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三峡库区政府对转移实施职能管理的多，服务管理的少。目前，三峡库区政府对劳动力转移指导不力，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劳务信息网络不健全，缺少统一开放、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在提供信息、就业培训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劳动力的择业需求，没有形成有组织、大规模的劳动力有序转移格局。亟待建立一个权威性、综合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管理服务机构。

四、着力构建具巴渝文化特色的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

（一）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英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最早的国家。受产业文化的影响，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第一产业的主导地位让位于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二、三产业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劳动力，于是牵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流动，使农村人口大幅减少。据资料反映，工业革命前，农业收入在英国国民经济收入中占的比例大约为40%，20世纪初下降为9%，目前为1.5%。

美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受政策推动的国家。基于先进的管理思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采用了政策手段，通过提供必要服务，发展小城镇，减少农民数量，推动劳动力转移。促使农民弃农进城。通过加大对这一政策的投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向城市二、三产业。目前美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3%左右。

德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工业革命推动的国家。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了工业和服务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为德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

日本。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的国家。日本政府颁布了《基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人口的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随后，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20世纪80年代就普及了高中教育，使40％的农村适龄青年跨进了大学校园。

启示：一是转变政府管理观念，依靠政策，鼓励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同时加大对农村龙头企业的扶持，扩大就地转移容量；二是要调整产业结构，立足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三是在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缩小城乡差异，扩大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四是加大基础教育和技力培训力度，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增强劳动力转移能力。

（二）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构想的文化基础

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人类的必然选择是生态文化模式，作为人类特定群体的农村社会劳动力，必定是生态文化的产物。

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之所以要选择生态模式，在于使巴渝人与三峡库区特定生态和谐发展。这种模式要求劳动力转移要与生态相适度，生态要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生态模式是优良的生存生态、科学的政策生态、大统一的市场生态、和谐的社会环境、合理的经济结构的有机统一。

（三）构建生态型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的着力点

1．突出特色，打造“巴哥巴妹”劳务品牌。“巴哥巴妹”具有耿直、豪爽、义气、能吃苦耐劳的品质，突出“巴哥巴妹”特色，打造劳务品牌，有利于劳动力转移。

2．强化培训，着力提高劳动力转移能力。要在农村努力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大力推广适用技术，提高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素质；要继续加强农村成人教育；要搞好上岗前培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合格劳动者；要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进一步组织实施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统筹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规划；要创新培训机制，引导和支持现有职业教育机构、就业中心和各类社会培训机构，主动与市场接轨，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建立校校联办机制，实现师资、设施等培训资源的互通共享，提高培训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要面向劳务输出开展特色培训，促进“盲目劳务”向“市场劳务”转变，“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打工潮”向“创业潮”转变。

3．更新观念，积极融入国内外劳务大市场。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取消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区域间流动的规定，打破就业的城乡壁垒和地区壁垒。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造市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持续稳定的转移机制。要从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的双重压力出发，积极探索城乡劳动力相互对流的新路子。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但要做好对内转移，而且还要做好向外转移。要利用现有的转移渠道，发挥亲邻、乡情、友人的关系，通过老带新、亲带戚、师带徒、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而且要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动空间，与国际劳务市场合作，积极融入国内外劳务大市场。

4．调整结构，扩大就地转移空间。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主导产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最大限度吸纳农村劳动力，加快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大力扶持做强具有相对优势的工业支柱产业，加快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园区企业开工率、投产率，增强工业园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积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主动帮助回乡创业者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扶持他们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劳动力转移的良性互动。加快城镇化进程，繁荣第三产业，不断拓展就地转移空间。

5．优质服务，切实改善政策环境。建立覆盖城乡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和用工信息预测预报体系。完善空岗报备制度，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导向作用。按照“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要求，建立集求职登记、信息、就业培训、职业介绍、法律咨询和权益保护等服务为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就业统筹管理。大力培育各类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重点扶持一批有实力、有信誉、有规模的劳务输出龙头机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规范劳动力市场管理。坚持市场配置与政府引导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农村劳务输出。完善管理服务机制，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跟踪管理服务。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务专业协会，提高外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取消城镇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歧视性使用制度。加大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监察力度，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机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进城就业落户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