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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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以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的战略眼光，提升执政方略、健全执政体制、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只有通过促进发展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稳定。

统筹就是兼顾，兼顾就是和谐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观则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20世纪50年代，以刘易斯为主的美国经济学家将发展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国家却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是“负发展”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末，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的有机结合。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在《人类环境宣言》中明确指出要注重“持续增长”、“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渐得到认可。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观，强调“人本”重于“物本”，注重人的发展。接着，联合国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指数超越了经济领域，注重沟通平衡与协调、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其中，把人均寿命指标、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列入综合发展指数体系，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

中国共产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通过对现代化实践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和怎样判断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科学发展观的逐步形成。进入21世纪，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实践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理论也在为世界发展理论添加着宝贵的思想财富。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经验，全面深入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改革观，提出了“五个统筹”。这是一个充分体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战略思想，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必须摒弃落后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坚持“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面对我国农业发展滞后的现状，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建设，重点发展壮大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适度发展小城镇，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城市带。

统筹区域发展：要继续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也要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促进中部崛起，要在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方面下工夫，要继续关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武汉经济区等五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亮点。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兼顾并重，两者共同发展。要关心公共管理、关心社会保障、关心教育文化，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为此，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树立循环经济观念，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充分肯定。

“统筹”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它不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和谐之意。实际上，统筹就是兼顾，兼顾就是和谐。

以渐进式改革促进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的发展成就令国人振奋，令世界瞩目。特别是在这20多年中，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的深刻变化，表明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呼唤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26年来的改革，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法，经历了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进式、探索性的过程。渐进式改革具有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外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或者计划经济体制薄弱的边缘领域，给予市场经济一个试验空间；增量改革，在保留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双轨制改革，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单项突破性改革，集中对部分政策的变革；倾斜式改革，改革选择了那些影响较小又有建立新体制条件的地区作为突破口；普惠制改革，使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

实践证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处在总体攻坚的阶段，我们更要保持对今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识。

深化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使大多数人受益，必须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原则。为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贯彻“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今后的改革必须构建四方面的和谐：

1、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和谐。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评估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使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实现和谐。

2、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和谐。要注意克服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发展的现象，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3、中央权益和地方权益的和谐。要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种力量在改革中的积极性，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内部的权益分布更加和谐。

4、利益总量和利益分配的和谐。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进利益关系调整，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让人民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对顺利推进未来的改革至关重要。

在整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人民的富裕之道，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改革越深入，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越要注重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可持续发展要以“和谐”为核心

和谐不仅是党执政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古哲先贤们所追求的理想。“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十分丰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意指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取得平衡。“和”能产生新事物，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推及施政，“和”就是要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和而不同”，则“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就不能产生新事物，而是出现“同则不继”的局面。

将“和谐”用于人际关系，则能“宽则得众”，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反之，则会“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将“和谐”用于政治，则能“政通人和”，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反映出“和谐”的文化政策和“养士”政策的重要作用。“和谐”能促进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能出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局面。反之，只能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

将“和谐”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我国许多朝代的开初，为了给人民一个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机会，往往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和谐”政策，确实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过良好的作用。

将“和谐”用于外交，则能“协和万邦”，既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既不侵犯别国，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犯，体现出我国爱好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优良传统。

将“和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只有与自然界保持和谐，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人类社会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才能既满足代内需求，实现代际公平，又能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际关系的“和谐”理论是十分深刻的。它能够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并为中华民族带来稳定与祥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制定了协调、统筹的发展战略，从而推动社会走上“以人为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