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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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研报告

编者按：重庆开县麻柳乡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短短几年中，创造出了“八步工作法”，形成了“麻柳经验”，做到了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实现了由“管压型”向“服务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从而使麻柳乡由乱到治，政通人和，连续5年零上访。为解读“麻柳现象”，国家行政学院、重庆市委组织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的有关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于新年伊始，共赴开县麻柳，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表明，“麻柳经验”具有方向性意义，值得借鉴、推广。

由“不和谐”到“和谐”的麻柳乡

“九沟十梁四面坡，沟深坡陡悬崖多，往上望得草帽落，往下看得打哆嗦。”说的是大山深处的重庆开县麻柳乡，它与四川省宣汉县接壤，距县城66公里，是国家贫困县的特困乡。该乡交通不便，饮水困难，信息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是开县位置最偏远、经济最贫穷的乡之一。

5年前，由于多种原因，麻柳乡的群众普遍滋生不满情绪，散（心散）———怨（怨气）———乱（非理性行为）现象弥漫民间。村民们认为乡政府只收钱，不办实事。于是上访、打干部、砸烂干部摩托车的事时有发生。1997年，全乡的农业税和统筹款只完成了60％，完成20％以下的有6个村。特别是1998年，在集中清查追收计划生育、殡葬改革、国土、林业等罚款执法中，搞户户过关，全乡30％左右的农户遭到处罚，罚款高的农户超过千元。在当时农民人均负担达到140元左右的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罚款行为激化了矛盾。发生数百农民聚集、以铳为号、围攻乡政府的事件。县里派出警力帮助维护秩序，竟有村民相约要炸毁山沟里唯一的桥梁通道，以使警察进得去、出不来。最后，是县领导去做化解工作才解了围。乡干部脱离了险境，闷在屋内几天不出门，茶饭不思，人心难聚。

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带领全乡人民经过卧薪尝胆，艰苦创业，近5年来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党群干群关系根本好转。连续5年零上访，农村各项税费年年按时完成，群众自发地给乡党委、政府送有19面锦旗，立有两块“德政碑”。5年前，乡村干部到农民家，常常吃“闭门羹”，群众恨干部、怕干部，而现在群众盼干部、亲干部，干部下村，总是争着往家里请。兴坪村村民廖华山曾与乡政府闹过对立，2003年乡里筹资修建乡中学时，他不但捐款300元，还把自己留下来准备养老的2万元借给了政府。在给乡党委的一封信里，他写道：这2万元“我儿子修房子、买车子时我都没有借，现在借出来，和你们一起共度难关……”真可谓，党群干群鱼水情深。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边远偏僻、贫穷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的特困乡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用鹿峒村一位时年65岁的老党员李元生的话说：“以前是很难看到党委书记到农民家，现在是党群之间接上了气。”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在麻柳乡的群众座谈会上，村民们给出了答案：是“八步工作法”改善了干群关系，是“八步工作法”促进了乡村巨变。在开县、在重庆各地，人们把麻柳乡党委、政府探索出的党的基层组织践行“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的以“八步工作法”为内核的经验，称为“麻柳经验”。

“八步工作法”产生的背景

“八步工作法”是开县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为破解难题、走出困境，在实践中探索的伟大创举。而这种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多种原因交织而形成的，既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带普遍性的原因。

深刻反省，找准原因。首先是体制上的因素。如在乡级财政体制问题上，麻柳乡财政负担重，年刚性支出340多万元，而本级财政收入仅达60多万元。收入支出之间悬殊过大，财政缺口难以解决，乡政府正常工作运转存在问题，一些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难以承受。其次，政策执行上的因素。在农村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乡干部主观愿望想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出实绩，但又缺乏手段，不知怎样服好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策性计划指标，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强制性建设骨干产业基地。经济上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政治上不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事事代替农民作主，使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第三，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上的因素。不少干部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对广大群众采取“管压”式的简单行政命令和强制干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在村民面前摆架子、耍威风、好吃喝，引起农民反感。第四，教育引导不到位的因素。不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教育引领群众的工作，导致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理解，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基层干部。

重树形象，寻求切入点。找准了原因，弄清了症结，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自我剖析，重树形象，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路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首先，凝聚人心，高扬旗帜。在大家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之时，麻柳乡党委书记李红彬率先提出了“头要昂起来，腰要挺起来，劲要鼓起来，正气要树起来，精神要振作起来，工作要干起来”的响亮口号。唤醒大家的党员意识、责任意识、执政意识。

其次，转变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为了打破僵局，麻柳乡党政领导班子立下了“重事业如山当好领头雁，淡名利如水甘为孺子牛”的座右铭，开展了“乡村干部进万家”活动，发放近万份征求民意表。领导干部“家访”，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以真情去融化党群、干群之间的“坚冰”，从而化解民怨。

其三，找准切入点，探索新的工作机制与体制。老办法不能用了，只有创新。麻柳乡的干部们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工作机制与体制。他们将突破口选在速办一件群众急需办又能办好的事上，那就是修建双河口大桥，取信于民。

当时，麻柳乡4个村数千名群众进出都要经过“双河口”，由于没有桥，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曾经有5个学生1个成人因过河淹死。几届班子都酝酿过修桥，但因干群不一心，迟迟没有落实。1998年12月，乡党委牵头，4个村推荐组成了“双河口大桥建设领导小组”，通过一再找技术人员规划、测设和预算，每人需集资35元。方案出台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是少数群众不愿集资；二是不少群众有顾虑，“修桥是假，干部想捞油水是真”。负责此项工程的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大为受挫，都不愿干了。面对难题，乡党委做出果断决定，调整了建桥领导小组，由建桥后直接受益的4个村各推荐1名群众代表加入领导小组，分别担任会计、出纳、保管、工程质监；干部不管钱不管账不管物，只负责组织修桥的具体事务；建桥方案交由群众讨论公决。通过这样的方式，吸纳群众也参与到决策、管理和监督中，结果95％的群众同意此方案。大桥竣工后，建桥领导小组将结余的34695.4元按每人9.4元如数退给了群众。群众说：“这9.4元，买回了我们的心啊！”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的推动。自1998年以来，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民政局牵头协调，大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快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进程。农村“一事一议”决策村务等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普遍推行，为“八步工作法”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导向。基层党的建设的创造性实践为“麻柳经验”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在“三讲”教育中，重庆市委严格落实了市级领导干部和部门联系村的制度，市里不少领导常到开县调研，体察民情，联系基层。市委组织部对口联系开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儒沛同志更是多次深入开县乡镇指导工作。2000年，重庆市委在全市开展了“以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为内容的“三转一推”活动，上万名机关干部进村入户解难事、干实事、办好事，加快了基层干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角色转换的进程。

正是由于上述时代背景与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真抓实干、艰苦奋斗、善于创新，从而创造出了以“八步工作法”为内核的“麻柳经验”。

“八步工作法”的时代内涵

“八步工作法”起源于1999年修建双河口大桥。此后，在“全乡公路建设大会战”、兴办“万人饮水工程”、新修麻柳初级中学等工作中形成、发展与完善，最终形成一种机制。它顺应时代的要求，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涵。

“八步工作法”的内容。凡涉及村级经济发展规划、村级财务预决算、村内兴办公益事业、重点项目和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都要通过八个程序，即：第一步，深入调查收集民意，弄清大多数群众希望办什么。第二步，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初步方案。第三步，宣传发动统一思想，征求群众对初步方案的意见，争取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第四步，民主讨论确定方案。多次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根据群众的意见修正完善方案，推选工程建设财务管理领导小组人选，人选中普通群众必须达到50％以上。第五步，户户签字进行公决。赞同率达到85％以上才予以实施。第六步，分解工程落实到户。第七步，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第八步，竣工结算张榜公布。工程竣工后，由群众财务管理小组清算财务，多退少补，并张榜公布，每个群众均可随时查账。

“八步工作法”的程序和要件。“八步工作法”，最基本的程序是：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全民公决、阳光作业。具体而言，深入调研就是要听取民意、讨论民意、善解民意，弄清大多数群众需要办什么，希望干部做什么；集思广益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决策方案必须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上下联动、多次反复，广泛吸取民智才形成方案；全民公决就是民主决策，大多数群众意见一致，形成公决意见书，户户签字进行公决，赞同率超过85％以上方可实施；阳光作业就是从工程开始到结束，群众全程参与，接受群众监督。对所有涉及钱物的事情都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在“全”、“真”、“常”字上做文章，确保“亮政”的全面性、真实性和经常性。

最基本的要件是：群众代表全程参加，实行民主管理；群众代表管账管物管钱，实行民主理财。

“八步工作法”的实践效果

“麻柳经验”结硕果，乡村面貌换新颜。“八步工作法”实施的短短几年来，从根本上解决了山区群众多年来的行路难、饮水难、通话难、照明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麻柳乡党委、政府敢于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善于从群众最需要的事情办起。“现在的干部大家都喜欢，把他们当成自家人。因为靠‘八步工作法’，件件事都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大碧村村民赵乐均如是说。2004年，乡党委、政府应用“八步工作法”组织群众、共谋发展，发动300余名党员带领600多个农户，投资90多万元进行结构调整，培育畜牧支持产业。目前，长毛兔已发展10万只，建立起山羊良繁场，实施滚动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民主理念得到落实，执政能力获得提高。麻柳乡党委、政府真正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和政绩观。首先实现了从“执政就是管你”向“执政就是服务”的转变，建立“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群众长期得实惠”的“八步工作法”长效工作机制，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其次，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牢固树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后，树立了重实干、求实效、创实绩的政绩观。麻柳乡党委、政府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数字工程”，而是正如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儒沛所说，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了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之中。在“全乡公路建设大会战”的第一年，平均每位乡村干部穿破了6双胶鞋，他们总结说：“农村工作没得巧，深入一线是法宝”，“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近几年，麻柳乡党委、政府运用“八步工作法”，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着力培养了干部干实事、解难事的能力，提高了干部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水平。特别是在“12·23”井喷事件和两百年一遇的“9·4”洪灾灾后理赔工作中，通过实施民主管理、分类救济的机制，严格按照实地查实、乡村干部初审、群众大会公布、张榜公示、灾民签收的程序，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灾群众的利益，保持了灾区的稳定。

实现农民当家作主，形成社会和谐氛围。麻柳乡由乱而治、由不和谐到和谐，“八步工作法”起了关键的作用，正如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镇东指出的，麻柳乡最可贵、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找到了为群众办成好事的办法———“八步工作法”，麻柳乡党委、政府通过群众的事情依靠群众自己来办，并且在办好事的过程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在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它把党委的意图和群众的意愿有机统一了起来，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人翁地位还给了农民，“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由群众说了算”。通过干部和群众商量着办事，实现了群众当家作主。特别是通过民主理财，有效地加强了民主监督的力度，“干群之间也就有了诚心”。在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方面，“八步工作法”通过全民公决，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并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形成了农民群众之间利益协调和谐的机制。如该乡非元村地势险峻，修路24.8公里，是全乡最长的村路。公路路线的走向如何，各村民小组争执不下，乡里组织共召开了7次群众大会，设定了三道方案，最后“两头赶中间，26个转盘转上山”的方案获得了所有村民的赞同，纷纷在公决书上签了字。公路竣工后，老百姓自发地立了一块德政碑：排忧解难公仆显身手，劈山斩碍人民立头功。

“麻柳经验”可以说是中国西部特困农村的农民在新世纪之初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指导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示出来。它对治国理政，对21世纪头20年这一关键时期，特别是对“矛盾凸现期”诸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它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成功而有益的借鉴。

执笔人：唐洪英魏爱云

联合调查组由国家行政学院、重庆市委组织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重庆市委党校的有关同志组成总

负责人：马儒沛

负责人：周旬、王立民、师明、刘熙瑞、贾立政

成员：洪承义、唐洪英、陈文权、张萃萍、吴建国、魏爱云、段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