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地征用后农民的心理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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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其系巨大。正如多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在新的历史时期，失地农民，其生产、生活乃至心理状况越来越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为此，探究失地农民社会心理以找到解决失地农民心理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法，意义重大。

一、研究失地农民社会心理的社会背景

我国的失地农民是我国在由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城市化发展的产物。因而，失地农民社会心理也是整个宏观社会转变环境下的社会人心理的一个缩影。研究失地农民社会心理，起因于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

土地，不仅仅是一项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基本资料，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已经不仅是农民个体风险问题，更是一个深刻影响改革发展大局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农民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的主要贡献者，也应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中的受益者。深入了解和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其社会心理问题，情系失地农民，调动他们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既有利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又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理论探究

笔者通过对众多失地农民的留心观察，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发现当今失地农民心理问题主要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聚群行为——蝴蝶效应

这里之所以提及蝴蝶效应，重在强调在实际征地工作中百姓行为存在严重的聚众特征。就拿社会广泛关注的上访现象来说，失地农民之所以上访我们不排除这些上访者中确有许多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侵害，理应上访。但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无理上访”，更有甚者是“聚群”无理上访。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别失地农民有意引诱、煽动与事件本身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参与其上访活动，肆意用金钱等拉拢，“你跟着我上访，我就给你钱”，旨在造成聚群效应进而给基层政府施压。在参与上访的人员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大众心态：“反正是聚群上访，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多大妨碍，那我还是参与上访吧，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份‘参与上访’钱”（或称“误工补贴费”）。殊不知，正是这种盲从心理和“随大流”行为纵容了“贿访”行为的发生和“无理上访”事件的泛滥。

（二）“拉后腿”——木桶效应

一只木桶，里面可以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板。这就是著名的“木桶效应”。而在现今土地征用过程中，部分农民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誓以一己‘不愿’之力拉众人前进之步伐”。

认识是行为的先导，观念是实践的指南。在农村，尤其是在土地征用过程当中，个别人存在严重的误区，认为“土地是我的，我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只要我不卖，这次征地你们就不能进行下去”，如果土地征用补偿不合理，我们理应不“卖”，但如果在一次征地中共涉及10户农户，9户都愿意出让，而唯一有1户不愿意出让，该如何？总不能让这户与其他9户的补偿标准不一样吧？而如果一旦不一样，就会出现其他新的问题了（例如，其他9户可能也都不愿意出让了，导致恶性循环）。况且，既然9户都愿意出让，说明土地征用补偿相当合理。

征地难，难在何处？如果众多农户都不愿意出让，那就不能征地，征地工作不开展就不存在“难”之说。而难就难在明知大多数农户乐意出让，征地可以进行，征地工作已开展，但却摆脱不少数人的无理取闹。大多数农民理解因城市化需要征地，只要当地政府按照国家要求给予合理补偿，其实是很配合的。但就难在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肆意煽动，而即使是补偿合理，也以“补偿不合理”鼓动大家。

三、失地农民社会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当今，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很多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失去了饭碗。加之当前的就业形势——大批下岗工人处于待业中，很多手持大学文凭的大学生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更何况没有什么技能的村民们。此外，由于受年龄、文化、体力、技能等条件的限制，很难实现再就业，而是立即成为“务农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群体，由此出现“难就业、难创业、难保障、难发展”的“四难”窘状。单纯的依赖土地补偿金，只能解决近忧，难以维系农民长远的安生立命的需要，随着时间的消逝，农民对于补偿金的过度、过快的不合理使用，补偿金很快就花费殆尽，生活即入困境，形成新的贫困、弱势群体。农民担心工作无着落，社保无份，后顾之忧的出现直接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

笔者认为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中国最弱势、最缺乏保障、最边缘化的群体，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不安定因素，如何帮助解决和处理好失地农民社会心理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解决失地农民心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解决失地农民社会心理问题应主要从失地农民自身和基层社区党员干部两方面着手，究其原因，一面心理问题携带者，另一面是具体征地工作的实际操作者。

（一）失地农民自身的调节

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表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实际上，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离不开自我的心理调节。人只有依据外在环境的要求，有目的地、合理而有效地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才能真正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因此，被征地农民在走向市民化的过程中，其心理自我调节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基层社区党员干部的疏通引导

基层社区党员干部一方面作为党在农村最直接的实践者、宣传者，是党的政策在农村得以实施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基层社区党员干部又是联系上级政府与广大群众的纽带，与失地农民的联系最为直接、密切，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情系农民，实属必然；再者，长期以来，基层社区党员干部作为农村管理的重要力量，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实属宝贵，有些经验的取得，甚至也是以血和泪的付出为代价的，不是农村工作的具体实践操作者，更不会有切身的体会。

当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容易，当一名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基层农村干部更是不容易。因为，这些基层社区党员干部面对的是一个个具有自己鲜明的独特的思想的农民，而要耐心地讲说，用心良苦，有时候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甚至会适得其反。但正因如此，才更迫切需要我们的基层社区党员干部去疏通、去引导。

五、结束语

时代毕竟是不会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而，促进被征地农民顺利完成市民化道路，情系失地农民之心理，切实帮助失地农民完成其社会心理的转化，让失地农民共享城市化发展的成果，进而加快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步伐，现实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