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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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曲礼》中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虽说孔子的本意，原该是“凡治君子，以御其心，所以厉之以廉耻之节也”的意思，可这么千年流传下来，慢慢地被理解成了“士大夫犯罪不受刑罚惩罚”，不但高官居之若素，连民间也默认为理所当然的潜规则。
政治公开化、高官问责制，以及媒体与舆论的监督作用……**能做到的，内地为何做不到？
只有对权力可能的滥用揪着不放和“一追到底”，才能给权力套上“紧箍咒”。
**公众：不肯“善罢甘休”
3月5日，**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公布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计划。随即，梁锦松于1月购买一辆私家车之举受到质疑，被指在调税之前买车是为避税。尽管梁锦松及其身边人员一再对购车事件作出解释，但**有关人员还是不依不饶。
职工盟的李卓人声言，梁锦松“水洗也不清”；独立议员陈伟业扬言梁锦松已“信誉破产，威信全无”；的张文光指称，如果梁锦松是无心之失，他会怀疑梁的能力；如果梁知情不报，则他会质疑他的诚信有问题。前线刘慧卿更将事件比喻“美国水门事件”。
为表示歉意和勇于承担由自己的过错而应该承担的责任，梁锦松先是决定将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即10万元，捐予慈善机构。3月10日，再度为“买车事件”认错后决定把捐给慈善机构的款项金额增至38万元。3月17日梁锦松到**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解释买车事件。
之后，行政长官董建华婉拒了梁锦松的请辞，但廉政公署并未罢休，而正式就梁锦松涉嫌以权谋私的案件启动调查机制，将案件交由执行处B组接手调查。
“有罪推定”，一追到底
《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有关条款：
1.3本守则并没有尽录主要官员的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或应有行为。反之，守则提供在某些情况下恰当行为的指引。至于未有订明的情况，主要官员须根据守则内订明的原则自行判断，应采取何种最有效的方法去维护最高标准。如有疑问，主要官员应征询行政长官的意见。
5.1主要官员须避免令人怀疑他们不诚实、不公正或有利益冲突。
5.4主要官员在执行公职时，如个人利益可能会影响、或被视为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均须向行政长官报告。
众所周知，司法上有一个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确切证据和事实仅有怀疑不能定罪。然而，从梁锦松一案来看，**的廉正公署和媒体，对权力可能的滥用应用的却是“有罪推定”。
这种“有罪推定”无异于给权力套上了“紧箍咒”，从而使权力只能“谋公”，不能有一丝一毫用于谋私，并且，连谋私的可能也不容许存在，否则，拥有权力者就要为此受到质疑甚至付出代价。
消息透露，虽然梁为政府主要问责官员，非属于公务员体系，但由于他也是公职人员，因此，调查中的廉署执行处最后决定将案件交由负责调查政府部门的专责调查纪律部队的B组负责。
同时，在梁锦松一案中，**公众体现了对权力可能的滥用要“一追到底”的精神。这种对权力可能的滥用揪着不放和“一追到底”，实际上等于告诫官员们，哪怕是可能的滥用权力，你也将惹上“无尽”的“麻烦”。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权力只会“变乖”，变得“听话”，不敢越雷池半步。
值得一提的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坚持了高官问责制的原则，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处理了梁锦松违规事件。
我们缺的是什么？
从对权力可能的滥用的“有罪推定”到一追到底的精神，梁锦松购车事件中，身为高官的梁锦松本人、**公众与媒体、特区最高首长董建华，还有那位坚持调查的小小警长，亮相四方的表现，对内地不少地方来说都颇新鲜且具有启迪意义。诸如政务的公开，按规则办事，各种“角色”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这些本来应该实行，但因在内地不少地方长期缺乏而反被当做新鲜的事件，也因此再度引起关注和思考。
**特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连任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比较**与内地有关部门工作的异同。而梁锦松购车事件后，对比与**的群情激愤，大陆媒体和公众的相对温和则是颇为有趣的现象。
尤其是在梁差价捐款之后。按照大陆一般人的想法，梁锦松既说了购车只是为接载即将诞生的婴儿，并非避税，且把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接近八倍捐给慈善机构，公众就不应该再对梁锦松“说三道四”了。
**能被评为世界上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廉政地区，这是事实而不仅是媒体炒作宣传，经由此事更得验证。然而，同时也不免引人思考，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为什么**能做到的，内地做不到？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对官员的监督，特别是在这种监督制度的建设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邓小平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对权利可能滥用的“有罪推定”，虽然看起来似乎对权力拥有者不是太公平，但却有力地和公平地保障了公众利益不受到侵害。
其中，留给我们思考的也许是这样的问题，同样是中国人，在**能够实行的，在内地何时才能够成为现实？政治公开化、决策透明化、高官问责制，以及媒体与舆论的监督作用，真正做到这一切的根底，不仅是认识的深入，更是制度的完善。
国情，不能长久地成为拒绝民主制度的建立的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