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执法教育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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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对检察机关提出了重大课题。因此，创新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执法理念在我国司法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普遍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研究。在我国，不同主体对于执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原则、价值和要求，如公平、正义、效率、廉洁等，但具体内容又有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前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为指导。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检察机关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其天职，应当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治安总体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贯彻“严打”的刑事政策，控制犯罪的理念占主导地位，这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相契合。惩治犯罪、控制犯罪，这是任何国家、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立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但刑事法治实践表明，在现代多元社会，实现正义的方式需要多样性，过分偏重惩治、控制犯罪理念，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多年来，我国司法人员理念中，始终充斥着“高压”、“严惩”的字眼，对于刑事犯罪的处理没有很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偏重控制犯罪理念

多年来，人们习惯把检察机关当成枪杆子和追究犯罪的打手，形成检察机关浓重的控制犯罪执法理念。突出表现是重打击轻保护，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功能。主要表现是：宁愿多捕不愿少捕；宁愿错抓不愿错放；宁愿多诉不愿少诉。

具体表现在：1.逮捕法定条件的严格控制与逮捕适用的普遍化的矛盾。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但从审查逮捕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逮捕的后两个条件，即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被“淡化”、乃至“虚化”，逮捕的法定条件在实践中演变为“构罪即捕”，即在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能够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一般都批准逮捕，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率过低。

2.起诉裁量权的扩大与相对不起诉功能萎缩的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理论上称之为相对不起诉。但由于受观念、体制、立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对不起诉在实践中出现运行不畅、功能萎缩的状态。实践中，大量轻罪案件与重罪案件一样，遵循着基本相同的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仅有很少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分流，相对不起诉的价值仅在极小范围内得以体现。

偏重程序控制理念

程序控制理念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工具式”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它的高成本使贫穷者望而却步，它的精细与复杂使审判日益笨重。司法实践中存在轻罪案件迅速审理的原则与简易程序受到限制的矛盾。对于轻罪案件广泛运用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主流，但在实践中由于审限的限制以及被告人不认罪的限制，通过设立简易程序达到减少积案，缩短诉讼周期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程序控制理念的单调性使其无法回应多样性的争端，在解纷止争面前日显捉襟见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诉交易制度，实践中却存在着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司法操作。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推行认罪协商实有必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中，只有自诉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规定，在公诉程序中则无。但实践中，刑事和解已逐渐突破原来的轻微刑事案件领域，甚至适用到盗窃、伤害等，尤其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更为普遍。

偏重刑罚羁押理念

当前突出表现是社区矫正出狱的兴起与轻罪案件监禁率偏高的矛盾。目前西方国家刑罚适用的重点已由监禁矫正为主转入社区矫正为主的模式，社区矫正不仅在适用率方面大大高于监禁率，且还有取而代之之势。这表明社区矫正将是犯罪矫正的未来方向。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实刑)为主要模式的。大量适用监禁刑不仅加大行刑成本，降低行刑效益，而且容易树立社会对立面，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与检察机关执法理念的更新重塑

根据和谐的内在价值要求，和谐作为司法机关执法理念的价值取向，使两个前提发生变革。一是国家治理犯罪的理念变革，不再视所有的犯罪为不可饶恕的罪行，相反，对某些犯罪是可以原谅的。这必然促使执法机关对犯罪本质作重新理解；二是刑事诉讼应该具有民事诉讼那样的解决纠纷的价值理念。“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内容之一，应注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重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重塑全新执法理念：

树立轻缓惩治理念

一是引进暂缓起诉措施，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是体现我国刑事法律与时俱进思想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改变目前以逮捕为主导的候审羁押制度，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适度提高取保候审率。笔者以为，对轻微犯罪应坚持逮捕的“谦抑性”原则，慎用逮捕措施。在逮捕条件上，应全面把握，整体衡量，“行为已构成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确有逮捕必要”二者缺一不可，实践中“构罪即捕”的做法应予以纠正。羁押决定引发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尖锐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是在社会利益和被告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就轻微犯罪而言，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适度提高取保候审率，是实现这种利益平衡的较为理想的方案。在这方面，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已经表现出积极的姿态，表示对于轻刑犯要采取更为轻缓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轻罪轻处，轻罪轻罚”，主张对于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过失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理。

树立程序自治理念

应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弥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对轻微犯罪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当事人和解后由侦查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

树立刑事控制与行刑社会化并重理念

在刑种刑制的选择上，落实刑罚经济原则和行刑社会化思想，将轻罪案件刑罚适用的重点由监禁矫正为主调整为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并重，广泛适用罚金刑和缓刑。罚金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刑罚体系中的主刑，并且将其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替代措施，逐步扩大适用范围。与此同时，缓刑作为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有条件执行的心理强制作用和依靠社会力量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一种措施，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