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孕育社会进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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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的百年强震至今将近*小时，从网络与境外媒体的评价中，中国政府展现了极高效率。现下仍有数万同胞在土石瓦砾中生死未卜，此时谈抢救之外的事未免缓不济急。诚然震灾的抢险的确是争分夺秒的决战，但灾后重建却是社会整体的持久战，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议程，灾后重建才可能成功。

灾难不只考验政府，也试炼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救灾前期，真正能有贡献于第一线的必然是少数专业人士与强制纪律的部队，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象力与实行力，以下仅建议三点:

首先是灾后重建的情境想定

古人常云:祸不单行。震灾之后可能伴随土石滑坡与疫情流行，更令人担心的还有即将而来的长江汛期与水库安危。与震灾同行的还可能有物价高企，关键材料囤积，有行无市。重建时必须谨慎处理土地的问题，过程中还要避免人谋不臧……

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殊的方式响应重大的挑战，也都有其强项与待学习的地方，状况想定越有现实感，社会自我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此事必须集众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长与其智囊。

可以想见的是，当8月奥运举办时，灾区必然还是百废待举，届时是一边庆祝一边流泪呢，还是可以有结合重建与奥运的新想法?北京原来的剧本有无更改的弹性?更为关键的是:全世界都会以灾区的重建，而非奥运的金牌数来衡量中国。

其次是反省国家的角色与限制。

震灾中的政府得到紧急的授权，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并限制人民日常的自由，然而紧急权力是个古老的概念，古罗马设有执政官的制度，就是国家为了面对存亡而授予治理者极大的权力以作出决断。但如何授权，期限有多长，可以做哪些事，这些都需要公民同意，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体现。过与不及都非民众之福，日本社会对于灾难有强大的共识与基础建设，但1995年阪神地震时，却因拘泥于地方首长的副署，而使自卫队延迟进入灾区。

强大的能量与决心是中国政府救灾的强项，但政府既非万能，也不可能长期集中力量于一区一事。在灾害抢救上，国家力量绝对是先行且主导的，但在重建中，民间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才是关键，其中又以组织化的宗教团体表现最为突出。

其三是善用连结国际与网络。

跨国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与物资供应，而在于取信于国际与互相学习。切勿把全球知名的非营利组织当成政府的延伸，他们是欧美公民社会的展现，也许价值观未必与中国的民意合拍，但其初衷与实绩倒还经得起检验，中国需要这种软实力就像需要大飞机一样殷切。

以印度尼西亚亚齐省为例，海啸带来超过二十万人的死亡。但国际的调停协助，使得亚齐打开独立内战的死结，走向重建之路。

此外，正确及时的信息只是传媒第一步，网络在救灾上的潜能仍有待开发，如动员公众协寻失踪亲友，安慰家属，媒合认养学童等。而在重建的过程中，也可以迅速地获得信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公开信息可以降低贪污、以权谋私的疑虑。

至于非灾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别急于现在去灾区。或许可以对自己许下承诺，在一年内要去灾区从事志愿服务，并对西南与山区少数民族的处境付出心力。这场地震真正严峻的挑战是灾区经济的萧条，而重建的大敌是公众的遗忘。

灾难里孕育着社会进步的可能，灾难也可能拆解原来的社会对立与藩篱。1935年，台湾发生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死伤数以万计，但日本殖民政府却善用这个机遇，试图在救灾的过程中，强化日台一体的认同，化解统治的矛盾，并在隔年开办台湾的地方选举。但愿汶川的灾难成为社会进步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