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与辩论;以学心听以公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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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当复旦四位青年才俊在新加坡英姿飒爽、慷慨陈词的时候，我正是蜗居于某一江南小镇的大四学生。谢雷华女士温文尔雅、气度不凡的一席评论，方使我明白辩论原有其高深莫测、妙趣横生之处，与我本来那种辩论即是强词夺理、声嘶力竭、面红耳赤的设想相去甚远。然而，我丝毫没有半点将来也能在新加坡小试锋芒的梦想，只是不住地望着《半月谈》封面上王沪宁先生那张面着阳光的笑脸，暗下决心：两年后要成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学生。
于是，1993年“一不小心”插进复旦辩论队的行列，进而远征新加坡，朦朦胧胧地被授予了“最佳辩论员”的殊荣。在回答星洲敬业无比的记者提问时曾多次语塞。因为我至今仍没弄懂究竟为什么把这份荣誉给了我。绝不是过分谦虚之词，姜丰的亲切温文、季翔的睿智严谨、严嘉的机敏幽默都是我无法比拟的。电视播映时间安排严格，超时即被“咔嚓”，授奖仪式不能拖沓；我是四辩，距领奖台最近，评委可能为了表达对导播的充分体谅，就……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的：辩论场上每一个队员的出色表现都是辩论队内外集体智慧的结晶。
据说自人类有语言之始便有了辩论。确实，人是社会的动物，走东或是向西、吃茄子还是啃辣椒，都得辩论一番才有结论。
人类有语言固然可以自傲于动物界，但语言衍生出的辩论极易引发综合病症，大约是第一个产生语言的部落始料不及的，就像会功夫的人从来不会想到，人类多少非正常死亡的惨烈皆出自武门侠客。而辩论如固无际的大海，不同时空的人们前赴后继地演绎其中“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的历史，有始无终、绵延不绝。惯于言辩、笔辩的黑格尔对人生的许多尴尬的游戏尤为豁达。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便被尽归于这一简单的逻辑程式之中，更何况“辩论”两字呢？大到老美参众两院铿锵有力的辩论，小到菜市场一分一厘争议，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又离得开辩论这出戏呢？
辩论本身有如此这般的是是非非。古往今来，对能言善辩的评议更是莫衷一是。能言善辩者的另几种形容词句就是巧言令色、巧舌如簧、嘴尖皮厚等，从“鲜矣仁”、“颜之厚”到“腹中空”都是能言善辩者漫画肖像。至于其背后为人所指为“耍嘴皮子的、会吹牛的、……”更是司空见惯。的确，能言善辩者如杜维明先生所说不能离开“仁厚”这一核心。否则，犀利的辞锋、华丽的言词失去理趣就只能是徒然的浮华语句的堆砌，宛如一幅抽象装饰拼贴画，只能迷人眼目却没有多少实际内涵。以理据持辩，以平和的心态说理是真正辩道所倡之原则。《史记》有言，“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晏子、管仲又何尝不是以其卓越的辩才，成功辅佐其王成就霸业呢？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孔子、孟子、朱熹又有谁不是以其卓越的辩才而载入历史的典册？可见能言善辩之于个人、社会、国家之重要。
辩论出输赢决不是辩论本身的宗旨。魏徵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辩论的目的恐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近真理的线路罢了。故能言善辩者，应以求真、求善、求美为己任。这也是举办大专辩论会的意义之一。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人来说辩论意义可能远不在形式上的这些，经济谈判、法庭申辩、公关辞令都与辩论息息相关。据此，尽管善言辩者饱经风吹雨打、历经伤悲苦痛，仍有众人对辩道趋之若鹜、跃跃欲试跻身辩伍之中，大专辩论会也不至于后继乏人。在此，我们满心希望健康、纯真、理性的辩论之花能够盛开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有语言就有辩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辩论员。在此意义上谈辩论是无法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世上最说明不了的不是貌似博大精深的问题，而是最平淡的日常事件。这里主要是基于自身参加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所思所感，依据新加坡举办的数届大专辩论会的基本规则与大家共同商讨有关辩论的一些事宜。
我正式参与所谓严肃认真、正规类型的辩论只有不到四个月的历史。起初的动机不是来自多么宏大的志向，只是为了报答系领导和同学们热情洋溢的推举。初上辩论场，就仿佛是柬埔寨泥沼地赶鸭的农夫面对各位久经辩论场的刘易斯。那时的心情紧张得如死寂一般，这莫非是大凡处于绝路、大势已去的人都有一份貌似冷静的姿态？承蒙上天开恩，允我如段誉般稀里糊涂过关斩将、成为复旦辩论队一名正式队员。校园小报上将我那个灵魂出窍的木然，美称为“从容”，曾几次让我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一形容温柔的傀儡。熟悉我的朋友适时对我响起警告：当心瓶子里的水晃光！也是，我自稍有觉醒于作戏之中，开始从每次都希望辩论早些结束的心态里看到自身知识修养的苍白与贫乏。如此下去，只怕那个美丽的“从容”很快就会变成滑稽的“充聋”了。
十几年沉溺于象牙塔书香氛围里面，自觉肚子里的墨水如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大江大河。有衬衫挂笔处一片片青蓝为证。实际，一切据以自傲的知识库存，如已经风化的土坯，一经反驳便支离破硅、尘土飞扬。语言似闸，知识似水。话语越多就越显知识的贫乏。孔子不断告诫君子“讷言敏行”也不无道理。圣人的知识在那个时代因客观条件所限本来就不多，而大到国际战争，小到夫妻吵架都要为数不多的几个圣人去解决。知识用完了、无以补充的，“讷言敏行”就更为重要。现在不同，印刷业出奇发达，信息传播迅速，又有知识爆炸之势，况且辩论之时，开口是金，沉默是土。知识必经受一次次磨练。悟空受炼成器，事先需承受大山的重压，何况如我般的下品凡人呢？
文化历史学者朱维铮教授在对我们的知识观察把脉之后，处方上赫然跃出两字：恶补！英雄所见略同，政治学教授王沪宁先生对我们的思想稍做听诊，二话没说，径直率我们进入图书馆，尝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滋味。每当我沾沾自喜于方才流出的名言佳句时，年轻的哲学教授，我们的俞吾金教练不失时机顺口引经据典直指我引证不当之处，反应之快，引证之准确，古今之贯通，每每令在座的各位辩手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身教重于言教。见识了知识渊博之“庐山真面目”，青年人难免的血性与自尊促我暗下决心，要以练习瑜伽的那种耐性和长性在知识的海洋中风雨飘摇一番。不料，作为青年学者的顾问与教练为我们开出的第一道知识快餐竟是四书五经。试想一下，杰克逊的摇滚还在耳边缭绕却要即刻转听大秦古音会有怎样的心情？这就如同少年听戏，事先就有油然而生的倦意，我称之为思想过敏。在过敏中求耐性与长性几乎成为不可能。在我搔首皱眉之际，反观周围几位伙伴已是尚未开卷却满腹经纶，一触四书有如迷途于沙漠里的牧师发现一本圣经一样欢声雀跃，我立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借此探一探杜维明、刘述先是如何用现代人纤纤之手触动中华文化的键盘，将花果飘零奏成一阳来复，进而响成新的春天的。此时，对知识的欲求似乎已超出辩论输赢之功利需要。这一难得勃然升华之感不失时机地转成催我钻入文化典籍的兴奋剂。虽说人生业已二十多个春秋，心智却仍幼稚，自己的观点见解极易为名人雅士所动，故大谈之乎者也。孔孟之道同时也念念不忘身旁摆上几本萨特与福柯的文章，以求在古今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学识的中庸绝非由老成练达所铸，是恐为他人左右的堡垒，知识脆弱的屏障。
久而久之，终究也学会了一点中西纵横比较参照，古今上下贯通串联的方法。“唯手熟尔”是卖油老翁谦虚之词，辩论场上的论点应对，引证反驳，词锋相接要做到总体上处于从容自如的境地，在人眼中也算是无他，唯眼熟尔、唯耳熟尔、或唯嘴熟尔！孰不知一个“熟”字该是由多少辛苦酿成！孟子云：“人之有德慧求知者，恒存乎病疾”。
训练场毕竟只是世界小小的一角，推广至社会、国家、国际的空间，人类智慧与文明的提升发展不正是知识的竞争与撞击的结果吗？适者生存在现代社会中不再体现为用坚强的体魄与寒冷、巨兽、顽石作抗争，而是用智商与知识同外界恶劣的环境作搏斗。丹尼尔的科学技术决定论，托夫勒的信息独霸论，王沪宁先生的智商优势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辩论场不是一般的人际交往场。思想、智慧的撞击与反弹尤为直接、激烈。当对方陈词中所蕴含的种种观点、原理、逻辑推导如排山倒海般向你倾来的时候，当然你可以不理不睬自说自话，此种对对方的攻击毫无反应的做法只能算是下品的辩论技巧。真正果敢勇猛、准确、犀利的应对，才能博得评委的青睐，奠定胜局的基础。他谈甲对乙的决定作用，你必谈乙对甲的反作用；他谈孔子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你必反诘孔子不也曾如痴如醉欣赏南子的美貌吗；他言康德的善良意志，你必云康德对人之恶性、自私性的肯定；他搬韦政通，你必抬杜维明……对方陈词中的观点、立论、逻辑事先皆在暗处，场上不及一秒的反应时间是谈不上同辩友耳语商榷，或做什么翻书看笔记的把戏的。若不是平时知识积累具一定规模，辩论队员必将会在场上王顾左右而言它，甚至到一时语塞、不知所云的境地。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固然有自命清高的酸味与等级观念的腐气，但辩论立场的依据确不能来自街头巷尾的鸡毛蒜皮之琐谈，或是江湖艺人之谐语，而应出自大家巨匠之鸿篇巨论之中，固要求辩论员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功底，也就是个个要是青年才俊。既是才俊则必也是孔子之“中人以上”者。参加辩论赛的各路辩手大多具有任对方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之侃侃引证，自己持机滔滔不绝上下纵横，本末源流作反驳的本领，真可谓是任你如何“语上”，我也能接“上语”。辩论赛实际上是知识的较量，来不得半点马虎。如有不慎，犯了将奥古斯丁等同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错误，将自己归依到“中人以下”，任对方恣意拥“语上”之态做反驳，其结果可想而知：非但轻松地成为输家，且过于潇洒地成为贻笑大方的楷模。
心理素质的好坏是运动竞技取胜的重要一环。辩论场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辩论取胜的关键。运动场上心理冷静平稳可只管你沉默地如风驰电掣的奔跑就成。辩论场上的心理冷静平稳绝对不是要求你沉默不语，实践“沉默就是最好的反驳”的格言，而是要求你冷静平稳地调动以往的知识资源做有效的回应。“知识就是力量”，则是辩论场遵循的重要原则。说到底，辩论场上心理素质的好坏取决于知识修养的多少。
辩论场上心理素质好坏不仅体现在刀来剑往的应对上，且体现在唇枪舌剑的反驳中队员的风度气质上。凡在必分输赢的场合，总能看到因赛场争雄，同窗好友一夜之间顿成路人的事例。辩论赛有胜方、败方之分，冠亚军之物质奖励也颇为悬殊，其间火药味不会不浓，但辩论赛毕竟必须贯穿以辩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境界。常言道：“说时容易，做时难”。倘若对方引证一个几乎可置你方立场于死地的观点，你又想不出妙招挡架，便极可能以为对方丝毫情面不讲，从而自己血压升高，语速加快，苛刻挖苦之辞鱼贯而出，原先那个绅士淑女派头荡然无存，落入了谩骂、无端攻击的窘境。反之，当时若能及时调动知识底蕴，行以毒攻毒之招，用避实就虚之计，言词自然可入情入理。将成稳大度、从容不迫之风度气质昭然于众，必令评委和观众赏心悦目。言之以理，晓之以情，驳之有度，辩之有节才是真正辩论之道，否则辩论与街头巷尾的吵架叫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组队辩论不但要求每个队员才高过人，更要求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一个人的文化知识底蕴不可能在短期里为其他队员所了解，其深浅厚薄队员之间只能略知一二。辩论场上你来我往的应答不能单靠个别人独领风骚，得靠四人集体智慧联合出击。一辩谈伯夷、叔齐在饥寒交迫之时仍恪守道德，不失高风亮节之君子风度。二辩便要有伯夷、叔齐曾是王子贵族的知识准备，以防对方攻击。二辩谈孟子也有“形色、天性也”的思想，三辩必即刻反应到孟子是即心说性，荀子是即生说性，两者说性之始发不同，以防对方找岔。三辩巧将“争则乱，乱则穷”改为“争则乱，乱则饱”以归谬对方立论的逻辑。四辩必准备应接出“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饱”之三辩欲置对方立场于死地的潜词。若没有知识结构与内涵的相互配合、对应，他说康德超验的善良意志，你云良知的经验体会；他论恶的进步意义，你谈善的社会历史性……结果，辩论场上展开辩论的不是正反两方，而是矛盾百出的自己。祸起萧墙，矛盾既出，即使你欲竭力弥补，无奈对方并非酒囊饭袋，早就针对你方矛盾穷追猛打，最终只能痛尝败果。
由于辩论赛正反两方命题都已给定，相互之间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双方的智慧与机敏就体现在确立立场、组织反驳的战术策略之上。如高考前老师绞尽脑汁猜题一般。双方赛前必费尽心思揣度对方可能摆出的招式与机巧，组织反攻的弹药，准备一些维护自方立场的独门暗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辩题涉面辽阔，经济、文化、哲学、传媒、环保、医药、法律等等无所不包，且又是世人关注的焦点，有些辩题可谓是既白了孔子也老了康德，至今仍尚无定论。因此，可供双方参考的观点可谓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纵使赛前相互之间有千千万万个估计也难保全面。这样，辩论场上如何了解对方所持的理据至关重要。“以学心听”是辩论队员应有的基本素质。辩论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场争夺桂冠的比赛，输赢得失远胜于四位辩手的切身利益，牵涉到所代表学校的荣誉，更何况是区际、乃至国际的大型辩论会，其关联的方方面面就远不止上述了。辩论队员担负的压力不可谓小，又是倍具血性的青年，一俟辩论场上风雨突变，难免情绪激昂，以感情统摄思维与辞令，从而犯下辩论之大忌：冲动与急躁。荀子之“以学心听”言即要以探讨学习的心境去听。对方虽说与自己共为华族，但毕竟所处的文化环境与自己大相径庭，其观点有中西合璧之妙处，有的或许是自己闻所未闻，虽光怪陆离，却又不失理趣的理论。假使让自己开始就处于以“攻”心听的状态，以绝对斗争性的姿态相对立，必导致心情过于紧张、脑力失调、语言的子弹多却乱飞，反而无法击中要害。“以学心听”要求辩论队员以较为宽厚、平和的心态去聆听对方的论证，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对方陈词中何为直持了当的理喻，何为弦外之音、机巧之设，又何为核心概念，何为逻辑线路……在充分了解对方观点之后，才可将其观点与我方的立场参照比较，听听是否有可供我方用来转换立场的方面、是否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是否有可将其逻辑推导演绎出荒谬结论之所在，甚至弄清其长处如何，以利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以上决非是以一种非常焦虑的心态去听所能成就的。待对方言毕，心明耳聪的结果便是你的言辞犀利而不刻薄、反驳有利而不强词夺理、申辩圆满而不偏狭、攻击勇猛准确而不漫无边际……从而让辩论场真正成为一种“真理的探讨”、“智慧的交流”、“感情的交融”之文化交流场。
言辞表达、思维方式、逻辑路线是辩论之中特别重要的三个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有其不同特点。有的重定量、重事实、重罗列各家观点，有的重定性、重哲理、重独家之说；有的语句深长、意喻复杂，有的简短明了，中心突出；有的持单线决定论，有的持多元发展观；有的抽象深奥，有的平实质朴……总之，各自充分体现以所处的文化背景为依托而展开的辩论风格。尽管风格各异，但各有各的长处。输赢得失并不意味着在风格上有优劣之分。作为代表中国大陆大学出战，辩论队自然要体现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辩论风格。提及中华文化，难免有人会问：在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社会，以中华文化这一“粗糙”的历史“陈迹”去应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为依托的表达方式，岂不相形见绌？其实不然，操华语辩论本身就无法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华语的结构之丰富、表意之精妙、节奏之优美是其它语言不能比拟的。将语言形式作欧化的转换，无疑是重蹈东施效颦之覆辙，复演若真葬花之笑剧。中华文化培育成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与逻辑线路在塑造民族性格、培养社会心理、规定价值取向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无外乎有这几个特点：整体性思维，对待性思维，辩证性思维，意向性思维，历史性思维，直觉性思维等，而这些思维特点对辩论队员在变幻莫测的辩论场上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大有益处。从几场中国大陆学生参与比赛的辩辞中看，中国学生都能本着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关切，以对对方立场真理性因素的宽容襟怀，以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以恰到好处深入浅出的比附，以对大历史演绎的观照，以简洁自然的喻意来建构自己的立场，申辩自己的观点，赢得大多数评委与观众的认同。唐诗、宋词是中华文化之瑰宝，适当用其来表达相当严谨复杂的理论问题有着独特的妙处，非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更有其意境悠长、耐人寻味之美感，其趣其妙不是其它形式所能代替的。
辩论赛不只是辩论队员之间的辩论活动，而是集辩论员、评委、观众于一体的综合行为。辩论赛不同于专业评定职称的答辩，专业性强，高度抽象，且需辅助于各种图表图象来加以说明。辩论赛是借助辩论员娴熟的语言技巧将自身立场、观点充分展示的比赛，它更多的显要在现场来激发评委、观众对某个论点与事实的直觉与联想，以求他们对某个立场的了解，。因辩题涉及面极广，不可能每个评委或观众对某个辩题有其专业性的见解，需要辩论队员一方面要引证各家学者高度抽象严谨的理论证明逻辑过程；另一方面要求辩论队员能够化繁芜为简明，变抽象为具体，以清楚明了的历史事实或日常行为等来阐明原理与观点。古语云：“谈中知真味，常里知识奇。”辩论表达的语言主要不是诉诸专家，而是诉之于评委与观众。尽管可能两队队员都是学富五车，言必称希腊、罗马，语必出老庄、马克思，势必令四周笼罩灰蒙蒙之理论氛围，多数观点及其论证博大精深，却晦涩难懂，曲高和寡，评委与观众木然观赏，即便是有几个附庸风雅者偶发掌声，也难免其音寥落。最终场上队员也因缺乏相应气氛烘托，盛气转为泄气。辩论赛的观众逃之夭夭，不敢附合，辩论赛的命运也算是到了尽头。为此，辩论评判有语言表达和幽默感这两个重要栏目，皆在于让辩论会不仅要展示各路健儿智慧之美，也要让辩论会成为社会上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辩论会表达形式如何、幽默感如何将决定辩论会未来发展的命运。幽默似乎是西方人的专利。其实，孔老夫子就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师，其一言一语免不了有贯穿历史的沉重感。然而其自身矛盾的种种生活举动则让你忍俊不禁。其实，中国人缺乏的不是幽默，而是没有将幽默作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而已。幽默是可以培养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及至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因各种原因做出令人捧腹的事儿，关键要培养发现幽默眼的才能。通常我们不难发现，我们一以贯之的生活常识与逻辑往往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稍稍利用理论与逻辑的力量就可归结出一种荒谬绝伦的结论。辩论也是如此。辩论中双方为了深入浅出说明自身的观点，必采用大量的类比、比喻来解释并攻击对方论点，这极可能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因为所采用的类比与比喻本身较难做到严密与精确。被攻击一方稍加处理便会反驳出一个高人一筹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高招来。所以，辩论场上幽默的运用从来就不是说出去引起评委与观众开怀大笑就了之的事，大多要瞻前顾后，三思而言之。
辩论不应是导致争斗的序曲，而应是逼近真理的前奏。在多元文化、多元社会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社会巨变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如潮水般蜂拥而至，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从来就是人类发展的屏障。“以公心辩”，便要求人们有为真知而申辩、而理论的情怀。对事物的认知尽管因地理环境、思维方式、生活形式不同而有所不同，一旦人类能够通过各种符号系统进行信息互换，那就预示着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对话的存在意味着辩论的必然。真知从来就没有打上肤色、语言、国别的烙印。可以说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思考，尽管各自角度不同，立场有异，观点有别，但不失有真理性的因素。民族的未来在于能够走向世界，世界的未来在于能够了解民族。
“以公心辩”则是要充分地调动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与理性的宝贵资源，澄清人类对自身、对外界的茫然与混沌，让人类真正实现苏格拉底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那个绮丽的梦想——认识你自己！
这正是辩论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