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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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诚。”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陈云同志最为鲜明的品格。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陈云同志一向重视和提倡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读马列的著作。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整党，有关部门拟了一个整党的学习文件目录。他看后说：“这个目录中没有马列的书，应当选几篇进去。比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还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有的同志讲，马列的书太长。他听后说：“可以搞摘要嘛，还可以把我的文章减去几篇，只留一两篇就行了（当时书目上列了陈云同志的5篇文章）。这不是谦虚，我们的东西都是从马列那里来的。”后来，中央就此作出决定，在整党完成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有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这种观点引起陈云同志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1917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事件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对帝国主义本质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看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坚定与否，不仅要看他能否把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同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联系在一起，还要看他有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勇气。这种牺牲可能是流血、掉脑袋，也可能是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冤枉和打击。陈云同志历来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他最欣赏在原则问题上“能顶”的干部；最瞧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他自己首先做到。1959年4月，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所说的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说的，历史已经证明，把那说成错误并不符合实际；但说他“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陈云同志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

上世纪80年代前期，陈云同志除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那时，有的领导同志的子女以“自费”为名出国留学，实际是外商资助。有关反映送到陈云同志那里，他亲自出面，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说这样做不好，劝他们让孩子回来。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到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指着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他针对一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经济犯罪会妨碍改革开放的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他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党的十二大之后，他对我说：十二大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要告诉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对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危难关头更是挺身而出，无所畏惧。1989年春夏之交，他正在外地养病，当首都发生政治风波，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务委员开会，率先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由于他当时任中顾委主任，又在党内有崇高威望，因此他的表态对于平息那场政治风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陈云同志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或不理解，或予以责难。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云同志曾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遭受冷遇。可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和“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是乘机鼓噪。这些话传到陈云同志的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

陈云同志对改革开放始终真诚拥护、积极支持，并且提出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例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等等。但同时，他也反复提醒全党必须注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抓住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不放松，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能“松绑”。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总书记号召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应当学习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无限忠诚的精神，一方面为党在现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扎实工作，另一方面始终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