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与小摊贩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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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与小摊贩相互对峙，发生冲突，甚至出现流血事件，这正成为全国很多城市管理者的难解之困。有人戏称这种现象是城管与小摊贩利益的博弈：前者要“好看”，后者要“吃饭”。如何处理“好看”与“好吃”的关系已成为社会问题。

两年前，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困惑着山东省临沂市的城管部门，然而，临沂的城管在与小摊贩较量了两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城管转变了执法理念，并成立城管执法置业服务中心，对小摊贩进行帮扶行动……两年后的今天，城管与小摊贩的“猫鼠游戏”在临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者和谐同存。或许，临沂市城管的这种“转身”，可以成为中国式城管的范例。

提心吊胆的日子

*月7日傍晚，临沂市区的天空阴沉沉的，一阵风刮过，让人不禁打起寒颤。

在红旗路旁边的一条胡同内，刘富民专心致志地为两位女孩做饼夹菜，他的妻子郭香秀在一旁为一位女孩做奶茶。做完奶茶，郭香秀把手伸到烤烧饼的火上烤了烤，然后，帮刘富民拉了拉领口，以免风钻进他的衣服。

在刘富民夫妇的左边，是卖麻辣串的摊贩，右边是水果摊。在这条百米长的胡同内，共有30多个小摊贩，多数摊贩以卖小吃和水果为主，其中，也有卖袜子、拖鞋和小日用品的。所有摊贩都把摊位摆放在胡同两边的台阶上，买东西的客人都站在台阶下。胡同内人流不断，时不时还有汽车通过。

刘富民是江苏连云港人，4年前，他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临沂，儿子在临沂一家工厂打工，他和妻子便在此处做起了小生意。除了刘富民夫妇，胡同内的小摊贩还有来自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的，以及临沂当地人。

刘富民夫妇算得上这条胡同内的“老摊贩”了，回忆起刚到此处时，刘富民还有些后怕。“那时为了躲避城管整天提心吊胆，一边要花心思做生意，一边还要时刻提防着城管，生怕城管来了收我们的东西。”刘富民说，刚开始，他和妻子是有分工的，“我忙时，她就不停地去路口转悠，看有没有城管过来；她忙时，我就去放哨，我俩要是都忙心里就很不踏实。”

刘富民向记者讲述，*年9月的一天中午，正值下班时间，他和妻子的生意都很好。“没顾上到路口放哨，城管人员突然出现，我俩推着车就跑，只顾慌着跑，也没看路，我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摔在地上，把膝盖摔破了，城管看我受伤了，没有收我的东西，只是说了我几句，没想到那一摔让我在家歇了十几天，现在还有后遗症，一到天冷，膝盖就会疼。”刘富民摸着左腿膝盖说，“想换个地方吧，可一打听，到处管得都很严，这个地方也熟了，就没有换。”

“老刘的经历，我们这里的很多商贩都有，城管来了我们就跑，城管走了我们再出来，整天提心吊胆的。”旁边的水果摊主邓先生说。

“鼠猫游戏”逐渐结束每月交纳管理费，可以有一个固定位置经营

临沂市区内这条普普通通的胡同对刘富民夫妇来说，有着特殊的情感，也让他们体会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一方面，他们靠胡同内来来往往的人流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为了躲避城管，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这条并不平坦的胡同内进行“百米冲刺”。

刘富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和妻子在这条胡同内进行过多少次“百米冲刺”，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没能跑过城管，只是记得“那种日子太难受了”。

好在，“难受”的日子从*年开始，得到了逐步改善，小摊贩和城管的“鼠猫游戏”也开始逐渐在临沂消失。

*月7日晚上9时多，像往常一样，刘富民夫妇和其他商贩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结束当天的经营。

他们推着小推车，走了十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城中村内，在一处6层高的楼下，刘富民说：“我们租的房子就在这个楼的二楼。”把推车放好，他提上做饼夹菜和奶茶的原料上楼了，妻子郭香秀跟在后面。

他们租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间内除了几把凳子、一张桌子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再没有其他东西。“我俩一个房间，儿子一个房间，一个月房租350块，水电费自理。”刘富民扔下手中的东西，边说边从一个塑料袋中拿出他事先做好的5个饼夹菜，郭香秀倒了两碗开水，在昏暗的灯光下，夫妻俩开始吃晚饭。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清闲的时刻，但晚饭后，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原料。

“虽然日子很累，但我现在很满足，最起码不用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了，想挣个钱哪有那么容易，干啥都不容易呀。”刘富民一边吃饼夹菜一边说，从*年3月开始，城管部门给他们小摊贩统一划定了经营地点，只要办理一个证件，每月交一点管理费，就可以在划定区域内安心经营。刘富民喝了一大口水说：“终于安宁了，再也不用跑了。”

刘富民告诉记者，就他所在的胡同，只要在台阶上的固定位置经营就可以，根据不同位置，每月交纳100至200元管理费。“我俩的位置都比较好，所以，每个月的管理费都是200元。”刘富民说。

刘富民还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夫妇俩，平均每天可以挣到100多元钱，一个月下来是3000多元钱，除去管理费、房租、水电费和伙食费，每个月有1500元到2000元可以装进自己的口袋。

“我俩挣的不多，每天要起早贪黑，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安心，不用再担惊受怕，所以很知足。”刘富民抿抿嘴，脸上露出了笑意。

城管部门为摊贩带去不少实惠

刘富民夫妇从“提心吊胆”到“安心”的转变过程，也是临沂城管部门完成“转身”的过程。在与小摊贩“追”与“跑”的游戏中，让临沂市的城管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管理理念和方法。

临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年5月10日，临沂市在原市容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城管执法局。在与小摊贩近两年的较量中，临沂市城管执法局认识到，一味的限制不但效果不好，还容易激化矛盾，于是，便开始了转变管理理念和改变管理方法的尝试。

*年，临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成立了“城管执法置业服务中心”，为下岗失业人员、特困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只要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置业中心就帮助申请人寻找合适的经营地点，签订规范经营协议，发放登记证并负责联系新闻媒体，免费为经营户刊登“一句话”式广告。就连售货车和摊位设备都是执法局通过广告赞助免费提供的。摊主必须按照在市城管执法局登记的地点、范围、品种、时间出摊，亮证经营，摊主的周围环境必须保持整洁卫生，露天摊点所经营的食品卫生质量、食品进货渠道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规定。

此外，临沂市执法局还开展了“帮一扶十带百活动”，要求每个执法中队一年中帮助辖区1个特困户脱贫，帮助10个困难户致富，带动100个经营户自觉守法规范经营。

临沂市执法局在管理小摊贩时，还显示出灵活的一面。比如，在对待自行车修理摊点时，就没有要求摊点要集中在一起，而是把修理点分布在各个路口。

在一些繁华地带，执法局与办事处联合，搭建简易帐篷，由广告公司统一设计和制作摊位，广告公司可以在摊位上广告，办事处成立服务公司，将摊位租给小商贩，除了租金，商贩不用再交纳任何费用。

尽管如此，小摊贩依然希望城管部门能够给予更多的实惠。与刘富民同在一个胡同做生意的胡全来自安徽，他希望“能够降低管理费用”。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须出台一部全国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独立法规

和小摊贩一样，城管人员也有一大堆苦水。

“当城市执法人员可不是件好差事，是个痛苦、心灵受折磨的工作。”临沂市执法局兰山分局的执法队员王学钢苦笑着说。

王学钢从事执法工作已有3个年头了。“对城管干部的工作，群众并不理解，他们往往看不到我们的一次次劝说，只看到矛盾激化时的一幕，只要一出现矛盾，人们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如何对待小商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城管人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情与法的煎熬，情与法的博弈。

“对弱势群体，我们同样有同情心，但我们作为执法者又要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事实上，我们多次告诉商贩们应该到哪里去摆摊，不受限制，可往往是我们刚走，他们又回来了。”王学钢显得有点无奈，“不过，这两年好多了，很少有追着小摊贩跑的场面。”

2007年3月，上海改变以往对马路无证摊贩一律进行打击的做法，改为在市民同意的基础上允许小贩在某些路段摆摊。这项对马路设摊“开禁”的政策一经宣布，立即赢得各方称赞。随后，南京、江阴等地都相继调整了对小摊贩的管理办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山东大学法学院李明教授认为，临沂的措施很好，值得借鉴，但缺乏保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小摊贩的矛盾，就必须出台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独立法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完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让城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想法是好的，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