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话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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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百年沧桑，神州巨变；伟人已逝，精神永存。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革命风格和崇高品德，倍加珍惜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邓小平理论。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强国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是我们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饱受苦难，国家积弱积贫。多少有志之士一直在探索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落后和贫困，走向富强和繁荣。一场探求强国之路的运动持续了100多年，并且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今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次回顾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缅怀前辈先贤的丰功伟绩，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坚定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鸦片战争以后漫长曲折的救国之路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开始。

自从大英帝国的炮舰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就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谁都想来吞食一口。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一味妥协投降，使得入侵者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从鸦片战争到的79年间，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过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领土的瓜分。英、美、法、日、俄、德、意等国，哪一个没有对中国人民欠下过血债？一个国家遭受如此众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轮番蹂躏，这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在经受了失败的痛苦后，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这一时期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数量之众多，条件之苛刻，也是历来所少有的。从中英南京条约到二十一条，哪一个不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块再肥的肉也经不住这么多的虎狼吞噬。中国人民在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后，终于认清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有那么多的有志之士一直在探求救国之道的原因。

要救国，就必须使国家强盛。那么，怎样才能使一个积弱不振的国家强盛起来呢？当时不少人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向西方学习上。他们看到西方国家靠先进武器、先进技术把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打得一败涂地，认定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学习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于是，林则徐首先提出“开眼看世界”，《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帮助人们“洞悉夷情”的著作应运而生。在这些书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影响最大，它不仅介绍了国外的情况，而且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比起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主张要高明得多。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把学习西方的思路进一步具体化了。在冯桂芬等人的影响下，李鸿章等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实业，发起了洋务运动。无论林则徐、魏源、冯桂芬还是洋务派，都把目光锁定在以“师夷”为强国之本上，这在当时虽不失为一种卓识，但用这种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因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子在于制度的腐朽和政府的腐败，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不推翻对内专制、对外媚敌的清朝政府，纵有西学洋器，纵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也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许多方面承续了洋务派的观点，但维新派的悲剧在于，他们虽有变革的愿望，但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光绪一个人身上，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当顽固派起来疯狂反扑时，维新派的领袖们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维新派为自己的不彻底性付出了血的代价。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把推翻封建帝制、实行民主共和、实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革命的目标，作为中国的强国之本，这比起洋务派、维新派的主张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孙中山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比如，他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号召推翻清朝政府的，所以他早期的民族主义仅仅包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把矛头主要指向满族统治者。其实，清朝的统治不只是满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是满汉地主阶级的共同统治，它的阶级基础是整个地主阶级，清朝政府就是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孙中山对这一点认识得并不很清楚。再如，在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没有反对帝国主义这一重要内容，这就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把这一内容补充了进去。孙中山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固守自己的观点，而是不断追求进步，因而能够在屡经挫折、反复斗争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实现了民主共和，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这一历史功勋决不能抹煞。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就其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一点来说，它比要彻底；但从这一革命本身来看，它又有许多不彻底性。首先，这一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经济制度，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命运没有根本改变。其次，这一革命虽然结束了君主专制，但因为没有触动这一制度的社会基础，所以，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在革命后能够操纵政坛、控制政局。像袁世凯这样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忠实走狗，摇身一变也成了民国的新贵。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领导的革命在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都不可能彻底。辛亥革命虽然曾经带给人们一线强国的希望，但最终这一希望还是幻灭了。孙中山去世后，上台，旧军阀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新军阀又登上了统治宝座，他们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反俄、反共、反对工农。以为首的国民党已经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代表。不推翻三座大山，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无法结束中国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国民党垮台的109年间，虽有若干短暂的光明，但总的来说，中国人民处在长夜漫漫的黑暗之中。他们呐喊过、抗争过，从来没有放弃过强国的愿望。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后受到的挫折，使得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不得不另辟蹊径，开创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但这条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开始时他们并不明确。正当有志之士彷徨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他们终止了犹豫，坚定了方向。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但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而且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大众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这是有史以来的空前大革命，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根本无法和它相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比起它来更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正是在这股冲击波的影响下，中国新一代的有志之士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他们从此下定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在新一代的有志之士中，同志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以俄为师，但从不拘泥于俄国的某些具体经验；他重视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从不把它当作必须机械重复的教条。这种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他能够创造出效法十月革命而又不同于十月革命、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同志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搬掉这三座大山，中国的社会面貌不可能改变。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倒三座大山，把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中，民主资产阶级不是对象，而是动力之一。资产阶级虽可以成为革命的盟友，但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这是由它的软弱性决定的。因此，领导革命的责任不能不落到大公无私、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并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无产阶级肩上。同志还认为，由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农民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依靠的力量，也是最可信赖的力量。新时期的中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联合各种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革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已经确定，那么革命的形式将是怎样的呢？同志认为，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但这种武装斗争又有别于十月革命。俄国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而在中国，由于反动势力集中在城市，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通过城市的工人起义来引发全国革命高潮，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中国革命的中心不能不选择在农村。同志提出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同志这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后来被他自己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突破陈规；既学习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又有所超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的成立，使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当时不少人认为，既然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三座大山已经被推翻，中国的发展从此一定会一帆风顺。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雄心勃勃，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由于方针明确、决策果断，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政局稳定，恢复经济的工作进展顺利，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有了初步发展，一个生气勃勃的新中国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一些断言中国共产党只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西方政客，至此也无言以对。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大手笔写下的一篇大文章。由于政策正确、措施得当，在短短的7年里，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到此时为止，我们的发展总的说是相当顺利的，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按理，既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既然同志宣布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告一段落，那就应当抓紧时机，集中力量，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才是强国富民之道。三大改造完成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也是这样确认的。但曾几何时，风云突变，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那股反苏反共潮流，给我们的领导人首先是同志本人造成极深印象，以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危急状态，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退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这种反共势力国际上有，国内也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的偏颇和判断的失当，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从此，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大确立的加快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方针被搁置了起来，这一搁就是20年。20年以后，当我们结束了“”，重新回到八大的方针、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原来经济发达的国家不必说，就是那些原来和我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国家，也在快速进步，已经今非昔比了。而我们自己，几乎还在原地踏步。中国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挫折。

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

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走出20年的低谷，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康庄大道的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是在“”垮台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当时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思想领域一片混乱，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同志晚年的错误，抛出“两个凡是”的口号。是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重大抉择。邓小平同志临危受命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的核心，是使全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审视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后来被党的十五大概括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新观点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不少讲话和文章中反复谈到，由于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偏差，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而轻视发展生产力，使得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人民的生活没有明显提高。所以他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优越，看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后来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针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邓小平同志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是富裕的。他明确地说，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要的是“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观和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重政治轻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截然不同，而是以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同志在发展问题上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把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加以具体化，提出了我国的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20世纪末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然后继续努力，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当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时，中国人民就基本上实现了温饱而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到了小康问题，并且用过“小康之家”、“小康状态”、“小康社会”等概念。讲得最具体、最明确的是1984年3月的一次讲话。他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加快发展，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的中心内容。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总结了他多年来关于发展问题的论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用十分简洁的语言阐明了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发展，不是单指速度和数量，而是指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强调发展，强调科学地理解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经验的结晶，是我们付出沉痛代价后所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成果。

改革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发展的动力在哪里？邓小平同志回答说，改革，只有改革。“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他的结论。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解放生产力。这是理论上的创新，也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按照以往的理解，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因为革命是要清除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受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虽也有一定矛盾，但不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但邓小平同志突破了这种旧的思想框框。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已建立起和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但长期以来我们从苏联借鉴过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就无从谈起。解放生产力，就是指把生产力从高度集中的、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改革。这种体制改革充满风险，会引起强烈的震撼，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经济体制必须改革，那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并且从理论上澄清了我们多年来的一个模糊观念，就是认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改革紧密相联的是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通过开放，打破了我国多年来的封闭状况，不仅使我们认清了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而且使我们能够借助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来加快发展自己。对外开放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一项长期国策，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加以阐明的一个重要观点。总之，无论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还是在改革方面，邓小平同志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发展和改革的内容在邓小平理论中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邓小平理论并不仅限于此。他曾强调，为了发展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他还提出，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很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强调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他多次谈到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并且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提出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方向。按照这个方向，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中国的面貌一定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沿着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勇前进。同志在担任总书记的13年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祖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局面。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

同志十分重视理论创新，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他在理论方面既继承前人又有所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出现新情况、中国共产党面临新问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虽仍是世界的主流，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这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既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也对我们造成了压力。今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内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已逾半个世纪，虽然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殷切地希望党能够继续带领他们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的要求，国家的前途，人民的期望，都使得我们党必须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的党和国家新的指导方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承担着建设国家的任务，因此，就不能不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执政地位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把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兴国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的崭新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新经验的科学总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载入了新的党章和修改后的宪法，它必将在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指导作用。

同志牢记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时时把广大人民记在心里，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之所以获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就是因为它利国、利民，而且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后继续前进的路标，是在总体达到小康以后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完成这一任务，将使我国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报告为中国人民描绘出一幅绚丽的发展蓝图，它必将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手里。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伊始，就面临国内外一系列的挑战，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事实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依靠群众，团结全党，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重大成就。无论是在克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方面，还是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他们都决策果断、指挥若定，从而充分证明，这是一个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驾驭全局、值得信赖的领导集体。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一定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就一定能够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10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英勇奋斗，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始终怀着炽烈和赤诚的强国愿望。但是，单有强国的愿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强国之路。经过多少代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付出，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条道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迎来无限光明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