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家庭演讲为了这句话我愿与他厮守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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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当年的一句话，可谓惊天动地，至今让我感慨万千。想当年就是这句话，让我不顾一切地与他私奔，在冰天雪地的北国边陲小村度过了人生之中最宝贵的青春时光。
一九七零年，十六岁的我受父亲的株连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是九月上旬，一个阳光很淡的清晨，学校的操场上人声鼎沸，来接知青的生产队的马车，一溜溜地停在校园里。妈妈来送我，千叮咛，万嘱咐仍不放心，一直追着马车使出校园，奔上公路。妈妈奔跑着，努力地追赶着。上了公路，马车加速，妈妈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身影越来越小，我坐在马车上紧紧盯着妈妈的身影，直到看不见，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躺下来，我哽噎着，不敢大声地哭，深怕同车的直贫下中农听见，压抑的哽咽让我喘不上来气，心里翻腾的酸涩直往上涌，实在忍不住哇地一下吐出来，多日来的屈辱，不解和无奈在脑海中翻腾，犹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
先前，我还是一个被学校老师同学青睐的学生干部，在经历了
几翻分配政审大战后，被无情地抛出来，抛到了可教育好子女行列。我的名字，一批批地从分配名单中被划下掉，原创：父亲找到学校，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最后气愤地说：“如果知道自己能株连子女，不如当初在战场上被敌人枪子打死”。
我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是什么罪，只知道，父亲是孤儿。一九四五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冀热辽军区前方绷带所任所长，随军作战，在一次突围中中弹被俘入狱。在狱中仍以治病为掩护，救过许多战友，解放以后参加铁路部门工作，亲手创立了铁路卫生防疫站，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支前大队长，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在肃反运动中党做出公正的结论，父亲被保送到广东光华医学院学习，那会儿，在我们住的大院里，人人都羡慕父亲。从我记事起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
然而，突然有一天，家里的一切都变了。父亲丢了工作，我们离开了那个大院，开始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在那段日子里，是妈妈帮助父亲度过难关，把绝望的父亲从死神那里拉回来，那样的日子让我们懂事听话，姐弟四人学习努力刻苦，在学校没有因为家庭变故受到影响和歧视，相反由于我们学习优秀，学校还为申请免费上学。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特别是我初中毕业等待安排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人与人是不同的，不同的根本在出身。一个好学生首先是出身好。
一九七零年大革命中的城市急需知识青年充实各行各业建设，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岁月里，我们这届毕业生是幸运的，我们中将有部分人留城工作。但前提必须是出身好，根红苗壮的学生。余下的人继续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在教育。不幸的是我成了小部分的一员，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无法承受，没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今后怎么办前途是什么？心中的一切美好梦想，一夜之间被撕得粉碎，更不能让人释然的，我的命运远不如六八届，六八届是全员的无条件的没有选择的下乡，而我是被社会淘汰出局的，那么就意味着今后无论怎样努力都永无翻身之地，只能任其命运的摆布。当老师告诉我让我带头下乡时，我哭了三天，痛哭中妈妈不停地劝我，父亲沮丧地抱着头。看看家中的困境，我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下乡就下乡！路是人走的。于是，我擦干眼泪，收拾行装，踏上了广阔天地慢慢征程。
从那以后，在无际的田野里，在丰收的场院中，我起早贪黑拼命干活，让滚动的汗水冲刷那刻骨的伤痛，尽管我不願想它，努力想忘掉这一切，可是夜幕低垂的夜晚，躺在青年点的土炕上，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出现，我和别人差在那儿？辗转反侧中我把自己打入另类。从此我自卑，消沉，心如一潭死水。为此，我不敢写入团申请，不敢靠近组织，不敢泄漏家中的秘密，面对天高云淡的广漠大地，我时时提醒自己：你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于今后的招工，升学，参军，提干想都别想，千万别想。
然而，想都没想的事却发生了，而且是那样的惊心动魄！
刚下乡那会儿，大队青年点还没建好，知青们分住在小队的社员家，后来建好后，我们从社员家里搬出，进了新家。大队为了便于管理，提名选出一名青年点点长，组织知青业余生活和学习，大家选出的点长是抚顺知青，六八届的比我们早来两年。选举前大队书记简单介绍了他个人情况：他是抚顺铁路老工人的儿子，根红苗壮，正宗的红五类。下乡后，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表现出色，在暴风鱼袭击的关键时刻带领知青跳进齐腰深的又脏又臭的牛圈里抢救被水淹没的小牛犊，保住了集体财产。他们的先进事迹被贫下中农广为传送，在年终县里召开的知识青年先进事迹表彰大会上，他代表知青上台讲用，迎来台上台下一片热烈掌声，私底下我知道他是抚顺女知青心中的白马王子，是女知青谈论关注的对象，所以他人缘很好，一选就中。
我们新建的知青点共七大间，一字排开在大队部后面的空地上。东边三间是男知青宿舍，西边三间住女生，中间是厨房，劳动归来，厨房是通向男女宿舍的通道。搬进新点不久，大队成立了由知青组成的创业队，开赴荒山。挖坑种树，修机耕路，平路边壕沟。每天，当太阳刚越出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已经扛着锹稿出发了，男女青年在一起劳动是快乐的，虽然手上打了血泡，累得腰酸背痛，可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我们唱歌说笑，时间飞快地过去。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栽的小树全都泛绿了，我们也在劳动中增加了友谊和团结，这期间我对他也有了进一步耳闻，知道他在学校就是一个好学生，不仅学习好，字也写的很好，是抚顺市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多次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武斗开始后他从红卫兵总部消失，被父母送到河北老家，当过游击队长的姥爷把他牢牢地保护起来，直到上山下乡运动才回来。无意中听到这些让我对他又平添几分好感。他，个不高，长得很帅，待人和气，对比他小的我们锦州知青像个大哥哥，干活中很关照，尽量帮我，当创业队结束，我们又回到各自生产小队，我相信自己伪装得很好，虽然我是有问题子女，可具体是什么，生产队不清楚，社员不清楚，知青更不清楚。所以，我仍是锦州的头，大队成立文艺宣传队我也有幸参加，表面上我唱歌，跳舞，写通讯报导，但人前背后，我一直告诫自己：要虚心别张扬，别出头，别引火烧身。
这样的日子，一晃我下乡已经三个年头，这年春节，上级号召知青扎根农村闹革命过革命化春节，进一步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可大部知青还要回城，最后大队决定，留下四人响应号召。他是点长，义不容辞，他的好友王主动留下陪他。女生两名，我是锦州的头，自然落在我头上，我的同班“死党”乐意陪我。原创：两男两女符合留守条件。
说实话，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回没回家过年，心里甭提多想家，家虽然变了，可由亲人，只有在亲人面前我才是个孩子，我才不用伪装，才感痛痛快快地哭才敢把憋在心里的苦倒出来，才敢探讨今后的人生。大年三十，我就是再想家，也万万不敢说，更不敢有所表示，所以我压抑自己，让自己根平常一样，可话却少了，人蔫了，没精打彩的。他很细心看出我异样想办法逗我们乐，不知从那儿弄来一副扑克，四个人打升级，每次他们男生都输得一踏糊涂，脸上贴满了纸条，我和“死党”乐得前仰后合。笑够了，躺在长长的土炕上。听着“死党”入睡的鼾声，眼睛直直地望着屋顶，心里默数着：一，二三四。
第二天，我早早爬起来奔到生产队喂猪，天亮的时候，我已经挑了十六担水，擦好了三十多头猪的猪食，看着猪儿欢快地挤在一起抢食吃，心里酸酸的。喂完猪，收拾停当，我已经饿得迈不动步子，心里空空的，眼茫茫的，疲惫地朝知青点走。
知青都会家了，七间大房子孤零零地立在原野上。我走进厨房，厨房里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少了碗筷的碰撞，他们三人也不知去那儿了。我掀起特大的锅盖，里面居然热着两个热气腾腾的馒头和一大海碗酸菜炖粉条。天啊！真是过年了！哪儿来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已经饿得昏了，管他呢，先吃了在说，稀哩呼噜一阵风卷残云，两个馒头，一大碗酸菜粉被我吃个精光，意散阑珊，我用眼角环视厨房，还想找点什么，吃的没找到看见押在饭盆变得纸条：“萍，新年快乐，我们仨去队里，回来有事谈”。漂亮的钢笔字在我眼前跳跃，落款是什么，我没看，一个“谈”字吓住了我。和我谈？谈什么？代表青年点，还是大队？敏感的神经立刻让我警觉起来，像一条条绳索把自己紧紧地捆绑起来。谈，我最怕谈话，在学校老师一次次地找自己谈，一次次地告诉我别灰心还有下一批，最后一次谈，老师：“你带头下乡吧”。在家里，街道组织的小脚老太太，天天坐在炕头上，一遍遍找父母谈：阻止子女下乡就要专政你，把你们全家都遣送去。谈话，可怕的谈话，我不要谈。这一天，我一直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除了中午晚上去队里喂猪，其它时间都在琢麽谈话的内容，怎样应对。
傍晚，天下起大雪，洁白的雪花在夜幕中飞舞，像节日的礼花飘飘洒洒落下来。黑夜中远远传来炮竹声，人欢狗吠，此起比伏。我站在厨房的门口朝村里张望。天地间朦朦胧胧连成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只有那闪动的万家灯火，让人想起城市的路灯。
我的“死党”和他的同僚在男宿舍玩牌，笑着闹着，我无心加入，呆呆地望着天空：这么晚了，他还没回来，一定是住在社员家了。我心里暗暗庆幸免谈了，真好。我稍稍松口气，踱回屋里，就在这儿当，厨房的门开了，他带着一身雪花走进来，一进屋，他跺着脚，捂着耳朵：“没想到下雪，从小队到点上要翻一个小山呢”。他对我说。我没吭气，惊恐地看着他，心开始咚咚地跳起来，他笑了：“怎么，像老鼠见了锚似的，怕我吃了你”。
我低下头，红了脸，不敢看他。
“开玩笑”！他打趣地。随后话峰一转：“吃馒头了吗”？
“吃了还有酸菜粉”。我点头。
“过年了，我们队老乡送的。”
我心里“噢”了一声。
“你今天怎么了，想家了吧，别看你不说，我早看出来了，我也想家呢”。他搓着冻红的双手，在地上踱着，忽然他停止走动，停在我面前，眼睛亮亮的脸红红的，看我的眼神是热烈的。
天这，他我的心“砰”的一动。不习惯让人这么看。
下乡三年了，人长大了，懂事得多了，和社员们整天泡在一起，劳动间休，男女之事总是人们消遣打趣的话题，有些泼辣的女人还和男社员厮打在一起，围观的人，笑啊闹啊，骂啊，扯着嗓子给对方助阵，再离谱的话也能扯出来。天长日久，知青们适应了这种特殊的娱乐形式，不过知青还是文明的，早有抚顺青年谈恋爱，在夜晚的田野边，坐在草地上，听着虫儿的低鸣，很温馨，很浪漫，原创：回来的时候脸上写满幸福。我没经历过，更没想过，丝毫没有这方面思想准备，但是，女性的直觉让我猜到了谈话的内容。
这是不可触摸的禁地，比那可怕的政治更让我惊慌失措，一时间，我像待逃的刺猬，竖起了根根芒刺。
“我喜欢你”。他目光变得温柔。
“不”！
“为什么”？
“你不了解我”。
“我了解，从你一踏进青年点，我就了解”。
“不，你不了解，我父亲有问题，我是可教育好子女，我早就被社会淘汰了，在辈子别想再回城，谁挨上我都会倒霉，招工，升学参军，提干都要受影响，你愿意永远呆在？你的前途呢笑话”。我，连珠炮一样对他轰过去，卸下伪装的我像一个斗士。
“听着，看着我的眼睛，我不是一时冲动，只要你愿意，我愿一辈子守着你”
是承诺，是誓言，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足可以让人义无反顾。
而后，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他带我出走。一九七四年，我不顾一切地随他私奔，来到北国边陲小村，投奔他在那里的首批开发燕窝岛转业军官的舅舅。在他舅舅的安排下，度过了六年艰苦幸福的“逃亡”生活。期间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直到父亲落实政策后的一九八零年，我们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活回到阔别太久的城市。
回城后，我们俩同甘共苦，努力把两个儿子送进大学校门，我也通过了全国自学考试，取得大专学历，还入了党，日子虽然清贫却也温馨幸福，为了这句话，我感谢他，依靠他，感恩也好，相爱也罢，三十年的风雨守候，我愿永远与他厮守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