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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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

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读后感，介绍和评论我的三位同学（记者金凤，外交官冀朝铸，志愿军战士张泽石）的自述。为什么把这些人的自述，拿到《党史札记》中来评论？他们可以算是党史人物吗？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党史人物”有什么规格。我说过：把这些读后感列入党史札记，并不是主张把这几位自述者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各种人写自己经历的书，我在《党史札记》中还提到《温济泽自述》，他是右派改正的第一人。在《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中又列了《黄慕兰自传》，一位做秘密工作的老人的传奇人生，和剧作家杜高的《又见昨天》。如果开《二〇〇五年我的读书单》，还应该列上活跃的理论家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新闻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红色记忆》，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写信状告迟群的刘冰的《风雨岁月》和《求索：难忘的历程》，夫妇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还要加上刚读完的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戴临风的韵言为主加上旁白的诗体自传《千韵人生》。这只是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说的，不说挂一漏万，也是挂一漏百，挂一漏十吧。

这类自述性的出版物，不容易找到汇总的书单。常常是得不到出版消息，得到出版消息也找不到购书的地方。各种出版社都出这类书，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只有一个积极性，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此处不出我书，自有出我书处。”但是，从读者来说，如果几个出版社，成系列地出版这类书，形成几套丛书，使各个丛书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更好了。已经有几个出版社这样做了。一个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人生》丛书，其中我读过的有民主人士、廿年落难、晚年入党的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作家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翻译家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等多种，杜高的《又见昨天》就是其中的一种。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读过三种（黄药眠、文强、舒芜），还编了一种《口述历史》丛刊，已出三辑，希望丛书和丛刊能如约继续出下去。一个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冀朝铸那本即是其中之一，我看过的还有朱正的《小书生大时代》、何满子的《跋涉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消息闭塞，近年来没有听到这套丛书的下文。

聚散书为丛书，持之有恒，锲而不舍，积以时日，这样的丛书在出版界读书界就会形成名牌，发挥出散书难有的效应。

（八）关于自费印刷物

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编的《1957：新湖南报人》，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载了那一年报纸编辑部划“右派”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最大（一百四十三人中五十四人打成“右派”）的历史事件。五十四人中的刘皓宇，写了一本《人·鬼·人》，也是这样印出的。几年前我收到中央党校一位老干部杨德修自费印出的《自写当年》。最近，我还收到不相识的李理寄来自费印出的《俺这一辈子》。这样印出的书，日渐多了起来。

能自费印刷非卖的书籍，是一大开放。这叫做：“处处不出我书，我走自印之路。”但如果能由有眼光、有气魄的出版社，把那些质量高的、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书籍，公开出版发售，那就更好了。《虽九死其犹未悔》在群言出版社出版时，原定是严格限制的“内部发行”，差不多等于是自费印刷分送，到《百年人生》丛书中就公开出版了，这就是开放，这就是进步。

（九）关于境外出版物

境外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据说相当多，其中有的还因作者身份并被渲染而颇为风行。我只读过零星的几种，这零星的几种中有些我也不准备在这里加以评论。但《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里，列了两本境外出版物：高勇的《主政团中央》和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这两本书不能在大陆出版。前一本有作者的亲历亲闻，后一本有作者在大陆搜集的大量档案史料。我知道，有些著作，原来也是先在境外出版，后来在大陆也出版了，如：戴煌的《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沈志华的《、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这也是开放，这也是进步。

近些年我还读了几本“两案”被审或相关人员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属于自辩性质或反省性质的书。那些反省性质的书，是不是在境内也能出版？那些人的自我辩护，是不是也可以让人听听？自辩得全无反省，可以让人了解还有这样的人物和思想存在，自辩中如果包含有若干事实，那也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我知道，包括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在内的一套书，原来都是境外分别出版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由大陆用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印出。出版说明中说：“为了满足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现在这套书又由东方出版社再版，出版说明说：“由于上述图书当时印量很少，目前图书市场上已经绝版，但仍不断有读者来信索要复印上述资料。有鉴于此，我们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内部出版，限量发行。”如果照此办理，是不是可以把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两案”或相关人员的境外出版物，也在大陆“内部出版，限量发行”，供中共党史研究者参阅呢？也许，还要等多少年，等所说的事情真正成为久远的历史以后，才能这样做？

（十）关于国家档案和个人档案

《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在提到杜高的《又见昨天》时，一并提到李辉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这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是李辉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了“劳改犯”杜高的全部劳改档案，并在征得杜高同意的情况下予以公布，编成此书。杜高应不应该劳改，有关部门已经做出改正结论，这里无需再说。但是，既然在国家的公安部门接受劳改，这种档案本来只应该保存在公安部门，现在竟然流入了旧货市场。

流入民间进了旧货市场的国家档案，大概还有。一位不相识的民间收藏家给我送来一份他从旧货市场购到的档案，请我鉴定，看是不是真品。这是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预备会议和第一次正式会议的签到簿和记录纸。正式会议的记录还经过修改，改动的笔迹很像是本人的笔迹。历史情节是完全符合的，这我能鉴定；但档案是不是真品，我无法鉴定。我介绍他找中央档案馆。结果，档案馆告诉我，真有这件档案！不过现在还存在档案馆，那么人家送来请求鉴定的，就应该是复制件了。这样重要的档案怎么会那样精美仿真地被人复制，原件或复制件怎么会流入旧货市场，我就不知道了。

国家档案流入民间市场，这应该是个别的违规行为。但是，大量的个人档案：笔记、记录、日记、书信、照片、手稿、抄件、存件，收藏久了，成了有历史价值的档案。这是合法地保存在民间的。现在人们很注意保存、搜求、发掘和利用民间档案。一般地说，这对历史研究有价值，特殊地说，有些对党史研究也有价值。苏星的《调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记录》，就是利用个人档案整理出来的一部党史资料书。做好这类档案的发掘、整理、公布和利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整理和公布个人档案，整理的科学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出于某种考虑而删节原始文献，这种加工，我看一般没有必要，损害了史料的价值。

（十一）关于党史刊物

再说说读党史刊物的感想。还是限于我读到的，说白了，就是送给我的刊物。

研究性质的刊物，如《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还应该加上《党史研究与教学》等等，我都经常翻翻，并且时有所获。从我的兴趣说，我欣赏的主要是提供了新的史料的文章。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系统的史料，我就不大读了。《中共党史研究》译载的一篇文章，解开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那份追述报告中提到的致斯大林的两个电报之谜，我在《党史札记》里谈到了这件事情。《当代中国史研究》上有个小专栏，叫“国史札记”，时有引人注意的小资料，可惜没有注明资料的来源。是从档案中查来的？还是从当事人或知情者那里听来的？不说明，就让人不能放心引用。对于一个研究性质的学术刊物，这类学术规范还是注意一点为好。

通俗性质的刊物，如《炎黄春秋》、《百年潮》，我每期必读。地方上的这类刊物，我也翻翻目录，选读有兴趣的文章。读通俗党史刊物，也是时有所获，不胜枚举。比如，最近这一期《炎黄春秋》上白介夫的《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讲一位归国科学家坎坷而悲惨的命运，讲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同他的交往和愧悔；还有去年张根生的《我所了解的》，也是难得的一篇。我想如果只有前一类刊物，没有后一类刊物，党史文章大概就主要限于党史界内阅读，叫做“体内循环”，很难影响到界外了。有了通俗性质的刊物，在读者中的影响就扩大了。胡绳主张和支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正说明了这种远见。

我读这些刊物，除了时有所获外，有时也有这样的感觉：编者过分渲染“揭秘”、“内幕”、“鲜为人知”。也许是为了招徕读者吧。但对研究党史的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鲜为人知，几乎是人所共知，说得挖苦一点，大概只有编者不知或故作不知。在低水平上重复过多地炒作已经熟知的题材，我觉得不是办刊的方向。当然，通俗刊物的读者一般党史知识不那么多，阅读范围不那么广，对党史研究者已熟知的东西也许还不知道，所以，向他们介绍这些近乎共知的东西还是有益的。但是，从刊物的质量和对积累党史成果的责任来说，主要还是提供当事人或相关者的亲历亲闻，或者是写作者对有关历史事件的新的研究，而用可读性比较强的方式表达出来。用剪刀和粘贴写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提高刊物的声誉。

地方的刊物，发表关于当地党史的文章，如《广东党史》发表的关于建国初广东公安局“二陈”被错误处理事件的文章，四川《当代史资料》发表的关于六十年代初期“萧李廖”因为向中央反映当地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被打击事件的文章，都属于提供重大事件信息的记述文章，价值是很高的。

还有一份周报，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也是我每期必读的。这份周报不是党史报刊，但时有党史文章。沈宝祥在周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根据他亲历的记忆和他个人所存的档案，写领导中央党校编《理论动态》推动拨乱反正的经过。最近预告，就要出书了。他今年还重版了另一部书，改书名为《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是纪念九十诞辰的一种表示吧。

（十二）关于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

前面说到党史研究成果许多并非出自党史学界内。什么叫党史学界内？大概是指在党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内工作的人员吧。但是，这样来定义界内外，是不是太狭窄了？不但那些高级领导干部、在领导身边的秀才和翻译、写自己经历的普通人，不算党史学界内，就是那些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工作者，写了党史研究著作，也不能算是党史学界内了。还有，那些专门从事有关党史的研究或用很大精力从事有关党史研究的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作家，记者，出版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以及离退休者，都不能算作党史学界内了。学界何必划得那么清那么严呢？

还有，所谓“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能不能够界定和划分得那样清楚？中央和地方的党史研究机构的经审定和批准的职务著作，也许可以叫做官方党史学，但是，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也会有而且必然有个人著述，这算不算官方党史学呢？党的领导人的回忆，也许可以叫官方党史学，但是算到哪个级别为止呢？算到哪个级别就不算了呢？还有一种看法，合乎官方观点、合乎党的历史决议的党史研究，叫官方党史学，不合的就叫民间党史学。这样划分也难。首先，由谁来做这种鉴定？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门科学，党性很强，而对共产党人来说，党性又内在地包含两个侧面：民主集中的组织纪律是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性；服从党的决议是党性，服从事实、服从真理也是党性。党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或者应该是能够求得统一的。所以，党史科学中的观点，归根到底，还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事实的检验。这样才能有信史、良史。其次，党的历史决议也要与时俱进，建国以前的历史决议不必说了，建国以来历史决议通过以后，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在历史总结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再次，历史决议只能判断党史上的重大是非，还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历史决议并没有做出判断。总之，研究的空间很大，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都是如此。

所以，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相轻相讥，只能互相伤害。

现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实行的是团体会员制，会员单位都是有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是不是狭窄了？是不是可以把凡属从事过或从事着党史研究的那些人员，都包括进党史学会里来？当然，要从组织上扩大党史学会，增加个人会员，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是不是党史学会从工作上，扩大联系面，在共同的大方向下，把大量从事过和从事着党史研究的人员都摆进自己的视野，加强同这些人在研究工作上的联系呢？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学会的活力，也有利于增强学会的影响力。我希望能够这样。

现在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些界外的研究不被界内重视，一些界内的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这种分隔，有对史实判定的龃龉，有对历史看法的分歧，也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差异。有分歧、有差异，就要分隔、就要对立吗？不应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草、讨论、通过历史决议前后，党史学界内外有过很好的良性互动。历史决议的形成，虽然有党史学者参加，但主要不是党史学者，而是全党高级干部。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史学者结合决议，对许多重大的党史问题重新进行研究，有力地配合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在高层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共同努力下，一些长期被尘封、模糊、扭曲的历史史实逐步得到澄清，一些长期被定论的历史问题重新得到评价。那个时期，党史研究有过一个高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获得新成果的文章、著作。

如何保持和加强界内外在党史研究中的良性互动？我想，在史料、史实、史观三个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

史料方面，界内这么多年做了大量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界外也挖掘、整理了不少。出版了的，当然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整理好了尚未出版的，是不是也可以在许可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共享信息资源呢？

史实方面，界内外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判定，一方面可能与掌握的不同史料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对史料有各自的解读。这就更需要加强交流，澄清事实。有些史实一时难以确认，可以存疑，也可以存异，同时做进一步的研究。

史观方面，问题可能复杂些。历史决议和以后各次全党代表大会的结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得出来的。我们研究党史，应该坚持历史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而不能随意动摇，更不能从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后退。但是，前面说了，历史决议也要前进，作历史决议并不能代替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在这个过程中，界内外不同的学者对历史问题的评价有共识，也有分歧。有共识，当然好办。有分歧怎么办？从界内的角度说，首先应当重视界外的那些属于尊重事实者的研究成果。界外的研究，有些相当扎实，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界内参考。界内外都应当尊重对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平等探讨，而不是简单拒斥或根本无视对方。当然，学术研究不是作决策，不是非得要统一，有些问题可能就是达不成共识，不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一九五六年，陆定一就宣布过党中央对研究近代历史的方针，倡导历史工作者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要求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而不是什么别的政策。这样不是很好吗？

拉拉杂杂谈了这样十二点，感想而已，没有经过深思。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