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局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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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评价，一直是档案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搜索近十多年来相关的文章，数量很多，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不同的评价，或褒或贬，观点不一，但都不失客观中肯。学术研究活动是一个不断探求与发现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的过程。时至今日，建立在学科分类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群体行为，不时地对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反思与评价，就类似于个人的自我反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与协调研究群体的行为，对于学科与学术活动的健康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档案学界重视自身理论研究的评价，是一种难得的自省行为，体现着学科的自觉与学人的理性，代表着学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在此，笔者也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浅陋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是档案学理论的两个方面，两种形态的理论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共同筑就了档案学的理论体系。相应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就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大部分。不可否认，自档案学诞生以来，众多的档案学者以及档案实践工作者，辛勤耕耘，努力探索，建构了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仍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科研环境的改善，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力量投身档案学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都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成果斐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年至今。仅被收录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档案的论文就69276篇，在此期间．出版的档案学著作达四十多本，十年间，仅国家社科基金档案类项目就达二十九项。①“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我国出版档案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796篇。"②这些数据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档案学界的研究热情与投入情况，也是很多学者证明档案学理论研究繁荣与发展的依据。然而，成果的数量并不是衡量研究水平的唯一标准，质量才是关键性的因素。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数量的巨大，也许反而能向我们透露出另一种信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存在浮躁风气，理论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成绩与进步的同时，揭开成果数量众多的面纱．理性冷静地分析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学学科发展的现状。

其实，档案学界并不乏理性的分析者与评价者，当前，学界就有一些学者如胡鸿杰教授、管先海先生、宗培岭教授等都对我国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的情况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种种问题。笔者也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情况并不容乐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问题多多，呈现出的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繁荣局面。归纳起来，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学科是理论的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基于实践而产生的，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最终要指导实践，这是一个根本的法则。理论都是抽象的，都是基于现象而对事物规律与本质的总结，但有层次之分。因此，学科的理论体系一般都会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分，两者的层次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基础理论研究是对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高度的分析、概括，是普遍性、规律性的总结和归纳，而不是对实践和现象的简单描述或复制。基础理论以高度的抽象性、超前性与概括性为特点，对实践与学科的其它分支学科的发展起着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因此，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取向就在于努力超越实践与现象，以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讲，学科基础理论的深度体现着学科的成熟度，任何学科要想真正跻身于科学之林，获得社会的承认，就必须要有坚实而深刻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档案学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行政效率改革”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经验科学的色彩。因而，建构一个完善成熟的基础理论体系，追求理论的深刻一直是档案学学科建设的重点问题，虽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深刻性也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科学的标准。和其他学科相比，档案学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包括基本的学科范式建设、学科独具的理论归纳和充满理性自觉的学科发展史认知等等。③虽然，当前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存在着弱化的趋势，重视程度日渐下降，但也还是有一部分学者在关注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以《档案学研究》为例，*～*年共载有学术论文204篇，其中档案理论与历史方面的论文达63篇，占论文总数30.9%。④然而，值得遗憾的是，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成果中，真正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务实探索档案学基本理论的视觉宽广、思想深刻、实事求是的档案学论著和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容乐观，而那些脱离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际、盲目引用其他学科和国外档案学理论的论著和所谓“研究成果”俯拾即是。⑤又如胡鸿杰教授所言，“从表面上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档案学界的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涌现，但是，如果认真将这些‘学术成果’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只有很短的‘保鲜期’。”⑥基础理论研究的浅薄，主要表现在简单移植和引入其它学科的时髦概念与理论．或是针对某一问题的无意义的浅层次的争论，或是对现有理论与观点的反复炒作以及对国外理论的盲目套用。这些现象大量出现在当前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以致于有学者曾慨叹，当前档案学界真正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太少，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成果太少，有个性有创见的观点太少。基础理论研究不“深”的倾向，只会更加淡化档案学的学术色彩，无法增强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与阐释力，从而进一步削弱档案学的学术地位与尊严。

第二，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不够务“实”。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彼此分工，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学科的健康成长，需要两者的协调统一发展。如果只重视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那么该学科将永远留在“经验科学’’的层次上，其学科地位也很难得以社会的承认。反之，如果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应用理论研究，那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就不会在实际工作中获得普遍的应用．其理论以学科体系也将始终处于畸形状态。

档案学应用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主要是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根本取向在于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尊重档案工作实践的客观发展情况及其实际需要．着力于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较具体的各种理论和认识问题。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不但需要一部分人深入地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也需要一部分人能够切实地关注应用理论的研究．力求使学科的理论能够真正转化为可行的实践方案与方法，最大限度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可以这样说，注重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和应用理论研究一直是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在当前的档案学界更加盛行。不但有一部分档案实践工作者一直在思考与总结自身实践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还有一大批高校的研究者投人其中。特别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的应用与推广，一系列新的实践问题如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档案网站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大量涌现，从而引起了很多的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文章。然而，纵观发表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有关档案应用理论研究的成果，笔者发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有些文章仅仅对个别地方或某一具体问题的简单经验总结，或是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简单描述，根本不具备普遍的借鉴与指导意义，也谈不上理论总结；二是有一部分文章并不是针对于解决某一实际问题而作，严重脱离实践，大而空，所提出的观点或是过于超前，或是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都不能对实践问题的解决有实质性的启发与指导。就以电子文件的管理为例，近十年来，相关的文章可谓不少，但真正对电子文件管理实践起到实质性作用的成果却不多见。再以数字档案馆为例，早几年，随着图书馆界数字图书馆研究之后，档案理论界也掀起了数字档案馆讨论的热潮，然而，当近年数字档案馆建设真正进人实质性的建设阶段之后，档案理论界却鲜有探讨，一时万马齐喑。再如．有关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的争论不知为多少人写文章提供了素材，而实践中却根本不存在这一问题的困惑。总之，当前档案学界对应用理论的研究不务实的风气比较盛行，所谓的研究成果也就成为了飘浮于实践表面的几滴浮油，根本无益于档案工作的实践。以至于很多档案实践工作者对我们的成果都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根本不予关注，而所谓的研究，也就成为了一种浪费资源和制造“学术泡沫”的庸俗活动，极大地损害了档案学学科与档案学研究者的社会形象。

二、改进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思路

实事上，正是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从而造成了当前档案学的“里外不是人”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窘境。档案学既不能凭借自身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结构而树立自身的学术尊严．独立存在于学科体系之林，从而获得整个学界的承认．又不能够为档案实践工作者提供先进有效的理论指导，真正解决档案管理实践中的种种问题，而被档案实践工作者所尊重。因此，对于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存在的这两个问题，笔者表示深深的忧虑。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这些问题，不能改变基础理论研究不“深”与应用理论研究不“实”的研究趋势与倾向，档案学理论研究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成绩，也就不能够改变档案学学科所面临的尬尴局面，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将进一步走向弱化与边缘化。所以，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牢牢把握这样两点：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要向“深”处走，努力向“上”看，二是应用理论研究要向“实”处走，真正向“下”看。

(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往“深”处走。

造成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深”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影响，既与学科自身性质有关，也和档案学理论研究主体的状况分不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往“深”处走，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首先。创造良好的基础理论研究环境。长期以来，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档案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环境比较恶劣。一方面是由于有一部分人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缺乏了解和认识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从而导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无辜地背上了“玄”、“虚”、“空”的恶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得不到学界的尊重与承认，所做的工作也被认为是一种“务虚”和“无用”的浪费行为。另一方面，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长期的理论积淀与丰厚的学术涵养，同时也需要研究者能够坚守僻静的领地，真正作深入持久的潜心研究。因此，做基础理论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想真正做出成果，非常不易。由于受高校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的引导。学界浮躁风气盛行，大量学者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一味追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就使得很多学者对基础理论研究望而却步，也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为了多出成果，不断地转换研究视点，而不专注于某一问题作深入的研究，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追求易出成果的时髦领域，从而退出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基于以上原因，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缺乏一个健康的环境，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造成了基础理论研究人员匮乏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因此，当前基础理论环境亟待改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吸引和聚集一批固定的研究者，对其作深入专一的探索。

其次，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学术研究的进步需要争鸣，需要在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学者应当具有的自觉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在学术活动中的体现。“揭露已经作出的观察中的错误与瑕疵，更精确地观察同样或类似的事实．研究不同种类的材料以便进行比较，更充分地诠释事实，批判或改进归纳推理的办法”，⑦不但是学者做出学术贡献的一种途径与使命，也是学术进步的推进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已明确指出：应大力提倡学术批评，积极推进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相互交流与学术争鸣。基础理论是对学科基本问题的总结，是对学科研究对象最高层次的理论概括，需要不同的研究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探究与思考，才能够逐渐走向深刻，真正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框架还不完善，很多概念与理论都值得重新审视，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张扬学术个性，对于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更为迫切。正如覃兆刿先生所言，“这一阶段的档案学呼唤深入的个性研究，需要更多的针对‘档案’这一事物的不同诠注，哪怕表现出众说纷纭，彼此批评，但我认为这种纷呈和这种也许不够平正的作品恰是贡献的本身。因为，只有丰富多彩的个性探索，才能促使档案学共同范式的形成．才能推进学科的成熟。同时，也只有内在学术个性的彰显，才能保持档案学总体上比肩于相关学科的独立个性。”⑨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档案学界学术争鸣的风气不够浓重，档案学者普遍缺乏批评与反思精神，习惯于固守思维定势与原有理论，从而使得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鲜有开拓性、超越性的成果出现。因此，要使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大力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培养学派，鼓励学术争鸣：

最后，培养集成者与原创者。倡导批评与反思精神，鼓励学术争鸣，是为了能够通过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深化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使我们的理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当我们对某一问题作了充分的不同角度的探讨之后，则需要有人能够从更高的层次归纳与集成现有的观点与认识，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框架。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够真正达到深化与提升基础理论的目的。遗憾的是，当前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探讨中虽然也产生了一些新观点、新理论，但由于缺少较有功力的集成者，使得很多问题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就以档案定义为例，对档案定义的探讨不乏其人，但却没有达到“越辩越明”的效果，现有的档案定义少说也有数十种，以致于我们对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无法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在当前我国档案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中，类似的“元问题”混乱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近几年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对某一现有概念与理论反复炒作的现象比较严重，往往是某些学者从外国引入一些概念或理论，国内便掀起讨论的热潮，却少有立足实践与国情，立足我国档案学发展历史而有所创见的原创者。因此，在提倡学术批评与反思的基础上，还须培养一批集成者与原创者，这是确保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向“深”处走的关键所在。

(二)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要往“实”处走。

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应该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关注实践的问题。但是，单纯的关注还不够，还要向“实"处走，要使应用理论能够真正地发挥启发与指导实践的作用和功能．不能只停留于单纯的“应该这样那样”的指手划脚的价值研究。目前，要改善当前我国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使之向“实”处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改变传统的研究模式。自档案学专业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之后，大量的档案学教师与研究生就成为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体。而这些身居高校的档案学研究者大多都是高校直接培养的师资，很少有人有过档案工作的经历，与档案工作实践接触甚少。此外，在从事科研的过程中，高校与档案管理机构之间也很少交流与互动，几乎没有什么合作研究项目。应用理论研究关注的是实践问题，也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解决档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而这样一种以高校教师为研究主体，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互不往来的研究模式，使得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也加剧了当前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不“实”的问题。因而，传统的研究模式有待改善，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鼓励和引导档案实践工作者参予应用理论研究，改变当前以高校教师为主要的研究主体结构；二是加强高教与档案部门的合作与交流，促进高校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如当前各地的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项目．就可以吸收高校档案学者参与，两者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发研究。

其次，优化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与推广以及我国不断推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档案事业与档案工作的面貌，新问题、新矛盾大量涌现，强烈地呼唤着理论的关注与回应。大量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从不同理论角度加以审视与探究，许多应用性的项目也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技术背景，这一切都对新时期的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大都是在人文知识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面狭窄，对技术也知之甚少。这一问题的存在，就使得很多理论工作者无法对实践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无法深入实践，参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因而，大量的所谓应用研究成果，也都不过是远离实践的“空中楼阁”，或是充斥大量时髦词汇，简单引用当前某些应用学科的观点与理论的文字垃圾．或是对实践问题无关痛痒的价值判定。因此．调整档案学者的群体知识结构，改造我们的学术队伍是克服当前应用理论研究不“实”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此，档案应用理论研究者要勇于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学习和引入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关注；对整个档案学界而言，必须倾力于培养新型的学术研究人才，开放式地吸引其他领域的研究力量，改造档案学术队伍的群体知识结构。⑨

最后，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指作为社会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因为其不仅在社会学这门科学中所作用，同时也是众多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都可以普遍采用的一般性方法。由于我国的社会科学最初脱胎于以辩证理性见长的传统的人文科学，因而在研究方法上都带有浓重的人文思辩色彩，缺乏严格和规范化的方法论指导。这一缺陷，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引自于西方，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很早就建立了成熟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因而，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日益重视，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入和应用其规范化的方法，以改进和深化学科的理论研究。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关注的档案管理实践，直接面向档案管理工作以及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因而也需要运用科学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才能够真正揭示和发现隐藏于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事实上，当前国内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不“实”，在很大程度就是由于缺乏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所致。很多学者都是闭门静坐，从事书斋式的研究，很少有向“下”看的举动．大都是从文献资料中查找材料。也没有规范化的的调查研究、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大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因此．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应当积极地学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在研究中充分地运用这些方法，使自身的研究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